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错误认知制约了政治讨论，这对解决重要问题形成了阻碍。如果我可以摒弃这些认知，许多问题就没有看上去那么棘手了。
例如，迅速增加的财政赤字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难以克服。仅凭削减支出并不能减少赤字。美国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选民们也不支持减少在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上的投入，人们必须同时增加额外收入。好消息是，这并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前提是美国国会愿意从根本上重新设计税收制度。尽管茶党及类似群体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征税，但其实许多税收会让美国变得更富裕，而不会变得更贫穷。国家的发展更多依赖于这些税收。
对一项活动征税不仅能增加收入，同时也会抑制这项活动，税收抑制经济发展的观点也基于此而产生。对于一些有用的活动来说，通常如此，这些活动是当前税收收入的首要来源。例如，工资税会抑制创造就业，所得税（也是一种储蓄税）会抑制投资。
当征税对象变成那些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活动时，情况正好相反。驶入拥挤的高速公路会延缓大家的行进，给他人造成上千美元的损失，但高速公路相比于其他道路节省的时间微乎其微。购买重型汽车会使他人面临风险，其实轻一些的车型照样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对有害活动征税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在筹集急需资金的同时，还可以抑制这些弊大于利的活动。
反政府分子明确地将这类税收指责为“社会工程”，试图“控制我们的行为，操纵我们的选择，以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例如，政府为了减轻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而征收汽油税，总会招致这种指责。
这样的抱怨是很空洞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社会工程。禁止杀人和偷窃的法律旨在控制人们的行为，操纵人们的选择，并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就是社会工程。同样还有噪声条例、速度限制，乃至停车标识和交通信号灯。社会工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工程，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无法接受的伤害。只有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支持一个没有社会工程的世界。
如果彻底禁止有害行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为什么基于同样目的的税收不可以呢？事实上，在抑制这些有害行为的方法中，相比于法律和法规，税收的成本和强制性都更低。那是因为，税收对危害的抑制作用主要依赖于那些更容易改变行为的人们。
例如，如果政府对污染征税，那些能以最低的成本减少污染排放的企业会抢先采取减污的举措，从而避免被征税。同样，如果政府按重量对汽车征税，那些更容易换成轻型汽车的人就会换一辆，其他人则会觉得缴纳税收更划算一些。
会对他人造成不当损害的行为还有很多。酗酒会增加其他人遭遇车祸的概率，吸烟会使他人患相关的疾病，排放二氧化碳会加剧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
对有害活动征收的每1美元税都会相应地减少对有益活动的征税。由此获得的资金不仅可以削减财政赤字，而且可以降低工资税。削减这部分税收可以刺激就业，使低收入家庭担负得起对有害活动新征的税。
当然，无论何时，都应尽量减少政府支出的浪费。国防支出和石油公司的补贴都没有受到预算削减的影响，同样还有臭名昭著的乙醇补贴项目。这类项目需要更仔细的审查。
我要再次强调，未经恰当考量的支出削减通常是弊大于利的。久久不对高速公路进行维护，实际上会增加未来的财政赤字，因为随着维护的不断延迟，成本会急速累加。
对危害性活动征税是削减支出、筹集必要的资金的最佳途径。只有认为人人都有权利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才会认为这侵犯了所有人的权益，因而反对征税。并且，由于这些税收会使国家的“经济蛋糕”变大，我们更不应以无法承受其代价为由而反对。
只有在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之后，才应分段征收这些新税。但是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税收最低的时期，如果当时的美国领导者仍坚持认为一切税收都是罪恶的，政府就不太有意愿征收新税。
这样转变税收政策可以增加人们的可支配资源。用不着任何牺牲，人们就可以创造绰绰有余的收益，从而消除政府债务，整修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基础设施。
这是一个大胆的观点。但是在本书中你将会看到，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人们已经熟知的逻辑和事实。简单来说，好消息是，每个能够清楚地了解并聪明地应对有害行为的社会，存在大量可供驱遣的闲置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