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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了解穆勒的思想是在高中时代，他在文章中写道，限制个体自由的唯一合理性在于避免对他人的伤害，对此我到现在都十分认同。尽管穆勒不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们却对他表示赞同，常常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然而，那些对自由的合理约束，要远比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反政府激进分子预想的更多。
针对美国经济重回正轨所需要采取的政策，最激烈的反对意见来自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右派人士，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些人的论点。不同于多数的左派批评人士，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自由主义者们对世界的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市场是竞争性的，人是理性的，政府在约束每个公民行动的自由之前必须充分证实约束的合理性。尽管每个假设都有待商榷，但即便人们全盘接受这些假设，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理论框架的致命缺陷在于一个本身毫无争议的论述，那就是在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中，表现的优劣取决于相对标准。比如说，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并不取决于他在绝对意义上的表现，而是取决于他在职业比赛中相对于其他选手的表现。回报取决于排名这一事实推翻了个体与集体利益一致的预设，而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完全不受约束的市场体系的基础也随之瓦解。
并非只有反政府激进分子误解了市场交换的逻辑。许多进步思想家长久以来持有的观念也与这一逻辑存在冲突。尽管这些进步思想家指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缺陷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弄错了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因此也常常搞错了应对这些缺陷的最佳途径。
例如，许多左派批评家把市场失灵归咎于不充分的竞争，但是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基本属性。如今市场的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却无益于缩小市场失灵的范围，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