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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Madeline到中年时，她会遇到Mindy当前的情况。在刚到50岁的时候，Mindy很不幸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但是，有下降就会有上升，就“过得好不好”而言，根据数据显示，她的感觉再无可降，只能往上走。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生活就像《布雷德家族》（Mindy这代人都知道的一档电视节目）中的人物一样，我们这些中年人就是Jan，那个中间年龄的孩子，既不如最年长的Marcia有趣，也不如最小的Cindy那么可爱。许多年来，研究人员甚至都认为中年不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而且数据很少。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是多亏了美国麦克阿瑟中年基金会（MacArthur Midlife in the United State，MIDUS）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资助。该项基金的设立是为了研究在美国的中年人都经历了什么。
在MIDUS资助前，1950年发展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第一次提出了人们在儿童时期后会有许多发展。他的理论认为，中年时期是我们生活中任务逐渐增多的时期，孩子的抚养（还是被我们保护的人）、想法或成果，都需要我们去创造和培养。无论是主动地指导，还是被动地影响；在养育自己下一代的同时，我们也影响着同事和邻居的下一代。我们不仅培养人和思想，也培养制度。精神病学家George Vaillant将我们称为社会的“意义守护者”，这个角色将持续到老年。
Nancy感觉60岁以上的人可损失的东西更少。“奋斗已经结束了，现在你可以冒险了。这是一个可以有所成就的时候。你必须设法与人建立联系。”Nancy一直在积极地尝试这样做，并有兴趣与博物馆和图书馆合作，组织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能感兴趣的哲学和科学专题学术会议。
在这些非常重要的多重角色中，做到游刃有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在“老年人的美德和恶习”中，伦理学家William May描述了像Mindy这样的中年人的困境，他们认为自己是堡垒，在不同战线上，被年迈的父母和任性的青少年围攻，他的确说中了要害。
我应该在一个关于岁月的小组里讨论一下“上有老下有小”的经验。但即将发言时，我无法做到，因为我的母亲刚刚患上“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布鲁克林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上着呼吸机；同时我15岁的儿子Max需要在曼哈顿城区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在发言前的那一刻我还在考虑，Max刚做完内镜检查正在恢复中，我和我丈夫能在他床边待多久，因为马上还要开车赶去布鲁克林看望我的妈妈，还不知道她能不能摆脱呼吸机。
我告诉主持人，我们也只能苦笑一下。主持人所能做的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做不到，他所做的解释代替了我整个演讲。就像一位中年职业军人告诉我的那样，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很容易就成了“老老小小都揪心”（我的母亲终于摆脱了呼吸器，但我每天要往返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这种忙碌将持续几个月）。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中年人对时间有一种有趣的体验。如果我们有孩子，当我们看着他们成长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如果我们有年迈的父母，我们尤其会意识到时光的流逝，并对衰老的担忧开始浮出水面。通常，这些担忧都伴随着一种恐惧感，通过U型曲线发现，我们“过得好”的感觉在50岁出头时是最低的（也许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往往会上升，这会给这种恐惧增添强烈的乐观情绪）。
此外，中年时期我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死亡有了更多的了解。有些朋友（或我们自己）可能会生病；我们打篮球或打网球时，速度不像以前那样快了；身体的疼痛开始发作；脂肪开始堆积；年迈的父母可能会开始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像Mindy89岁的父亲在母亲戴呼吸器时所做的那样。我们通常在父母都活着的情况下进入中年，当我们离开这个阶段的时候，也许我们至少失去了父母中的一个。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怀疑生命“就是这样”，难怪我们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一点都不是。记住，中年也是曲线开始回升的时候。MIDUS的研究也许会解释为什么。中年是一个充满多重挑战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培养对这些挑战的掌控感的时期，也是一个让性格闪光点不断涌现或成长的机会。当心理学家David Almeida和Melanie Horn询问所有年龄段的人的压力水平时，他们发现59岁以下的人压力最大。他们也发现，那些年龄在40～59岁之间的人对压力的控制程度最好。正如一位58岁的女性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仍然很有压力，但我可以处理得更好。”当我们在学习那些不受自己控制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正在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同时也提供指导。例如，当我们不和青少年子女在一起的时候，就无法强制他们做到不超速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