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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关于竞争的理念并非来自厂商之间的互动，而是来自动植物种群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意识到这两个范畴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达尔文的分析揭示了竞争机制的缺陷，但这并非由于竞争不充分，而恰恰是源自竞争过程本身的逻辑。他的理论的核心前提是，自然选择只对能促进繁衍的个体性状变异有利。如果一种性状使个体可以更好地生存和繁衍，这种性状就会被选择，否则，就会逐渐消失。达尔文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对个体有利的变异同样也会有利于种群的利益。但是，他也同时看到，许多增进个体利益的特性却会对种群造成损害。
瞪羚的奔跑速度属于前一种情形。成年瞪羚的长途奔跑速度可保持在每小时48公里，而其短时爆发速度可达到每小时96公里。瞪羚的速度是如何变快的？站在进化的角度，跑得更快似乎是更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然所有的种群都应该跑得更快才对。绦虫的行动是很慢的，毕竟在它们的生存环境中，速度快慢并不那么重要。瞪羚之所以跑得快，是因为在其进化环境中，跑得快是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在瞪羚的天敌中，非洲猎豹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并且在两者生存的地域中很难找到藏身之处。因而对于现代瞪羚的祖先来说，跑得慢意味着更容易被捕食。
促使瞪羚跑得更快的选择压力来自被天敌捕食的威胁，因此更快的奔跑速度对瞪羚个体和整个种群都是有利的。
在一定程度上，跑得更快对于所有个体和种群都是有利的。在速度这一特性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关于节省成本的创新行为和设计更有吸引力产品的行为的论述是一致的。
然而，还有其他一些特性，在增进个体繁殖适度的同时却会给整个种群造成损害。这种冲突往往体现在能够增加种群内部个体一对一竞争优势的特性上。
一个例子是雄性麋鹿大到异乎寻常的鹿角。这些作为武器的鹿角并非用来对抗天敌，而是用来与其他雄性麋鹿争夺雌性麋鹿。在这样的争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鹿角的相对大小。导致鹿角变大的突变使雄性个体更容易击败它的竞争对手，获胜的雄性麋鹿取得了与雌性麋鹿的交配权，其后代便也带有这种突变特性，因此，这种突变就会很快扩散开来。更多的特性随着一代代的繁衍而逐渐积累，形成一场“军备竞赛”。这一过程似乎已经稳定了下来，目前北美雄性麋鹿最大鹿角的长度超过1.2米，重量超过18千克。
尽管在这一进程中，每种基因突变都增进了个体的繁殖适度，其累积效应却使麋鹿群体的情况变得更糟。例如，庞大的鹿角使雄性麋鹿在繁密树林中行动受限，因此更容易被狼捕杀。鹿角相对较小的雄性个体会更容易从捕食者那里逃脱，但是由于它在与其他雄鹿的斗争中具有先天的劣势，它也很难将小型鹿角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简而言之，雄性麋鹿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鹿角较大的个体更容易赢得战斗，使对手更容易输掉战斗。因此，更大的鹿角给个体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群体。如果每只雄性麋鹿的鹿角都变得更小一些，那么整个群体将会获益。
之所以会存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冲突，是因为繁殖适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能够在自然选择中胜出的，是具有相对优势的特性。并非任何有用的基因变异都可以在种群中得到扩散，它还必须在与其他变异的竞争中胜出。通常，如果进化中的一个特性有助于个体战胜种群内的其他个体，那么它对整个种群来说就是一个缺陷。在生存竞争的每一个阶段，相对优势使个体之间互相淘汰，最终，当这场竞赛平复下来时，整个种群的发展却会面临阻滞。
我计划以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为起点进行探究，这些“热爱自由”的人们，在这样的主张下，会选择什么样的政府。对此，达尔文的核心见解可以提供许多关键思路。自由主义者的选择显然有赖于他们对自由竞争市场的期待，而他们的期待一直受到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及其对完全竞争的假设的引导。传统的市场怀疑论者担心的竞争障碍在达尔文关注的自然环境中几乎完全不存在，然而达尔文对于竞争过程的见解本身就为市场怀疑论提供了有力支撑。更深入地研究这种见解如何动摇“看不见的手”的解释，是很有意义的。
自由主义者对不受管制的市场的信念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消费者拥有完全的信息，以及市场是竞争性的。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仔细研究，才会发现达尔文的理论框架对这两个前提构成的挑战。当然，面对数百万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不可能了解所有可行的选项。但是消费者对于可能重要的选项，可以说是相当了解的，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去获取这些信息。同样，没有一个市场可以满足完全竞争的严格条件：市场出入完全自由，有大量的生产同质、标准化产品的企业，每个企业只占据市场份额的一小部分。然而，多数市场可以被视作是竞争性的，因为如果出现更好的机会，一些企业主最终会做出改变，并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简单来说，达尔文所带来的挑战无关乎传统市场怀疑者所主张的市场竞争不充分。如果自由主义者要授权政府来管理企业，原因也不会是竞争不充分。
但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同样需要一些额外的假设，而已有的事实会使任何理性个体质疑这些假设。第一个假设是，面对众多选择，人们会理性地思考相应的成本和收益。第二个假设是，就物质资源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而言，重要的是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两个假设都失效了，从而削弱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效力。你们会在本书中看到，第二个假设的失效所造成的问题尤其严重。
至于第一个假设，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并不像传统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在意成本和收益
。比如说，对于立即会造成影响的成本和收益，哪怕再小，人们通常都会十分在意；但对于不确定会产生或者延迟很久才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即便再高昂，人们也会不为所动。通常，人们对收益和损失的态度也存在差异。这种不对称性本身并不意味着非理性，但是这种差异通常会导致对决策者来说不好的结果。
理性假设失效了，于是人们授权给政府，由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重整决策环境，以使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但是我在此不会阐释政府会如何应对这些假设的失效，这不是本书的主旨。塞勒和桑斯坦在他们合著的《助推》中早已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我要关注的是，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相信，在经济决策中，人们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相对处境，那么当这位自由主义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时，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政府？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讨论并没有偏离理性思考。
我最初了解穆勒的思想是在高中时代，他在文章中写道，限制个体自由的唯一合理性在于避免对他人的伤害，对此我到现在都十分认同。尽管穆勒不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们却对他表示赞同，常常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然而，那些对自由的合理约束，要远比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反政府激进分子预想的更多。
针对美国经济重回正轨所需要采取的政策，最激烈的反对意见来自自由主义者和其他右派人士，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些人的论点。不同于多数的左派批评人士，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自由主义者们对世界的最重要的基本假设：市场是竞争性的，人是理性的，政府在约束每个公民行动的自由之前必须充分证实约束的合理性。尽管每个假设都有待商榷，但即便人们全盘接受这些假设，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理论框架的致命缺陷在于一个本身毫无争议的论述，那就是在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中，表现的优劣取决于相对标准。比如说，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并不取决于他在绝对意义上的表现，而是取决于他在职业比赛中相对于其他选手的表现。回报取决于排名这一事实推翻了个体与集体利益一致的预设，而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完全不受约束的市场体系的基础也随之瓦解。
并非只有反政府激进分子误解了市场交换的逻辑。许多进步思想家长久以来持有的观念也与这一逻辑存在冲突。尽管这些进步思想家指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缺陷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弄错了造成这些缺陷的原因，因此也常常搞错了应对这些缺陷的最佳途径。
例如，许多左派批评家把市场失灵归咎于不充分的竞争，但是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基本属性。如今市场的竞争前所未有地激烈，却无益于缩小市场失灵的范围，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令我和自由主义的朋友很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是，什么会对他人构成危害。我们都认为政府对盗窃他人财产或向他人施以暴力等行为的限制是合理的，但真正棘手的是一些间接形式的伤害。
比如，尽管使用合成类固醇的短跑运动员甚至没有与离他最近的对手产生肢体接触，却使对手付出了巨大代价。对手可以选择不使用合成类固醇，并因此输掉比赛，从而使自己付出大量时间和努力却一无所获；这位对手也可以选择使用合成类固醇，恢复自己的竞争优势，由此招致严重的长期健康风险。无论做出哪种选择，最初使用合成类固醇的运动员都会给他造成相比于人身袭击或丢失自行车更重大的伤害。
然而，许多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依然坚持认为运动员有权选择是否使用提高成绩的药物。但是，为什么这项权利要凌驾于其他人避免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权利之上呢？仅仅因为伤害是间接的，这种伤害就可以打折扣了吗？
穆勒的伤害原则如果要保持一致性，就必须考虑间接形式的伤害。我对什么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的定义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太过宽泛，但是，即便是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也很难驳斥这一定义。就算自由主义者完全可以自由地同他人一起建立想要的任何类型的社会组织，他们也会选择同等对待直接伤害和间接伤害的社会。这有时会让人疑惑，因为相比于直接伤害，间接伤害通常更难以衡量。但是，有时直接伤害也是很难衡量的，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也不会有人质疑将直接伤害纳入考量。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有人对什么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进行了合理的定义，那么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监管机构就将与穆勒的伤害原则保持一致，实际上这也正是穆勒原则要求的。
错误认知制约了政治讨论，这对解决重要问题形成了阻碍。如果我可以摒弃这些认知，许多问题就没有看上去那么棘手了。
例如，迅速增加的财政赤字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难以克服。仅凭削减支出并不能减少赤字。美国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选民们也不支持减少在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上的投入，人们必须同时增加额外收入。好消息是，这并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前提是美国国会愿意从根本上重新设计税收制度。尽管茶党及类似群体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征税，但其实许多税收会让美国变得更富裕，而不会变得更贫穷。国家的发展更多依赖于这些税收。
对一项活动征税不仅能增加收入，同时也会抑制这项活动，税收抑制经济发展的观点也基于此而产生。对于一些有用的活动来说，通常如此，这些活动是当前税收收入的首要来源。例如，工资税会抑制创造就业，所得税（也是一种储蓄税）会抑制投资。
当征税对象变成那些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活动时，情况正好相反。驶入拥挤的高速公路会延缓大家的行进，给他人造成上千美元的损失，但高速公路相比于其他道路节省的时间微乎其微。购买重型汽车会使他人面临风险，其实轻一些的车型照样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对有害活动征税可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在筹集急需资金的同时，还可以抑制这些弊大于利的活动。
反政府分子明确地将这类税收指责为“社会工程”，试图“控制我们的行为，操纵我们的选择，以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例如，政府为了减轻对外国石油的依赖而征收汽油税，总会招致这种指责。
这样的抱怨是很空洞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法律、法规都是社会工程。禁止杀人和偷窃的法律旨在控制人们的行为，操纵人们的选择，并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就是社会工程。同样还有噪声条例、速度限制，乃至停车标识和交通信号灯。社会工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工程，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无法接受的伤害。只有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支持一个没有社会工程的世界。
如果彻底禁止有害行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为什么基于同样目的的税收不可以呢？事实上，在抑制这些有害行为的方法中，相比于法律和法规，税收的成本和强制性都更低。那是因为，税收对危害的抑制作用主要依赖于那些更容易改变行为的人们。
例如，如果政府对污染征税，那些能以最低的成本减少污染排放的企业会抢先采取减污的举措，从而避免被征税。同样，如果政府按重量对汽车征税，那些更容易换成轻型汽车的人就会换一辆，其他人则会觉得缴纳税收更划算一些。
会对他人造成不当损害的行为还有很多。酗酒会增加其他人遭遇车祸的概率，吸烟会使他人患相关的疾病，排放二氧化碳会加剧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
对有害活动征收的每1美元税都会相应地减少对有益活动的征税。由此获得的资金不仅可以削减财政赤字，而且可以降低工资税。削减这部分税收可以刺激就业，使低收入家庭担负得起对有害活动新征的税。
当然，无论何时，都应尽量减少政府支出的浪费。国防支出和石油公司的补贴都没有受到预算削减的影响，同样还有臭名昭著的乙醇补贴项目。这类项目需要更仔细的审查。
我要再次强调，未经恰当考量的支出削减通常是弊大于利的。久久不对高速公路进行维护，实际上会增加未来的财政赤字，因为随着维护的不断延迟，成本会急速累加。
对危害性活动征税是削减支出、筹集必要的资金的最佳途径。只有认为人人都有权利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才会认为这侵犯了所有人的权益，因而反对征税。并且，由于这些税收会使国家的“经济蛋糕”变大，我们更不应以无法承受其代价为由而反对。
只有在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之后，才应分段征收这些新税。但是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税收最低的时期，如果当时的美国领导者仍坚持认为一切税收都是罪恶的，政府就不太有意愿征收新税。
这样转变税收政策可以增加人们的可支配资源。用不着任何牺牲，人们就可以创造绰绰有余的收益，从而消除政府债务，整修长期被忽视的公共基础设施。
这是一个大胆的观点。但是在本书中你将会看到，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人们已经熟知的逻辑和事实。简单来说，好消息是，每个能够清楚地了解并聪明地应对有害行为的社会，存在大量可供驱遣的闲置资金。
02
我生于1945年，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要预测100年后将会发生的事情的话，到那时，就算预测失败，作古之人也用不着担心会被朋友取笑了。如此，我便斗胆做出如下预测：一个世纪以后，如果问及一众经济学专家谁才是经济学之父，多数人的回答将是达尔文。
如果在今天来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我的经济学同僚中会有超过99%的人推举亚当·斯密。对我个人而言，我对达尔文的推崇丝毫不影响我对斯密的赞赏。恰恰相反，翻开这位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的杰作——《国富论》中的任意一页，我仍然会惊讶于他广博、深刻的洞见。
达尔文自然非等闲之辈，然而鲜有生物学和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学者将他的名字与经济学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精通达尔文进化论的人会发现，他实际上深受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的影响。马尔萨斯曾是斯密的学生，而李嘉图则深受《国富论》的影响。因此，即便我的预言成真，斯密的拥趸照样可以视斯密为经济学的“祖父”。
我所做预测的依据是达尔文和斯密有关竞争过程的观点之间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区别。如今，斯密以其“看不见的手”这一理论而闻名，据其现代的信徒们所述，该理论认为客观的市场力量可以引导贪婪的个人行为，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像我在第1章中提到的，这样的界定是过于简化的，但是它捕捉到了斯密理解竞争过程的重要维度。不管怎样，对于反政府干预者来说，“看不见的手”理论对于不受管制的市场运行结果的乐观描绘，便是他们世界观的基石。这些人认为管制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可以良好地自行运转。
达尔文关于竞争过程的观点则截然不同。他的观察使他相信，个体动物的利益与其族群更广泛的利益存在深刻的冲突。我预测，迟早有一天，“看不见的手”将只会成为达尔文更普遍的理论中的一个特例。许多自由主义者笃信的理念，尽管可以在斯密的理论框架下说得通，却并不兼容于达尔文的体系。
尽管如此，“看不见的手”理论仍是革命性的天才之见，现在看来更是如此。厂商为什么会乐此不疲地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设计新产品？又为什么会为削减成本而改进生产流程？在斯密及他之前的许多人看来，这背后的动机显然只是赚更多钱。而其他人没有清楚看到的，则是这些行为激起的竞争者的反应，以及由此引发的动态机制会如何导致完全有异于初衷的结果。
如果一个生产者找到更省钱的生产方式，他便可以稍稍降低价格，继而抢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在短期内，他获得的利润会如愿飙升，但是市场份额的丧失会强烈刺激竞争厂商模仿其创新行为。一旦这种行为蔓延至整个行业，由此产生的竞争会驱使价格降至仅比最新的更低的生产成本高出一点点。这一变动过程的最终受益人便是消费者，因为他们能以越来越低的价格享受越来越好的产品。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距今不足250年的历史，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多么非凡的阐述！激发了斯密的深刻思考的这一规律，数以千计的杰出头脑也曾在更早时候观察到过，然而竟没有一人意识到其重要性，亚里士多德没有，哥白尼没有，牛顿也没有。
斯密很清楚，不加监管的市场并不总会产生好的结果。他关注的市场失灵多半涉及占有支配地位的市场领导者的卑劣行径。对此，他写道：
扩张市场和缩减竞争总会符合那些以利润为生的厂商的利益。这只代表人群中的某个阶级，而这些人的利益从来都不与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通常来自欺骗乃至压迫公众，在许多情形下两者兼有。
在斯密看来，市场失灵是由于缺乏有效竞争：厂商可能会在产品质量上欺瞒消费者；或者试图降低价格，以便将竞争者驱逐出市场，一旦成功后就重新抬价。这种混乱在斯密所处的年代屡见不鲜，现在尽管已经不那么常见了，却依然存在。
左派的社会批评家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非竞争行为来理解市场为何失灵。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强调，亚当·斯密的信徒们所设想的“传统秩序”与斯密所认为的能够更准确地描绘现代市场的“修正秩序”之间存在差异。
在传统秩序下，进入市场的消费者具有完备的偏好，而厂商则以尽量低的代价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是在加尔布雷斯的修正秩序下，具有影响力的厂商首先会考虑提供最容易生产和获利的产品，并雇用美国广告业的营销商们来说服消费者购买这些产品。
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主张持质疑态度，并举出一些企业失败的典型案例，比如在加尔布雷斯所处时代的福特埃德塞尔型汽车。
福特汽车公司在1957年9月大张旗鼓地推出这一车型，该车型以亨利·福特的儿子埃德塞尔·福特（Edsel B. Ford）命名，其高额的宣传预算中还包括一档广受欢迎的电视特别节目《埃德塞尔秀》（
Edsel Show
）。然而这从未真正点燃消费者的购买热情，这款车在1960年便停产了。
就在几年前，微软公司花费将近10亿美元开发了一款针对青少年的智能手机Kin。这款手机在2010年4月正式进驻商店，却在仅仅45天之后就因为滞销而被匆匆撤掉。
尽管存在这些失败案例，广告宣传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那些质疑市场的人看来，宣传的魔力是一柄双刃剑。驱动“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是人的贪婪，如果生产者能够以虚高的价格出售次等的产品，他们绝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如果竞争厂商使消费者以为买到的是更好但更便宜的产品，厂商们就可以赚很多钱。现在广告宣传的目的正在于此。如今的市场竞争显然远不够充分，但是相比于亚当·斯密的年代已经非常接近于无摩擦并且信息完全的理想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