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时常过分迷恋过往。然而有时候，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来说，现状确实不胜往昔。比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人的收入都以每年近乎3%的速率迅速增长。那时，中产阶级充满经济活力，道路和桥梁都维护良好，每年还会大肆兴建新的基础设施。约翰·肯尼迪总统强烈号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什么。”这令美国人欢欣鼓舞。那时，人们坚信，美国能够在登月竞赛中拔得头筹。那时的人们是乐观的。

然而好景不长。在政府干预的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增速极其缓慢，只有那些收入处于顶端的人才赚得盆钵满盈。美国大型公司高管的薪水在此期间增长了10倍，而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员工工资实际上却下降了，中产阶级大多负债累累。

在当时的美国，建设高速铁路系统、智能电网等紧缺基础设施的提案被一再搁置，已有的基础设施也因失修而日益破败。穷人和富人同样受颠簸的公路和危险的桥梁的困扰。供水和排水系统也频频出现故障。数不胜数的学校被废弃，许多美国人生活在因缺少维护而随时可能倒塌的水坝下。苏联削减了用于隔离未加妥善处理的核原料的开支。

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是在这些紧迫的问题面前，美国政府似乎不能有所作为，几乎陷于彻底瘫痪的境地。之所以会如此，通常是因为他们刻意忽视了支配人类行为的基本事实和逻辑。

对此，一个有力的佐证便是美国没能解决由2008年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顽疾”。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萧条时期做出的解释：深陷泥潭的经济鲜能自行恢复。 他指出，消费者是不会带头刺激经济的，因为他们自己都还承受着债务的压力和失业的恐惧（如果还没失业的话）。投资者也不会带头刺激经济，因为大多数企业的生产已经过剩。最后，凯恩斯推断，政府才是唯一既有能力又有动力刺激支出，从而提振就业的角色。

人们普遍失业的情形，就像飞机每天起飞时座位还都是空的，没有任何价值。毫无疑问，必须采取一切办法避免这种浪费。然而经济刺激计划的批评者立即谴责政府支出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他们无视了那么多迫切需要关注的好项目。例如，根据内华达州交通局的数据，如果立即修复80号州际公路上一段16公里的破损路面，将会花费600万美元；但如果推迟至两年以后才进行修复，那时气候和交通使用会对路面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进行同样修复的花费将达到3 000万美元。

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人员和设备都被空置。同时，伴随着全球市场的萧条，生产所需原料的价格异常低迷，为这些项目融资的利率也接近历史最低水平。这些本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完全不需要额外的经济刺激。然而，无知极大地限制了当时的政治对话，政府因此无法有所作为。

反对经济刺激的人以担忧财政赤字为由支持政府不作为，但赤字是长期问题。没有人觉得基础设施的维护可以被永久拖延下去，这件事情越早做就越节省，长期来看反而会减少赤字。赤字当然是必须应对的问题，但要在经济完全恢复之后再应对。

同样是带头打着担心财政赤字过高的旗号而反对额外经济刺激的这些人，却投票支持削减美国国家税务局的预算。可信的证据表明，美国国家税务局的预算每减少1美元，就会减少10美元税收，导致赤字净增加9美元！这样的政策竟然会被众议院批准，意味着美国政府正渐渐成为一个无知的政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由无知导致的政治瘫痪，使人们应对哪怕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都会受到阻碍。

同样是这些领导者，他们通过投票削减了对养育低龄儿童的低收入妇女的营养支持，削减数额超过了10亿美元，而且还减少了0.7亿美元的美国国家净水循环基金。这些计划原本不仅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时也能杜绝日后代价高昂的问题。削减这些支出，只会增加未来的赤字，而不是减少赤字。

小布什总统针对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减税政策计划于2010年取消，这些人在反对取消减税政策时竟也忘记了他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忧。许多富裕的人已经拥有了一辈子无法享尽的财富，延长减税政策的期限几乎无法产生刺激经济的效果。因取消减税而增加的政府收入，可以用来支撑更加有效的刺激措施，若将其补贴给各州，可能会帮助缓解大量教师、警察和消防人员的失业问题。然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档访谈中不无嘲讽地表示：“在经济衰退期间增税可不是个好主意。”

还有一个不那么紧迫但可能无比重要的问题：一直以来，针对全球变暖的消极科学预测不断增加，而美国政府对此的态度却是漠视，甚至是敌视。质疑气候变化的人通常合理化他们不作为的理由，那就是这些求变的呼声缺乏严谨的科学理论的支撑。但是，最杰出的科学家们也很快承认，他们的预测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气温上升的幅度比预期要小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同样也可能更大，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极有可能是一场灾难。根据给出的气温可能增加的范围及其增加的概率，“不确定性”就是政府理应采取行动的最有力依据。

例如，2009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知名的综合全球系统模型（Integrated Global Systems Model）做出预测，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有10%的可能会在2095年上升6.67摄氏度以上。 这种幅度的温度增加最终将意味着地球上生命的终结。简单的政策措施就可轻松化解这一威胁，如对二氧化碳排放课以重税。如果分阶段逐步施行这一措施，人们就可以慢慢适应，而不用承受痛苦的牺牲。

任何理性的政策举措都可以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掌控能源政策的议会领袖们甚至固执地否认问题的存在。富有经验的国会观察员表示，有意义的气候法案几乎不可能立即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在一个无知政权的领导之下，这样的立法在政治上显然是绝无可能的。 q4t7o/flJZaE5AKkUgaTJIcUWpyyO6kDFqm/ugX+OJZ6DboeE8SvOywnPsNrLI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