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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得到延长，大约在40岁左右，老年人占当时人口的5%～8%。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上面这些数字波动很大，原因是相比老年人，瘟疫造成更多年轻人的死亡。在某些时候，老年人占比甚至上升到了15%。
当时的欧洲是封建农耕社会，绝大部分人依靠农田劳作为生，但这些田地归大地主所有。生命是极其脆弱的，暴力、传染病以及连年战火几乎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的人都随时会死亡。事实上，因为参加战争，年轻男性比老年人死亡的可能性更大，而上战场又是年轻男性更偏爱的方式。
基督教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中描绘的人死后的景象给人们带来了安全感。虽然生命在这个世界是脆弱的，但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便可以得到慰藉。人们开始通过宗教的视角来看待衰老。在早些年，神学是博学精英们的阵地，他们认为衰老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原罪。另外，永恒的生命也有不利的一面，取决于你认为自己的灵魂在哪里结束。衰老关系着人们头脑中对来世的判断，因为衰老是到达审判日的最后一步。牧师们用衰老来比喻邪恶和罪行，与此相反，青年则象征着灵魂和救赎。他们用老年后衰退的画面给年轻人制造恐惧，从而使这些饱含激情的年轻人被驯服。
不足为奇，在这个体制下老年人是不会得到尊重的。尽管17世纪历史学家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曾写过老年人的智慧，但他也这样描述老年人：“老年人很可怜，要么因老致残，要么因老遭厌”（Parkin，2005）。即使是在修道院，年老的修道士也尤其不受人尊重并可能会被遣送回家。一位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得到的赔偿要比年轻成人少得多，几乎跟10岁以下的孩子近似。威尼斯人对待老年人的态度则是个例外，那里领导者的平均年龄为72岁。威尼斯人相信年龄赋予人类智慧和平衡，这种观点在中世纪后期的一些文艺复兴城市确实存在。年老后，女性可能要比男性有更多的自主感。绝经是老年的一个分界线，女性在年老后有时还承担着像接生和陪护等社会责任。
由于周围资源有限，在古代人们便要求老年人从社会淡出，并把土地转移给自己的孩子们。何时转移土地的问题，常常是农民家庭出现剑拔弩张的时刻。有时候农场主会强迫年老的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孩子们或其他亲戚。有时候一些年老的农民也能够维持自己作为家庭领导者的地位并和他们的成年子女一起耕作。退休常常被写进孩子的婚姻协约中，即父母同意在某个特定年龄后将田地转交，孩子则承诺会抚养父母余生。至于这个承诺，孩子遵守的情况如何，或者是不是会在孩子不遵守承诺时强制执行，就不得而知了。很多老年人对这一情况充满了焦虑，或者担心在需要的时候没有办法依靠家人，或者担心自己被迫失去独立性。是否有些人认为被迫退休也能换来较好的休养生活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可以认定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
从经济方面来说，如果没有赖以生存的财产，那么衰老对于老年人来说生活会变得艰难得多。比如，教师就没有职业安全性，只要他们还有能力就必须一直工作到老年。而相反，工匠，比如珠宝和家具匠人，则不会遭到遗弃，并且还会从他们隶属的行会中获得养老金。若不得已，他们还可以变卖一些值钱的财产。
中世纪后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商人、银行家和生意人变得更成功，刺激了经济增长。社会变得更加市场化和城市化，新的中产阶级在城市里开始崛起。时间概念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不同的，他们比农民更需要精确的日常测算。这时，根据年龄分段系统的不同，进入老年的分界点可以是从35岁到70岁之间的任何年龄。平均来说应该大约是40岁或50岁，或者是在家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比如最小的孩子结婚了。因为生育风险较高、女性容易患病以及暴露于更多感染因素中，所以男性比女性寿命更长。
老年人仍然需要将自己的工作和财产的管理权转交给自己的后代。一般来说他们为了赎罪需要放弃自己在大千世界里的追求和性生活的激情，关注到一些好的事情上，并做好死亡和救赎的准备。与之前相比，这一阶段对衰老的描述好坏参半。一方面，仍然有很多负面的陈旧观念——老年人被认为是愚昧的、多疑的、阴郁的。尤其认为绝经后的女性会危害社会。人们认为经血是不纯洁的，女性无法将这些“毒素”排出体外会使她们变得贪婪和淫荡。另一方面，一些积极的印象开始出现，尤其是在诗人但丁（Dante）的著作中。虽然他同意古人的说法——我们的脑力和体力高峰是在中年阶段，但他也相信我们的灵性发展会始终贯穿于整个生命，他还形容老年阶段会达到一种平静和灵性的升华。还有一些积极的观念，认为老年阶段拥有智慧、更加安宁、激情减少（这一点在当时被看作是积极的）以及更有可能得到救赎。
像西塞罗一样，有些作家对老年人也严格分成“好”和“坏”。事实上，推动14世纪文艺复兴产生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们再现对西塞罗著作的兴趣，这些著作由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翻译完成。在13世纪后期，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出版了《衰老的治疗与保持年轻》（ The Cure of Old Age and Preservation of Youth ）一书，其他与老年相关的书籍也陆续出现。但是，积极性是因人而异的，培根这本书既把老化描述成需要治疗的疾病，又乐观地认为人们有能力避免老化。
这个时期有很多不同的年龄分期的系统——三分法、四分法、七分法和十分法。如何分段取决于你是医生、哲学家、生物学家还是农户（农户可能是从一些民谣中学来的）。文艺复兴时期最广为流传的是人的七个阶段，这一理念在后来莎士比亚的著作《皆大欢喜》（ As You Like It ）贾克斯（Jaques）的独白——“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中得以重现。这里对衰老的描述是非常负面的——“再次变的如幼童般无知、全然遗忘”。其实在贾克斯的独白中，对于所有年龄阶段的描述都是负面的，因为他是那个我们所熟知的“忧郁的贾克斯”。
在15世纪后期，时间的概念呈现出一些弦外之音。时光老人是一个一手持镰刀一手持沙漏的形象。时间在流逝，审判即将到来。印刷机的发明使得这些观念的传播更加迅速。在年龄分段的观念之外，科尔（Cole，1992）还提出另外一种新的观念——朝向上帝的个人和灵性之旅。
在16世纪，有一张图变得尤其受大众欢迎，叫做“生命的时代”或者“生命的步骤”。生命就像是从左到右的阶梯。每一步都有一个年龄不断增长的人从左走到右。在阶梯的前半部分，新的台阶比旧的要高一些。最高的台阶在中间，一个看起来最强壮的人站在那里，而在此之后，台阶高度逐渐下降，每一个新台阶要比旧的要矮一些，台阶上站立的人也看起来比前一个更加衰弱，在阶梯的最右侧则是死亡。审判日的恐怖画面装饰在这张图上，这其中的含义是清晰可见的，代表着死亡符号——让人们记住死亡。老化是死亡和审判日的前奏，能力仍然是属于中年的。在接下来350年的欧洲，这一画面一直被人们认可。
16世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了他的《95条论纲》（ 95 Theses ），挑战了天主教会并引发了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运动。这些观点对于人们如何看待衰老以及如何对待老年人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另外，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宗教动乱，城市的中产阶级力量持续增强，他们希望获得稳定，推动了个人自我控制信念的壮大。
灵性主题不再仅仅是神职人员的领域，普通人也在进行着相关的讨论，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更加清晰。牧师不仅警示人们审判日即将来临，他们还把老年描述成懦弱和虚荣的年龄，而这就使人们在晚年时更难进行忏悔。老年女性尤其与巫术和死亡有关，这便导致了贯穿整个16世纪以及17世纪部分时间里出现的搜捕女巫运动。宗教教义中强调的是死亡带来的挑战而不是衰老。
尽管有这些残酷的描绘，但一些关于老年人的积极画面也出现了。比如，荷兰和英国的绘画作品把年龄和权威联系在一起，老年教众会坐在教堂的前排，那里是教堂长凳中最尊贵的位置。一些宗教团体，尤其是加尔文派清教徒，认为衰老本身就是一种救赎，活得长久则正是上帝恩典的证据。当第一批欧洲人在美洲大陆定居时，也带去了这对于衰老的观念，创造了一种不同的氛围，并在这个新的殖民地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8世纪后期一场著名的突如其来的叛乱使之发生了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