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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名副其实的开创性洞见。生产者迫切地改良产品设计并进行降低成本的创新活动，仅仅是为了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和利润。短期看来，他们能够如愿以偿。但是竞争企业会立即效仿创新行为，由此导致的竞争将迅速使价格降至更低的水平。斯密认为，消费者会成为所有这些变动的最终受益人。
斯密的许多当代追随者认为他提出了更为鲜明的主张，那就是市场总会借由个体的自利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斯密自己的阐述要谨慎得多。他写道：“追求利润的企业主只是谋取自己的利益，但无论怎样，他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促成原本不在他意图之内的结果。对社会来说，不参与并不总是坏事。”
斯密从未确信由“看不见的手”促成的结果在所有情形下都是好的。他的怀疑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写道：“哪怕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从事相同行业的人也很少聚在一起，他们交谈的结果往往是针对公众的共谋，或者抬高价格的办法。”
对斯密来说，神奇的是这些自利行为通常会导致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如斯密一样，现代的进步批评家倾向于将市场失灵归咎于抑制市场竞争的阴谋。但是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市场竞争要比现在更容易受到抑制。“看不见的手”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竞争过程本身的逻辑。
达尔文是最早清楚地发觉问题症结所在的人之一。他的核心洞见之一是，自然选择对某些行为和特征的偏好主要依赖于这些行为和特征对生物个体的影响，而不是对群体的影响。
他承认，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在有些时候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得到类似“看不见的手”造成的结果。举例来说，一只鹰的基因突变带来的更敏锐的视力可以增加这只鹰自身的利益，同时，这一突变在鹰群中的扩散使鹰这一物种更加成功。
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基因突变虽然对个体有所助益，但对群体来说却是极为不利的。在内部斗争激烈的种群中，基因突变的这种影响是必然的。雄性动物体形大小的演变便是佐证。多数脊椎动物是一夫多妻制的，意味着一个雄性个体可以与多个雌性个体交配。对这些雄性个体来说，关键是获得交配资格，因为一些雄性个体获得多个配偶就意味着另一些雄性个体得不到配偶，无法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它们会成为最终的失败者。因此，雄性会通过激烈的争斗来抢夺配偶也就不奇怪了。在这些争斗中，体形大小是很重要的，因此便有了进化的“军备竞争”，从而产生块头越来越大的雄性个体。
象海豹的演化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颇具启发性。
雄性象海豹的重量通常有将近2.7吨，是雌性象海豹重量的5倍多，相当于一辆林肯领航员越野车的重量。在交配季节，一对对成年雄性象海豹进行持续1小时的激烈斗争，直到一方落败，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爬走。获胜者会拥有对将近100只雌性象海豹近乎排他的交配权。但是，尽管块头比对手更大使雄性象海豹个体更容易在争夺配偶的斗争中获胜，身躯过于庞大却会明显阻碍雄性象海豹群体的生存，因为这使它们更易受到鲨鱼和其他捕食者的攻击。
如果雄性象海豹有机会通过投票决定每个个体的体重是否减半，它们有充足的理由投赞成票。因为，在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相对大小，而不是绝对大小，所以，对于特定的一对一的较量而言，这一改变并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却会降低每个雄性象海豹个体被鲨鱼捕食的风险。然而，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能让雄性象海豹进行这样的投票，每个雄性象海豹个体也不会单方面让体形变小，毕竟，体重比同类差太多的个体是永远无法与雌性进行交配的。
人类互相争夺奖励时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冲突。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
，借以说明这些冲突的实质。谢林发现，冰球运动员可以自由选择在冰场上是否要戴头盔，但他们总是不戴头盔，而如果可以对此进行投票选择，他们反而会支持制定规则要求他们戴头盔。这使谢林感到疑惑：如果头盔这么重要，他们直接戴上不就得了？为什么还需要制定规则呢？
谢林为了解决他的疑惑而进行了观察。他发现不戴头盔能带来一些竞争优势，可能是不戴头盔可以使运动员看或听得更清楚，也可能是不戴头盔使他们可以恐吓对手。获得竞争优势的吸引力胜过了不那么实际的利益，也就是降低受伤的概率，因此运动员们欣然接受了随之而来的额外风险。问题在于，当每个运动员都不戴头盔时，并没有人取得相对优势，所以才需要外在的规则。
正如谢林所阐明的，冰球运动员遇到的问题与信息不完全、缺乏自控力或者认知能力不足无关，这些缺陷往往成为政府干涉的依据。
显然，问题也不是由剥削或其他不完全竞争造成的。相反，这正是再平常不过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运动员们支持戴头盔的规定，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在比赛中确保他们的安全的途径。像在更衣室放一块牌子，提示大家戴头盔可以降低重伤风险这种简单的“助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他们需要的是强制性的规定。
自由主义者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一规定剥夺了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这又该如何应对呢？这种反对就类似于反对军备控制协议，因为这剥夺了协议签署方选择军备投入的权利。当然是这样，但是这就是协议的关键所在啊！处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中的各方，往往会意识到：只有约束他们各自的行动，才能实现想要的结果。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在他所著《论自由》（
On Liberty
）中提出，只有在没有其他干涉性更低的办法来避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才可以限制个体的行动自由
。戴头盔的规则似乎是满足这一条件的。不戴头盔的运动员会给对手造成威胁，降低对方赢得比赛的可能性，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戴头盔的规则反而带来更大的伤害，就不会有人支持了。不过这是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并不涉及深刻的哲学原则。
回报取决于相对优势的情况会催生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例如，在达尔文学说中的军备竞赛里，造成个体与集体利益冲突的隔阂，同样可能解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工作场所中无法自行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全。传统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出发点基于这样的观察：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更危险的工作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一是因为雇主节省了安装额外的安全设施的花费，因而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二是因为人们一般偏好安全，倾向于选择更安全的工作，除非做更危险的工作确实能赚得更多。根据“看不见的手”的一般原理，员工之所以会为了更高的工资收入而选择接受更低的安全保障，是因为额外的收入足以补偿安全性的降低。但是这一论述的前提是，对额外收入的价值衡量仅仅基于其所增加的绝对消费量。然而，如果一个员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他还可以获得其他收益。他当然可以增加绝对消费量，但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相对消费量也更多。
例如，多数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一些人可能为了支付更好的学区房的月供，接受薪水更高但更危险的工作。然而，其他员工也是这么想的，学校质量是一个内在的相对概念。因此，如果其他员工也通过牺牲安全来换取更高的工资，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哄抬了好学校附近的房价。最终，每个人的工作安全性都会降低，然而没有人可以实现自己最初甘愿牺牲安全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样，在军备竞赛中，当各方都大肆置办武器时，没有任何一方会比以往更加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可能更希望世界是一种人人都更加安全的状态，即便这意味着工资水平更低。但是，每个员工只能掌控自己的工作选择，而无法左右他人。如果一个员工选择了一份更加安全的工作，而其他人并没有这样选，那么这个员工将被迫把孩子送进差一点的学校。如果想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这些员工就必须联合行动。此时，轻微的助推仍旧不会有效果。仅仅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不采取某种行为，也不能消除促使个体这样做的动机。
达尔文关于竞争的理念并非来自厂商之间的互动，而是来自动植物种群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意识到这两个范畴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达尔文的分析揭示了竞争机制的缺陷，但这并非由于竞争不充分，而恰恰是源自竞争过程本身的逻辑。他的理论的核心前提是，自然选择只对能促进繁衍的个体性状变异有利。如果一种性状使个体可以更好地生存和繁衍，这种性状就会被选择，否则，就会逐渐消失。达尔文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对个体有利的变异同样也会有利于种群的利益。但是，他也同时看到，许多增进个体利益的特性却会对种群造成损害。
瞪羚的奔跑速度属于前一种情形。成年瞪羚的长途奔跑速度可保持在每小时48公里，而其短时爆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6公里。瞪羚的速度是如何变快的？站在进化的角度，跑得更快似乎是更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然所有的种群都应该跑得更快才对。绦虫的行动是很慢的，毕竟在它们的生存环境中，速度快慢并不那么重要。瞪羚之所以跑得快，是因为在其进化环境中，跑得快是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在瞪羚的天敌中，非洲猎豹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并且在两者生存的地域中很难找到藏身之处。因而对于现代瞪羚的祖先来说，跑得慢意味着更容易被捕食。
促使瞪羚跑得更快的选择压力来自被天敌捕食的威胁，因此更快的奔跑速度对瞪羚个体和整个种群都是有利的。
在一定程度上，跑得更快对于所有个体和种群都是有利的。在速度这一特性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关于节省成本的创新行为和设计更有吸引力产品的行为的论述是一致的。
然而，还有其他一些特性，在增进个体繁殖适度的同时却会给整个种群造成损害。这种冲突往往体现在能够增加种群内部个体一对一竞争优势的特性上。
一个例子是雄性麋鹿大到异乎寻常的鹿角。这些作为武器的鹿角并非用来对抗天敌，而是用来与其他雄性麋鹿争夺雌性麋鹿。在这样的争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鹿角的相对大小。导致鹿角变大的突变使雄性个体更容易击败它的竞争对手，获胜的雄性麋鹿取得了与雌性麋鹿的交配权，其后代便也带有这种突变特性，因此，这种突变就会很快扩散开来。更多的特性随着一代代的繁衍而逐渐积累，形成一场“军备竞赛”。这一过程似乎已经稳定了下来，目前北美雄性麋鹿最大鹿角的长度超过1.2米，重量超过18千克。
尽管在这一进程中，每种基因突变都增进了个体的繁殖适度，其累积效应却使麋鹿群体的情况变得更糟。例如，庞大的鹿角使雄性麋鹿在繁密树林中行动受限，因此更容易被狼捕杀。鹿角相对较小的雄性个体会更容易从捕食者那里逃脱，但是由于它在与其他雄鹿的斗争中具有先天的劣势，它也很难将小型鹿角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简而言之，雄性麋鹿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鹿角较大的个体更容易赢得战斗，使对手更容易输掉战斗。因此，更大的鹿角给个体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群体。如果每只雄性麋鹿的鹿角都变得更小一些，那么整个群体将会获益。
之所以会存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因为繁殖适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能够在自然选择中胜出的，是具有相对优势的特性。并非任何有用的基因变异都可以在种群中得到扩散，它还必须在与其他变异的竞争中胜出。通常，如果进化中的一个特性有助于个体战胜种群内的其他个体，那么它对整个种群来说就是一个缺陷。在生存竞争的每一个阶段，相对优势使个体之间互相淘汰，最终，当这场竞赛平复下来时，整个种群的发展却会面临阻滞。
我计划以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为起点进行探究，这些“热爱自由”的人们，在这样的主张下，会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对此，达尔文的核心见解可以提供许多关键思路。自由主义者的选择显然有赖于他们对自由竞争市场的期待，而他们的期待一直受到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及其对完全竞争的假设的引导。传统的市场怀疑论者担心的竞争障碍在达尔文关注的自然环境中几乎完全不存在，然而达尔文对于竞争过程的见解本身就为市场怀疑论提供了有力支撑。更深入地研究这种见解如何动摇“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是很有意义的。
自由主义者对不受管制的市场的信念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消费者拥有完全的信息，以及市场是竞争性的。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仔细研究，才会发现达尔文的理论框架对这两个前提构成的挑战。当然，面对数百万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不可能了解所有可行的选项。但是消费者对于可能重要的选项，可以说是相当了解的，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去获取这些信息。同样，没有一个市场可以满足完全竞争的严格条件：市场出入完全自由，有大量的生产同质、标准化产品的企业，每个企业只占据市场份额的一小部分。然而，多数市场可以被视作是竞争性的，因为如果出现更好的机会，一些企业主最终会做出改变，并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简单来说，达尔文所带来的挑战无关乎传统市场怀疑者所主张的市场竞争不充分。如果自由主义者要授权政府来管理企业，原因也不会是竞争不充分。
但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同样需要一些额外的假设，而已有的事实会使任何理性个体质疑这些假设。第一个假设是，面对众多选择，人们会理性地思考相应的成本和收益。第二个假设是，就物质资源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而言，重要的是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两个假设都失效了，从而削弱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效力。你们会在本书中看到，第二个假设的失效所造成的问题尤其严重。
至于第一个假设，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并不像传统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在意成本和收益
。比如说，对于立即会造成影响的成本和收益，哪怕再小，人们通常都会十分在意；但对于不确定会产生或者延迟很久才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即便再高昂，人们也会不为所动。通常，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态度也存在差异。这种不对称性本身并不意味着非理性，但是这种差异通常会导致对决策者来说不好的结果。
理性假设失效了，于是人们授权给政府，由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重整决策环境，以使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但是我在此不会阐释政府会如何应对这些假设的失效，这不是本书的主旨。塞勒和桑斯坦在他们合著的《助推》中早已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我要关注的是，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在经济决策中，人们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相对处境，那么当这位自由主义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时，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讨论并没有偏离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