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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科学基础课上讲框架时，总是先让学生做一个练习。练习内容是这样的：别想大象！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想大象。我还从来没发现有学生能做到这件事情。每一个词都跟“大象”这个词一样唤起了框架，而框架又涉及一种形象或者其他类型的知识：大象体格庞大，有蒲扇般的大耳朵、长长的鼻子，马戏团里有大象，等等。这个词的定义与该框架相关联。每当我们否定框架，也就唤起了框架。
尼克松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发现了这一点。水门事件期间，尼克松承受着辞职的压力，在电视上向公众发表演说。他站在所有人面前说：“我不是骗子。”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是个骗子。这给了我们一条有关框架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你在和对方争论时，切莫使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确立了一个框架，但那绝不会是你想要的框架。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自从乔治·W.布什进驻白宫那天起，白宫里就开始传出“税收缓解”（tax relief）
的说法。自此以后，这种说法几乎天天都会重复，介绍小布什政策的媒体会用它，然后它慢慢地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甚至一些自由派人士也开始用它。
你想想“缓解”这个词确立的框架吧。要有“缓解”，就必然有痛苦，也就必然有承受痛苦的一方和消除痛苦的人，而消除痛苦的人就成了英雄。如果有人想要阻挡英雄，那这个人就成了阻挡“缓解”的恶棍。
一旦“税收”这个词后面加上了“缓解”，就得到了一个带有隐喻意味的结果：税收是一种痛苦。带走痛苦的人是英雄，阻止他的人是坏蛋。这就是框架，由“痛苦”和“英雄”这类概念构成。唤起这一框架的语言出自白宫，进入了新闻通稿，进入了所有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很快，连《纽约时报》也用起“税收缓解”的说法来了。它不仅出现在福克斯电视台（Fox），还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它出现在每一家媒体，因为它是“总统的税收缓解计划”。很快，民主党人也用起了“税收缓解”这种说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一做法效果显著。我们看到，进步派采用了保守派的税收观点，推出了一套“针对中产阶级税收缓解”的计划。进步派接受了保守派的框架。保守派设下了一个陷阱：他们的用词把你扯进了他们的世界观。
这就是框架的作用，让语言吻合你的世界观。它不仅仅是语言，更重要的是观念，语言则承载、唤起这些观念。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保守派建立框架的例子，来自乔治·W.布什于2005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国情咨文里有句话用了一个了不起的隐喻。小布什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举手请准（permission slip）。”“举手请准”是怎么回事？他可以简单地说“（捍卫美国）我们不需要谁批准（permission）”。但说“举手请准”，意思就不一样了。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你什么时候需要举手请准？什么人需要举手请准？人们会向谁“举手请准”？最后，想一想这几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想理解当代的政治话语，这些都是你需要思考的问题。趁着你正在思考，我再给你提几个其他的问题。
我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就缘于自问的一个问题。那是在1994年的秋天，我正在看竞选演讲，读共和党的“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我问自己：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一定是彼此相关的吗？如果你是保守派，你对堕胎的立场跟你对税收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它跟你对环境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外交政策呢？这些立场是怎样彼此融合的？反对枪支管制和支持侵权法改革有什么关系？这种联系的意义在哪里？我搞不明白。我对自己说，共和党可真是些怪人，他们的主张合在一起居然没有意义。但突然之间，我冒出了一个尴尬的念头。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上，我都跟保守派持相反立场。那么，我对各项议题的立场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我同样搞不明白。对于一个从事认知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人来说，这简直尴尬透顶。
最终，答案还是浮出了水面。它来自一个完全意外的地方——家庭价值观研究。我曾问自己，为什么保守派这么爱谈家庭价值观？为什么有些价值观算是“家庭价值观”，有些就不算？为什么他们的候选人在总统竞选、议员竞选等活动中，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受到核扩散和气候变暖的威胁，却要大谈特谈家庭价值观呢？
此时，我想起我有个学生在几年前写了一篇论文，揭示出人们都喜欢把“国”隐喻为“家”。例如，美国有“开国之父”，有“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人们会说“送儿子们”上战场。这样的隐喻很自然，因为我们通常会从家庭与社区等小群体的角度，去理解国家等大型社会群体。
既然隐喻把“国”和“家”联系到了一起，我进而提出下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认识，那这是否意味着它们来自对家庭的两种不同认识呢？
我回过头去研究了一番，把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不同立场做了分析。我说：“让我们把它们放进方向相反的隐喻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把对国家的两种不同观点放进去，结果弹出了两套不同的家庭模型：严父式家庭（strict father family）和抚养式家庭（nurturant parent family）。我想你应该知道保守派和进步派各自对应哪个。
我第一次这么思考的时候，正好有人要我去语言学大会做个演讲，于是我打算谈谈自己的这项发现。听众里有两个人既是语言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散会之后，他们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说的这个家庭的严父式模型，它很接近实质，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会帮你把细节理清楚。不过，你应该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一下。你读过杜布森的书吗？”
我问：“谁？”
“詹姆士·杜布森（James Dobson）。”
我问：“他是谁？”
“你是在开玩笑吧。他的节目在美国3 000多家广播电台上播出呢。”
我说：“呃……至少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上没有他吧。我从没听说过他。”
他们笑说：“嗯……大概是因为你住在伯克利
吧。”
“我该去哪儿……呃，他写东西吗？”
“噢，”他们说，“写啊！他的书卖了几百万本，他最经典的作品叫《勇于管教》（ Dare to Discipline ）。”
我的朋友们的建议是对的。我听从他们的指点，来到本地的书店，在那儿我发现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着：严父式模型的一切细节。杜布森在当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政治人物，拥有价值一两亿美元的生意，在美国各地的报纸上都设有专栏，读者众多。他甚至还有专属的邮政编码，因为写信订购他的书和小册子的人太多了。他教人怎样利用严父式模型养育孩子，并且深刻地理解这与右翼政治、福音派信仰、自由放任经济、新保守派对外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严父式模型始于一整套的假设：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且永远如此，因为外面有魔鬼。世界也很难对付，因为竞争激烈，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错与对都是绝对的。孩子生下来就不好，因为他们只想做自己感觉好的事情，而不愿意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把他们改造好。这样的世界需要强大而严厉的父亲，他能够：
■ 在危险的世界里保护家人。
■ 在危险的世界里赡养家人。
■ 教孩子们明辨是非。
孩子需要做的则是服从，因为严厉的父亲是明辨是非的道德权威。严父式模型进一步假设，教孩子服从（也就是明辨是非）的唯一途径，就是他们一做错事，就给予惩罚，痛苦的惩罚。这包括狠揍孩子，一些保守派的育儿专家甚至建议用棍棒或皮带打孩子的屁股。有些学者建议家长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这么做，但是杜布森算比较开明，他在书里写道：“打15个月或18个月以下婴儿的屁股，是不可取的。”
体罚背后的理由如下：孩子做了错事之后，如果他们受了体罚，就能学会不再这么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培养起自律精神，不再做错事，以后会变得更顺从，行为更道德。如果不体罚做错事的人，世界就会下地狱，再也不会有道德可言。
这种内在的自律精神还有一个辅助作用：它是在竞争激烈的苦难世界里获取成功的必需品。也就是说，如果人有纪律，在这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上追求自我利益，他们就会变得成功、独立。就这样，严父式模型把道德与成功挂起了钩。讲究道德，实现成功，靠的是同一种自律精神。两者的连接点是个体责任和追求自我利益。有了机会、个体责任和纪律，追求自我利益应该能够促使你成功。
杜布森很清楚严父世界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两者的纽带是追求自我利益的道德，也是亚当·斯密的资本观的另一版本。亚当·斯密说，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被无形之手推至最大化。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在帮助所有人。
这又与把福祉视为财富的常见隐喻相关。比方说，如果我帮了你的忙，你会说“我欠你一份人情”或者“我亏欠了你”。帮别人做好事在隐喻中就像是给了别人钱，因此他“欠”了你，而且会问“我要怎样才能‘还’你的情”。
把这个隐喻应用到亚当·斯密的“自然法则”当中，就是如果人人都追求自我利益，那么靠着无形之手和自然，所有人的自我利益都将实现最大化。这也就是说，追求自我利益符合道德，而不这么做的人则有一个外号，叫作“空想改良家”（do-gooder）。空想改良家想要帮助别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还挡了那些追求自我利益者的道。因此，空想改良家搞坏了体制。
在这个模型中，“好人”也有定义。一个“好人”、一个道德的人，就是自律、顺从合法权威、明辨是非、知道对错、追求自我利益以实现成功和独立的人。好孩子长大以后就要成为这样的人。坏孩子不学习自律，不能依道德行事，不做正确的事，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自律来实现成功。他们不能照顾自己，因此变得依赖他人。
好孩子长大以后，要么学会自律、走向成功，要么就始终学不会。从这时开始，严父绝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
从政治上来看，这就转换成了不要政府插手。想想这一切对社会福利项目意味着什么。把不是一个人赚来的东西给他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不但没培养起自律精神，还滋生了依赖性。这套理论认为，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因为它们养成了人的依赖性。那么，严父式模型对预算有什么看法呢？假设国会里有许多进步派人士认为社会福利项目应该存在，而你则认为社会福利项目不道德，你会怎样阻止那些不道德的人呢？
在严父框架下，这一切变得十分简单。你要做的就是用减税来奖励好人，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因为成功表明他们有纪律、讲道德，而且你还要多多减税，这样政府就没钱留给社会福利项目了。从这套逻辑来看，赤字是一件好事。正如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所说的，赤字“饿死了野兽”。
举个例子，由于共和党人既不答应削减税收漏洞，也不答应提高税收来为之买单，于是2013年的全面削减政府项目“预算扣押”（sequester）得以实施。以下内容来自2013年2月20日《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美国一些政府机构削减预算的例子：
■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削减 16 亿美元。
■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削减约 3.03 亿美元。
■ 启蒙计划（Head Start）： 削减 4 亿多美元，将 5.7 万名儿童踢出该项目。
■ 联邦应急管理局救灾预算： 削减 9.28 亿美元。
■ 公共住房支持： 削减约 17.4 亿美元。
■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削减 2.09 亿美元。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削减 8.96 亿美元。
■ 特殊教育： 削减 8.27 亿美元。
■ 美国能源部用于保护核发电站的项目： 削减 9.03 亿美元。
■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削减约 3.61 亿美元。
■ 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 削减 6.65 亿美元。
■ 全球健康项目： 削减 4.11 亿美元。
■ 核管理委员会： 削减5 300万美元。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削减7 400万美元。
■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削减 300 万美元。
■ 美国国会图书馆： 削减3 000万美元。
■ 专利和商标局： 削减 1.48 亿美元。
保守派认为这是在削减“浪费性开支”，也就是在暂停“糟糕”的社会福利项目。
保守派反对一切政府管制行为吗？也不尽然。他们不反对军队，不反对国土安全部，不反对减税，不反对税收漏洞，不反对企业补贴，不反对保守的最高法院。政府有许多方面，他们都真心地喜欢，比如他们不反对政府对行业进行补贴。补贴企业、奖励好人（也就是这些企业的投资者）很好，完全没问题。
但保守派反对扶持和照顾。他们反对照顾普通人的社会福利项目，如儿童早期教育、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提高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错的，并试图从道义基础上将其消除。许多自由派人士认为他们是卑鄙、贪婪的疯子，实际情况比这可怕得多——保守派是真心相信这一套的。他们相信这是道德的，并且在全美各地都有支持者。持严父道德立场、认为其适用于政治的人，会相信这是正确的国家治理之道。
我们再花一分钟来想想这对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假设你是一个道德权威，你会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你会问他们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吗？当然不，你告诉他们就好了。父亲说什么，孩子就做什么，不准顶嘴。这种沟通是单向的。在白宫也一样，总统不会问你的意见，他说了算。倘若你是能明辨是非的道德权威，同时又拥有权力，那你就会使用它；如果你放弃了自己的道德权威，反而不道德了。
映射到外交政策上，就是你不能放弃主权。保守派认为，美国身为全世界最好、最强大的国家和道德权威，不应该去问其他任何人想要做什么，而应该直接动用军事力量。
这种信念连同它的一整套隐喻，长久以来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班上，流传着一个通俗的隐喻，叫作“理性行为者”。它是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反过来说，它本身又承载着另一重隐喻：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因此，所谓的“无赖国家”“友好国家”“敌对国家”的说法才会出现。此外，国家利益的说法也是基于这个隐喻产生的。
在这一套世界观里，本着你的自身利益行事是什么意思呢？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你按照有利于你自身健康和强壮的方式行事。既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人，那么出于同样的道理，国家健康（经济健康，有着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又强壮（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一件好事。在一个国家里不见得人人都健康，但每一家公司都应该健康，而整个国家则应该有很多钱。整套概念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自身利益呢？这就是整套概念下外交政策的主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行为者的隐喻认为，每一个行为者、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违背自我利益行事是不理性的。因此，人人都采取行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是理性。接着，再根据国家就是人的隐喻（“友好国家”“无赖国家”“敌对国家”等）说明，世界上既有成年国家，也有儿童国家。成年国家就是工业化的国家，儿童国家则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儿童国家都是落后的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如果你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就告诉孩子们怎样发展，告诉他们应该遵守怎样的规则，如果他们做错了事，你就施以惩罚，比如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操作。
联合国里都是些什么人？联合国里大多数成员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它们都是隐喻意义上的儿童。现在让我们回到国情咨文上面。美国应该在征求联合国的许可之后再入侵伊拉克吗？成年人是不需要举手请准的！“举手请准”这个说法本身就把你放回了小学或中学的背景下，你需要向成年人举手请准去上厕所。如果你是老师或校长，你是执掌权力的人，你是道德权威，就不需要举手请准，相反，其他人需要请求你的许可。2005年国情咨文里“举手请准”的深意就在这里。听众里的每一名保守派人士都立刻听出了话中的弦外之音。
通过四个强大的字眼——举手请准，小布什为其他国家做了成人—儿童的隐喻。他说：“我们是成年人。”他采用了严父世界观。无须强调解释，这根本就是自动诱发的，保守派们一贯喜欢这么做。
最后还要谈到保守派的道德等级观念。正如我们所见，在保守派看来，富人和那些能照顾好自己的人，比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更有道德。但更大范围内的道德优越感，是保守派思想的核心。其基本观念是，道德高尚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你怎么知道谁更有道德呢？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里，有道德者排在前头。保守派的等级顺序是这样的：上帝高于人类，人类高于自然，成年人高于儿童，西方文化高于非西方文化，“我们”的国家高于其他国家。这些就是普遍的保守派价值观。
因此，在美国南方各州，不听话的孩子可能会被学校老师用棍子“敲打”；有意堕胎的女性必须忍受尴尬的医疗流程，还得通知她的丈夫和父亲；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投票权遭到剥夺。简而言之，道德等级是文化战争中隐含的一部分。
现在，让我来谈谈进步人士对道德的理解以及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体系。它同样源自一种家庭模型，我称之为“抚养式家庭模型”。严父世界观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认为父亲是一家之主。抚养式家长的世界观则是性别中立、不分男女的。
父母双方对抚养孩子负有同等的责任。这里的假设是，孩子天生善良，之后还能变得更好。世界可以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是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双亲的工作是抚养自己的孩子，再让孩子们去抚养下一代。
“抚养”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三件事：共情；承担起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不只为自己，也要为家人、社群、国家和世界做到最好的承诺。如果你有孩子，就必须知道每一声啼哭意味着什么。你必须知道，孩子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需要换尿布了，什么时候做噩梦了。你必须好好照顾这个孩子，因为你有抚养他的责任。由于你不照顾好自己就没法照顾别人，因此你必须对自己有足够的照料，才能照顾孩子。
这一切并非易事，凡是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这很难。你必须坚强，必须努力工作，必须非常能干，必须懂很多。
此外，共情、承担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为所有人做到最好的承诺，这三者背后还直接跟形形色色的其他价值观挂钩。
首先，如果你能跟孩子产生共情，你就会保护他。这在政治上也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你希望保护孩子免受什么东西的折磨？犯罪和毒品必在其列。你还想让孩子不搭乘没有安全带的汽车，不抽烟，不吃到含有有毒添加剂的食品。因此，进步派政治重视保护环境、保护工人、保护消费者、保护人们免受各种疾病的折磨。这些都是进步派人士希望政府对本国公民施以的保护。但对恐怖袭击这一议题，自由派和进步派人士不太擅长从保护的角度谈论它。保护是进步派道德体系的一部分，但尚未得到足够清晰的阐述。对于“9·11”事件，进步派人士也没有准备出一整套说法。这很遗憾，因为抚养式家长和进步派人士都很看重保护，它是我们的道德体系的一部分。
其次，如果你能跟孩子产生共情，你会希望孩子生活圆满，做个幸福的人。如果你本身是个不幸福的人，就绝不希望别人比你更幸福。因此，做个幸福、生活圆满的人是你的道德责任。此外，教育孩子做个幸福、生活圆满的人，让他希望别人也都幸福快乐，也是你的道德责任。这是抚养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照料别人的共同前提。
最后，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抚养价值观：
■ 如果你希望孩子生活圆满，就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寻求圆满的生活。因此，自由是一种价值观。
■ 如果没有机会，没有成功，你就无法拥有太多的自由。因此，机会和成功是进步派的价值观。
■ 如果你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就会希望自己和其他人都能公平地对待孩子。因此，公平是一种价值观。
■ 如果你和孩子联系紧密，能和孩子心意相通，你们就能拥有开放的双向沟通。于是，坦诚交流也成了一种价值观。
■ 你住在社区里，社区会影响你的孩子的成长。因此，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一个社区内的合作开始变得有价值。
■ 要有合作，你必须有信任；要有信任，你必须有诚实、开放的双向沟通。信任、诚实和开放的沟通，是进步派对社区、对家庭的基本价值观。
这些都是抚养式家长的价值观，也是进步派人士的价值观。身为进步派人士，你们都有这些价值观。你也知道自己有，因为你认可它们。每一项开明进步的政治项目，多多少少都是以这些价值观为基础的。这也是进步派人士的含义所在。
进步派人士分为几种类型。以认知科学家（着眼点放在思维模型上）的观点来看，总共有六种不同的进步派，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型。他们都持有进步派价值观，但彼此之间又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
■ 社会经济进步派 认为，一切问题都与金钱和阶级相关。因此，所有的解决方案最终都是经济和社会阶级的解决方案。
■ 身份政治进步派 认为，受压迫的群体应该得到自己理应享受的一份利益。
■ 环境保护主义者 的思考角度是地球的可持续性、地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保护原住民。而且，他们认为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项重大的道德挑战，在它面前，所有其他议题都相形见绌。
■ 公民自由进步派 希望保护自由，反对自由受到威胁。
■ 精神进步派 是披着宗教或精神外衣的抚养者，他们的精神体验来自与 他人及世界的联系，他们的精神实践就是为他人、为社区服务。
■ 反独裁进步派 说，世界上有各种站不住脚的权威，我们必须与之对抗，不管对方是大企业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有这六种人都持有抚养式家长道德。但问题在于，许多拥有上述思维模型之一的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模型只是某种普遍模型的一种特例，并未看出各类进步派人士的共性。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思维模型才是进步派的唯一出路。这很遗憾，它阻碍了持有进步派价值观的人走到一起。进步派必须绕过这些狭隘的想法，因为他们的对立面早已这么做了——茶党的出现。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保守派们彼此憎恨。金融保守派痛恨社会保守派，自由意志主义者跟社会保守派、宗教保守派都相处不好，许多社会保守派不信奉宗教。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
把一群保守派领导者找来坐到一起，探求不同的保守派群体有哪些共同点，并讨论为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保守派事业，他们是否愿意达成一致。他们开办了杂志，成立了智囊团，并为之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实现的第一场胜利，就是让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
在1964年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虽然最终他在总统选举中输了，但保守派回到了战略桌前，给他们的组织投下了更多的钱。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守派注意到，美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并未变成保守派。在当时，“保守派”是个脏字眼儿。因此，1970年，路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在尼克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两个月之前（彼时他是美国商会的首席律师），写了一份备忘录，名为《鲍威尔备忘录》（ Powell Memo ）。这是一份决定性的文件。鲍威尔说，保守派必须阻止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走上反商业的道路。并且，保守派必须在大学内外设立机构，必须做研究，必须写书，必须资助向年轻人灌输“正确”思考方式的教授。
鲍威尔进入最高法院后，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采纳了这些想法。当时，西蒙是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说服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如库尔斯、斯凯夫、奥林，成立了文化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奥林教授荣誉头衔（Olin professorships）、哈佛大学奥林研究所，还有其他一些机构。这些机构把工作做得非常好，与之有关的人在各种议题上写的书都比左翼人士多。保守派支持他们这方的知识分子，给他们创造媒体机会。他们在各机构的大厅里设了媒体工作室，上电视很容易。
过了一段时间，右翼势力投下的研究资金和同期的媒体时间量直接挂起钩来。眼下，右翼势力的大金主科赫（Koch）兄弟正把钱源源不断地投入右翼竞选活动中。
这不是偶然现象。通过智囊团，保守派琢磨出了框架的重要性，也琢磨出了怎样为每个议题建立框架。他们着手研究怎样让这些框架发挥作用，怎样通过媒体吸引到自己的人。他们还创办了培训机构。弗吉尼亚领导力协会（The Leadership Institute in Virginia）一年培训数万名保守派，还在美国各地及其他15个国家持续运营项目。经过培训的保守派发言人能获得固定的谈话要点，电台、电视台和其他地方媒体的经纪人也会主动发出访谈邀约。
保守派已经研究出把自己的人团结到一起的方法。每个星期三，格罗弗·诺奎斯特都会将右翼势力各群体的领导人（80多个人）召集起来开会。他们在一起展开辩论，着手解决分歧，达成一致。倘若他们最终不能达成一致，就进行权衡。整个设想是，这个星期他在他的议题上赢，下个星期我在我的议题上赢。所有人不见得事事都能得偿所愿，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大部分东西。这样的聚会持续了20多年。近年来，每周三的诺奎斯特聚会扩大到了48个州。通过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The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保守主义思想扩散到了州的层面，这使得保守派人士把持了州议会，取得了国会选区，并靠着美国的少数选民支持，夺下了众议院。
直到2008年奥巴马大获全胜之后，激进的保守派茶党运动才从之前团结的保守派运动中分裂出来。
进步阵营至今没能迎头赶上。更糟糕的是，自由主义者和进步派人士相信了一套信条。这些信条的源头很好，但结果却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信条始自启蒙运动，头一条是这样的：真相必叫我们自由。由于人基本上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只要我们把事实告诉人们，他们就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从认知科学来看，我们知道人不是这么思考的。人们通过框架来思考问题，严父式框架和抚养式框架各有一套固定的逻辑。如果你希望人们接受真相，就必须让真相与人们的框架相吻合。如果真相不符合框架，那么留下来的是框架，真相则会被弹开。
神经学告诉我们，人们拥有的每一个概念（构建我们思考方式的长期概念），都由大脑突触使之实例化。概念并不会因为别人讲了事实就能改变。你可以把事实摆在人们面前，但要让人们理解它，事实就必须跟人们大脑里的突触相吻合。否则，事实就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人们不会把事实当成“事实”来倾听和接受，它们只会让人们感到困惑：怎么会有人这么说呢？之后，人们就会给事实标上“不合理”“疯狂”或者“愚蠢”的标签。进步派人士“用事实与保守派对峙”时，情况就是这样的。这几乎没有效果，除非保守派本身拥有能够理解那些事实的框架。
同样，许多进步派在听到保守派的演说时也不能理解，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保守派的那套框架。他们认为保守派太蠢。
保守派当然不蠢。他们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他们足够聪明。他们理解人怎样思考，怎样谈话。他们的智囊团专门做这些事，比如支持自己一方的知识分子、写书、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
当然，有些时候保守派也说谎。当然，说谎的政客不只有保守派，只不过小布什政府说了相当多的谎话，甚至天天说谎。
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许多让进步派人士火冒三丈的观点，却被保守派视为真理，因为那是按照后者的视角来呈现的。有些事情固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有些事情却是保守派按照自以为真相的方式来呈现的，我们必须将这两者区分开来。
那么，告诉所有人什么是谎言有用吗？让大家知道保守派什么时候在撒谎，当然不是毫无用处的，也没有害处。但要记住，仅有事实真相并不会带给你自由。
全美各地日复一日地重申全球变暖的科学事实，但它们全落在了保守派没有开窍的脑袋里——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与这些事实无法契合的框架。
还有一个同样源自启蒙运动的信条，它是这样说的：违背你的自身利益不合情理。因此，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会根据自身利益来进行推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外交政策，都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等认知科学家挑战了这一信条，指出人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思考的。尽管如此，大部分经济学仍然以“人天生总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思考”这一假说为基础。
这种理性观点对民主党的政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民主党认为选民会根据自身利益来投票。每当选民不根据自身利益来投票时，他们总是震惊不已，非常困惑。民主党人一直在问我：“共和党的政策明明深深地伤害了穷人，可穷人怎么还是投票去支持他们呢？”民主党采取的回应措施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向持保守立场的穷人解释，投票给民主党才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指出这是一个糟糕的策略，但民主党还是拿着脑袋一次次地去撞南墙。
在2012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政策只会对富人有好处。但最贫苦的保守派还是违背了自身利益投票支持共和党，哪怕罗姆尼对贫苦大众说过一些非常不友好的话，还被人录了音。
据说，1/3的民众认为自己是或者有一天能成为那1%的最富裕者之一。出于这个原因，他们通常着眼于未来的自我利益来投票。但其余2/3并不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会变成巨富之人的民众，为什么仍然投票给共和党呢？显而易见，他们并非根据自身利益在投票，也不是根据未来的自身利益在投票。
人不一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投票，而是会根据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来投票。他们通常会投票给自己认同的人。这并不是说人们从不关心自身利益。只不过，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投出的是自己的认同。如果他们的认同与自身利益相吻合，他们就会投票选这个。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认为人们总是根据自我利益来投票，那就大错特错了。
进步派还有一个误区是这样的：有一个隐喻说政治竞选活动就是营销，候选人是产品，候选人在各议题上的立场就是产品的功能和质量。由此引出的结论是，民意调查应该能决定候选人就哪些议题展开攻势。在哪一项议题上表明候选人的立场可以得到最高的支持率呢？如果是处方药，那你就在一个大打处方药牌的平台上展开攻势；如果是维持社会保障，那你就在大打社会保障牌的平台上展开攻势。你整理了一份议题清单，而这些议题就是你要大力宣传的事情。你还要做市场细分：根据不同的地区找出最重要的议题。当你到访这些地区时，就专门谈论这些议题。
这一套根本行不通。有时候它能派上用场，但共和党也会用这套策略来配合自己的实践。但他们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只说自己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东西。他们依照自己基础选民的框架来跟选民对话。而自由和进步派候选人往往爱看民意调查，认为自己往右移动的话能拉到更多的“中间派”。保守派从来不往左移，可他们却赢了！
为什么呢？从认知学的角度来看，选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35%～40%的人在政治立场上以严父式模型为主导。同样，以抚养式观点主导自己政治立场的人也有35%～40%。其余的人据说在“中间”。
中间派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没有哪种道德体系或者政治立场能定义他们。在“中间”的人，基本上都持有双重概念，在有些议题上持保守立场，在另一些议题上则持进步立场，而且每个人在不同议题上的立场或左或右，各不相同。
请注意，我说的是“主导”政治立场。我们所有人都有两种模型，或主动，或被动。进步派人士也看约翰·韦恩（John Wayne）或者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电影，而且看得懂。他们不会说“我搞不懂这部电影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有严父式模型，尽管也许是被动拥有的。如果你是保守派，但能理解奥普拉的观点，那么你也具备了抚养式家长模型，尽管同样是被动拥有的。人人都有两套世界观，因为这两套世界观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当中，人也不一定永远只靠一套世界观活着。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你生活在哪一套家庭模型当中呢？这个问题还不够具体。生活有许多方面，许多人在这部分的生活中采用一套家庭模型，在那部分的生活中则采用另一套模型。我的一些同事在家里是慈爱的抚养式家长，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但在课堂上则是严厉的老师。里根知道，蓝领工人在工会政治里是抚养者，回到家里就成了严父。他采用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隐喻，顺利地让这些工人把严父式思维模型从家庭中延伸到了政治上。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的目标就是在中间派心中激活你的模型。不左不右的民众有两种模型，用在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你要做的是让他们在政治上采用你的模型，也就是让他们在政治决定中采用你的世界观和道德体系。要实现这一点，你需要从你的世界观出发，利用框架跟他们对话。
不过，在此过程中，你并不愿意得罪此前一直做出相反选择的中间派。既然他们拥有并在生活的一些方面使用着两种模型，你仍然有可能通过激活另一种模型来说服他们。
克林顿明白如何激活别人的模型。他“借用”了对方的语言，比如，他会谈论“福利改革”，他会说“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克林顿依然在说他想说的事情，只不过用了对方的语言和词汇来形容它罢了。
事实证明，对女人好的事情对男人也是好的，对左翼好的东西对右翼也是好的。猜猜发生了什么？当小布什上任后，我们有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净化大气计划”（The Clear Skies Initiative）、“健康的森林计划”（Healthy Forests）、“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计划”（No Child Left Behind），
这些都是共和党在利用语言安抚拥有抚养式价值观的人，但他们实际的政策却采用严父模型。这甚至能够吸引尚有疑虑的中间派民众。在给基础选民打气时，同时运用奥威尔式语言（实际意义与表面字义相反的语言）来安抚中间派，也是保守派策略的一部分。
自由主义者和进步派人士一般会以防御姿态来应对这一策略。他们通常的反应是：“这些保守派是坏人，他们使用奥威尔式的语言。他们口是心非，他们是骗子、坏人。”
进步派说的不是假话。但保守派使用奥威尔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立场脆弱，没办法光明正大地说明自己的意思。想想看，如果他们公然支持“污染天空计划”“破坏森林计划”和“扼杀公共教育计划”，那会怎么样？他们会输个精光。保守派很清楚民众并不支持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奥威尔式的语言可以指明说话者的弱点。每当你听到奥威尔式的语言，就要留心它出现的具体地方在哪儿。因为它正好指向对方的脆弱环节，保守派可不是随处都在用它。注意这点，攻其要害，抢占优势，非常重要。
有一个涉及环境议题的好例子。右翼的语言大师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写出了长篇大论的指导文章，教保守派如何使用语言。保守派把这些文章当成训练手册，提供给所有的候选人、律师、法官，以及其他公众发言人，甚至还有想成为保守派公众人物的高中生。在这些文章中，伦茨告诉他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对保守派有利。
伦茨说服保守派人士，不要再提及“全球变暖”这个说法，因为它听起来太吓人了，还暗示了人类的主体性。他建议保守派在公共话语里使用“气候变化”，原因是“气候”听起来更为温和（想想棕榈树），而“变化”则始终存在，跟人类的主体性无关。到2003年，科学共识不利于保守派，伦茨又提议使用奥威尔式语言。他建议，就算谈及燃煤或核发电厂，也要使用“健康”“干净”和“安全”一类的字眼。一部加剧了污染状况的保守派法律，叫作《净化大气法案》（ Clear Skies Act ）。伦茨建议不用“全球变暖”的说法，暗示人们说科学并未达成共识，我们的经济不应该受到威胁。他的焦点小组的一次调查表明他支持排污权交易法。他提议使用“能源独立”的说法，支持继续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石油，但从不提“拯救地球”。
几年前，伦茨写了一份备忘录，论述怎样与女性对话。他说女性喜欢某些字眼，因此在跟女性受众谈话时，保守派要尽量多使用如下措辞：“爱”“从心眼里”“为了孩子们”。如果你听过小布什的演说，就会发现这些措辞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这种使用语言的方法，无异于一门科学。与一切科学一样，你既可以诚实地使用它，也可以不怀好意地使用它。这种语言使用的方法需要言传身教，还可以被当成一项纪律。保守派严格执行信息纪律，他们的许多办公室设有“比萨基金”：每回你用了“错误”的语言，就得朝“比萨基金”里投25美分。于是，他们很快就把“税收缓解”“半生产堕胎”一类的说法挂在了嘴边。
但是，伦茨关心的远远不止语言。他意识到，正确使用语言要从概念开始：为议题建立正确的框架，反映保守派一贯以来的道德立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严父道德观。伦茨的文章或著作不仅仅与语言有关，还针对每个议题解释了保守派的道理、进步派的道理，以及怎样从保守派的立场最有效地攻击进步派的论点。他很清楚：概念先行。
自由主义者们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是，他们以为自己这一方该有的概念已经都有了，自己所缺的无非是媒体曝光，要不就是少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时髦话，类似于保守派的“半生产堕胎”等。
你觉得自己只是缺少时髦话，但其实你真正缺少的是概念。概念以框架的形式出现，只要框架有了，时髦话说来就能来。有一种方法可以判断你是否缺少合适的框架。你大概早就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电视上的保守派使用“税收缓解”一类的四字词，进步派则必须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长篇大论的阐释。保守派通过既定的框架发出诉求，也就是税收是痛苦、负担，因此他们用“税收缓解”这四个字就足够了。但进步派却没有既定的框架，他们谈论自己的观点要花些工夫，因为没有既定的框架，就没有固定的概念。
认知科学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作低认知（hypo-cognition），也就是缺少你所需的概念，缺少能用一两个词唤起的相对简单的固定框架。
“低认知”的概念来自人类学家兼心理治疗师鲍勃·利维（Bob Levy）于20世纪50年代在塔希提岛上所做的一项研究。利维探讨了塔希提岛为什么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问题。他发现，塔希提人没有“悲痛”这个概念。他们感到悲痛，亲身经历悲痛，却没有相关的概念和名称。他们认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情感，也没有与悲痛相关的仪式和对悲痛的疏导措施。他们缺乏一个必需的概念，直接导致了自杀事件频发。
进步派也饱受“低认知”现象的折磨，保守派过去也吃过这方面的亏。1964年戈德沃特竞选失利时，他们手里没有几个像如今这样运用自如的概念。可时隔几十年，保守派思想家弥补了他们的概念差距。进步派这边的概念差距却依然存在。
让我们回到“税收缓解”这个词上来。税收是什么？税收是你为生活在一个文明国家所付出的费用——你花钱获得了民主和机会，花钱使用以前纳税人的缴费修建的基础设施：公路系统、互联网、整个科学体系、医疗体系、通信系统、航空系统……这些都是纳税人负担的。
你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税收的隐喻含义。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广告：
我们的父母，通过税收为我们，也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投资。他们用自己的税金，为我们的州际公路系统、互联网、科学和医疗机构、通信系统、航空系统和空间计划投资。他们投资未来，我们收获了税收收益，也即他们所纳税款的好处。如今，依靠他们的明智投资，我们拥有了大量的资产——高速公路、基础和高等教育、互联网、航空公司等。
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广告多年来反反复复地播放，最终它将建立起一个框架：税收，是对未来的明智投资。
下面，我们换用另一个隐喻：
税收就是为你所得的权利付费，偿付你在美国的会员费。你加入乡村俱乐部或者社区中心需要付费，为什么呢？游泳池不是你修的，但你必须维护它；篮球场不是你修的，但总得有人来清理它；壁球场你大概不会用到，但你还是得付费，要不然它就没法维持，变得破破烂烂。避税的人与搬到百慕大的企业一样，没有为自己的祖国支付会员费。纳税是爱国行为。抛弃我们的国家，不缴纳会员费，就是叛国。
也许老比尔·盖茨
说得最好。在争论是否保留遗产税时，他指出，他和小比尔·盖茨都没有发明互联网。他们只是在使用它，而且用它赚了几十亿美元。压根就没有“白手起家”这回事。每一名美国商人都利用了国内庞大的基础设施，而这些让他们赚了钱的基础设施都是纳税人负担的。没有人能只靠一己之力赚钱。他们靠着其他纳税人负担的东西致了富：银行体系、美联储、财政部和商务部、司法系统（十桩案件就有九桩牵涉公司法）。这些纳税人的投资，扶持了公司和富裕的投资者。他们欠了这个国家的纳税人一大笔人情，理应掏钱偿还。
这些都是对税收很准确的看法，但尚未嵌入人们的大脑。进步派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强化它们，直到它们在人们的脑神经突触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但这需要花时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保守派在构建了框架的议题上大获成功绝不是偶然事件。他们已经领先进步派四五十年了，在智囊团投资上也领先了20亿美元。而且，他们至今仍然考虑在前头。进步派则不然。进步派遭到保守派的痛打，只能思考眼下的防御措施。民主党的公职人员频频受到攻击，每天都得招架保守党发动的攻势。民主党总是在想：“今天我们该怎么抵挡他们呢？”这就导致了民主党无法主动出击的被动局面。
面临这种局面的进步派人士不止在职官员。我一直在跟美国各地的进步派宣传小组讨论，与他们合作，帮他们解决确立框架的问题。我曾通过这种方式和200多个宣传小组共事。他们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时都在遭受攻击，总在努力抵挡下一轮的攻击。老实说，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规划，没有时间进行长远的思考，更没有时间跳出具体的议题去思考。
这些进步派人士都是好人，有知识，也忠心耿耿，但他们总是在招架对手的攻击。为什么呢？想想资金，一切就不难解释了。
右翼智囊团得到了大笔的资助和捐赠，一次多达几百万美元。他们的资金非常充足，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明年、后年会得到多少钱。请记住，那是“一揽子”拨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聘请知识分子，招揽人才，为将来储备人力资本。
进步派基金会很少给予这样的赠款，而是会把钱到处乱撒。今天给这里25万美元，明天给那里5万美元或者10万美元。有时候，进步派基金会也会狠狠地掏一次腰包，但受助人必须做些跟别人不同的事情，因为基金会认为重复投资是浪费金钱。不仅如此，这些钱还不是“一揽子”拨款。对于如何支配这些钱，受助人没有充分的自由。将其用来发展事业、建设基础设施、招聘知识分子进行相关政策的思考，肯定都不合适。重点应该是为需要服务的人提供直接的服务，也就是资助平民，而非建设基础设施。
在大多数情况下，进步派基金会就是这样运作的。正因为如此，基金会资助的组织范围都非常狭窄。必须要有具体的项目，不能只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内任意投资。于是，活动家和吹鼓手过度劳累，薪资微薄，没有时间或精力去思考怎样把人们彼此联系起来。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也没受过训练去思考如何给议题建立框架。体系迫使他们的关注点狭窄，而且互相隔离。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而且是一个你该好好思考的原因。在右翼的道德价值观体系中，最顶端的价值观是维护和捍卫道德体系本身的。如果这是你的主要目标，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修建基础设施，提前收买媒体，未雨绸缪，向右翼法律学生提供奖学金。如果这些学生加入联邦协会，你会出钱帮他们修完法学院的课程，之后给他们提供不错的工作。如果你希望扩散自己的世界观，那么对你所需要的人才和资源“放长线钓大鱼”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左翼阵营的最高价值观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你正管理着一家基金会，或者你正着手开办一家基金会，你怎么做才能当个好人呢？你要尽量帮助更多的人。而随着被砍掉的公共预算越多，需要帮助的人也就变得越多。因此，你朝着草根组织四处撒钱，手里就留不下钱来进行基础建设或人才培养，更不可能把钱投资给知识分子了。你不能把一分钱浪费在重复努力上，因为你必须帮助越来越多的人。你要怎样证明自己是一个讲道德的好人或者一家好基金会呢？列出你帮助过的所有人，越多越好。
因此，你维持了一套对右翼大有好处的体系。在此过程中，这套体系确实帮助到了人。当然，我并不是说人们不需要帮助，他们需要。但随着预算和税收下降，右翼利用了左翼。右翼迫使左翼把更多私人的钱用在政府该扶植的事业上。
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其实有许多补救措施。让我们谈谈从哪里入手吧。
右翼深知怎样谈论价值观，我们也需要谈论价值观。我们仔细思考一下的话，也可以列出自己的价值观，但要想出怎样让价值观和议题相配合，怎样从我们自身价值观的角度去谈论每一个议题，这并不容易。
进步派人士还必须着眼于议题的整体性。右翼在这方面非常精明，他们懂得我所谓的“战略举措”。战略举措指的是一整套的计划，在某一个精心选择的议题上稍做改动，就会对其他许多领域的议题自动产生影响。
以减税为例。减税看似简单，但减税之后，政府的所有社会福利项目就没有足够的预算了。政府不仅没有足够的钱安排无家可归者，没有足够的钱进行学校建设和环境保护了，而且所有属于此范畴内的东西都没有钱了。这就是战略举措。
又比如侵权法改革，它指的是给诉讼裁决规定时限。侵权法改革是保守派的一个首要任务。为什么保守派这么看重它呢？这么说吧，只要你看到效果，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在乎了。因为侵权法改革一举禁止了将来有望成为环境立法和监管的基础的所有潜在诉讼。也就是说，它一旦成功，不仅政府对化工、煤炭、核电这一类行业的监管岌岌可危，而且一切的监管都将面临作废的风险。如果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不能起诉不道德、疏于职守的企业或专业人士，并向他们索取高额赔偿，企业就能够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地靠损害公众利益来赚钱了。而那些在此类案件中承担风险、做出重大投资的律师，则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弥补风险了。企业能把公众福祉甩到一边去，侵权法改革的目的就是这个。
此外，如果你了解了民主党大部分的钱是从哪些州来的，就会发现在这些地方，律师赢得侵权法案件的比例明显更高。许多侵权法律师是民主党重要的捐赠人，保守派所称的侵权法“改革”会断绝这一脉的资金来源。突然之间，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少了3/4的捐赠。再者，毒害环境的公司想要给索赔金额封顶，这样他们就可以预先算出向受害者偿付的金额，并将之纳入运营成本。不负责任的企业会因为侵权法改革受益匪浅，共和党也会因为侵权法改革受益匪浅。这些真正的目的都深藏不露。
侵权法改革表面上的议题是消除“荒唐官司”，针对的是热咖啡洒在腿上就得到3 500万美元赔偿的那些人。然而，保守派真正想要实现的东西并不在议案本身，而是执行议案之后的东西。他们基本上不关心诉讼官司本身，而是在乎摆脱所有对环境、消费者和工人的保护。他们想搞垮民主党的资金来源。所谓的战略举措就是这个意思。
左翼也有一两手战略举措，比如环境影响报告和《濒危物种保护法》（ Endangered Species Act ）。但自它们制定以来，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了。
与右翼不同的是，左翼不从战略上思考。他们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地想对策，一般不揣摩可以利用哪些微小的变化来对各个议题施加影响，只有极少数例外。
还有另一种战略举措，我称之为“滑坡举措”：只要迈出第一步，你就一溜烟地滚下悬崖了。保守派十分精通滑坡举措。以“半生产堕胎”为例，这种案例几乎不存在，可保守派为什么那么看重它呢？因为它是通往终结所有堕胎手术的一道陡坡。它将堕胎视为可怕的过程，为之建立框架，而大部分终止妊娠的手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要通过一项有关学校考试的教育法案呢？因为考试框架不仅适用于学生，也适用于学校。打个比方，倘若学校未能通过考试，就要受到惩罚，津贴被减。资金减少进而让学校更加难以改进，许多公立学校就此陷入恶性循环，甚至最终关门。取代公立学校制度的是支持私立学校的学券制度。富人可以上好学校，穷人没钱上好学校，好学校又是靠从前用于公立学校的那部分税款支持的。最终，美国大众会得到一套双轨学校制度，好学校给那些“配得上接受良好教育的富人”，坏学校给那些“不配接受良好教育的穷人”。
保守派不需要一个议题一个议题地展开攻坚战，但进步派可以采取许多补救措施。以下就是进步派可以做的11件事：
第一，找出保守派哪些做法正确，进步派在哪些地方错失了良机。 控制媒体固然有其重要性，但这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保守派的成功之处是，根据自己的视角为议题确立了框架。要承认他们成功了，进步派失败了。
第二，要牢记“别想大象”。 如果你继续使用保守派的语言、框架去反对他们，那注定会输，因为你巩固了他们的框架。
第三，记住只有真相不会让你自由。 只说真话行不通，你必须从自己的视角来有效地为真相建立框架。
第四，你随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来发言。 进步派的政策要遵循其价值观。若想阐明你的价值观，就要使用符合你价值观的语言，丢掉那些政治学究的语言。
第五，了解保守派的出发点。 弄清楚他们的严父道德观及其后果。要知道你反对的是什么，要有能力解释他们为什么相信他们所信奉的那一套，试着预测他们会说些什么。
第六，进行跨议题跨领域的战略性思考。 从宏观道德目标上思考，不要从方案本身来思考。
第七，想一想提案的后果。 构建进步派的滑坡举措。
第八，记住选民是根据自己的认同和价值观来投票的。 他们支持的事情并不见得契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第九，团结起来，开展合作。 具体的做法是记住进步派思考的六种模型：社会经济、身份政治、环境保护、公民自由、精神追求、反独裁。请注意你经常使用哪些模型思考，你落在哪个频谱上，跟你谈话的人落在哪个频谱上。接着，跳出你自己的思维模型，从共同的进步价值观进行思考和讨论。
第十，要主动，不要被动；要攻击，而非防御。 每一天，在每一个议题上重建框架。使用你自己的框架，别用保守派的。多用框架，因为它们吻合你所相信的价值观。
第十一，对进步派的基础选民讲话，从而激活“摇摆不定（双重概念论）选民”的抚养者模型。 不要向右转，向右转会带来两方面的伤害。它不仅疏远了进步派的基础选民，还帮保守派激活了动摇选民思想里的保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