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新年第4天，聂耳收到明月社女生万茜发自除夕的贺年诗。
开篇诗句就令人热血沸腾：“在这时代转变的狂风暴雨的前夜，暴日的残杀仍在猛进。环境的紧张，使我们悲叹、激昂，悲叹里呈着人生的末期；……”结末催人奋进，字字与聂耳心灵共振：“朋友，为了未来的出路，为了我们前途的光明，要这样把奋斗之火，燃着牺牲的巨焰，在这闪耀着红色的血光里，揭起纛来，闯到革命的战线上！”
坚持练琴，并着意加强练钢琴。于斯咏弄来两张票子，邀聂耳去看《银汉双星》，“看得气死人，什么东西！”音乐灵感忽来，“赶快在琴上一试，记了下来”（1932年1月6日），作曲激情初次喷涌，翌日“一个上午把调子通通做好，自己反复地拉，觉着还没有讨厌的地方”，黎锦晖吹毛求疵、讥笑，聂耳坚定“不管一切，总是自己尽量做去，慢慢才显本领给他们看。”（1月7日）接下来的一天，竟然“做了两个口琴曲，一个march，一个waltz，还不错，通通只费了一点多钟。”所谓march正是进行曲，两天后与伙伴合奏，“还相当好听”（1月9日）。不禁想到“有时吹口琴自来调真好听得了不得，始终没有记录过，以后必须把纸笔预备在面前才能吹，这真是取不完的作曲资料。”（1月8日）
看《戏剧与音乐》创刊号，深为该左翼刊物的观点所吸引：“它是站在大众化立场说话的。”郑导乐翻译的夏蔓蒂《音乐短论》深契心灵：“音乐是社会的意识形态”，“音乐不是难以把握、神秘、超一切的艺术。”“它与文学不同仅是表现方法——即是以乐音——的各别。”“音乐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或是地中产生出来的。”已午夜1点半了，聂耳还抄录得高兴（1月8日）。
1932年1月10日，联华公司抗日救国团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聂耳等奏了团歌，自感“拉中国调子觉着太生疏，以后应当多练习。”尽管就在前一天奥籍教师表扬了聂耳，说以后有音乐会可在其后列个节目，聂耳仍以自省精神当晚就拉中国乐曲。
忽然得到通知，预备音乐，“试验片上发音机。”1月14日，聂耳等人来到“联华”管理处收音处，“一间小屋，四面都是吸收杂音不会回声的厚纸板，装了很多的新的摄影灯，当中围着摄影机。”音乐唱歌拍了两三百尺，陶伯逊就跑出来，不高兴地指出：“我们这试验并不是专为‘歌舞班’的，将来还要拍大的节本，有声对白，全是唱歌音乐有什么意思？”电影胶片还剩一百多尺，就指定聂耳和黎莉莉做对白。先试一遍，黎莉莉讲《春天的快乐》引言，“当中滑稽的对话，真出意外的好”，却被指要庄重，第二遍反而不太自然。聂耳颇为自得：“哼！我倒不错，以后便成为‘联华’拍有声电影的最老前辈。”
连天看电影《罗斯福战史》《故宇妖风》《蝙蝠案》，还特意去看片上发音的国产片《最后之爱》，“戏剧情节、表演、对白简直说不上，太随便！”（1月17日）看了鬼片有意闹鬼作弄社友，自己则被黎莉莉拉去冒充当她的男友，冤枉地做了别人的情敌，明月歌剧社的小朋友就是会闹，聂耳也不过是大孩子。1月18日，聂耳又到光华大戏院看电影《血溅鸳鸯》，在后半场流下感动的泪，多少算是冲刷了“整天无由的烦恼”。很多人想不到当天发生的“日僧事件”会在这座远东大都会引发一场战争。那天午后4时，2名日本日莲宗僧侣和3名信徒在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逡巡，行为诡异，且向厂内丢石头，有挑衅之意。该厂以国产毛巾抵制日货，早为日人忌恨，九一八事变以来更是站在上海反日运动的前列，厂内建有义勇军，日日操练。见义勇军队员上前盘查，日僧等人逃避不及，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突有“工人”模样的生人加入痛下杀手。结果日僧一行有3人被打得奄奄一息，送医院后一人不治身亡。日莲宗在日本参与政变活动，在日本并不受待见，日本特务之所以要策划此事件，意在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局势的关注。
那边日本军国主义借机滋事，这里联华公司有意要“歌舞班”赴南洋旅行表演，以产生偶像，有利于今后的电影拍摄。多增电影明星不无道理，“不然左一部片子也是金焰、阮玲玉，右一部也是阮玲玉、金焰，谁都会看厌的。”只是想到就此会停止学艺，聂耳真不希望去（1月22日）。转而又听说“去南洋的计划转变为先去汉口，大概在旧历年后便要动身。”烦恼，小提琴课“错得一塌糊涂”，奥籍教师“几乎生气”（1月23日）。
1月24日，礼拜天，正游“觉园”，轰的一声巨响，地面和附近洋房都在震动，聂耳感到“这显然和过去所经过火药爆发没有两样”，所类比的是他1929年7月11日亲历的昆明城内火药库大爆炸。听说“静安寺路一家汽车公司的样子间门面的四块大玻璃震得粉碎”，法租界震得更厉害，“碎的玻璃很不少”，在非常时期他们即刻“想到会是日本人在打炮或掷炸弹”，后来得知是浦东火药库迁址高昌庙途中失慎。然而，“近三四天上海市的空气比较紧张”，聂耳在当天记道：“大前日，二十一日晨，日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午后千余日人在北四川路大示威游行，口号是制止抗日运动。打死巡捕，捣毁了商店，昨日又有日舰到沪，大有捣乱上海之势。”
日本向上海市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虽然中方在时限前答应了对方的苛刻要求，但这阻止不了日本海军势力要在上海动武的决心。1932年1月25日，聂耳听说明月歌剧社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从汉口回来即刻赴香港，预备公演，又通知后天穿晚礼服拍《野玫瑰》，“有点讨厌去”。翌日，两次到火车站，终于接到王人艺，“谈叙旧话，多么高兴！多么开心！”他小提琴又进步，“曾在清华大学独奏过。”27日，“拍戏，无聊透，耽搁了一天。”“今天二十八日”，聂耳那天因合奏很久累得“脑袋已经昏了”，“头痛不能用脑”，就记下人称“四先生”的男乐师张其琴的话作为日记材料：“本来下午想到北四川路看一看，为什么呢？就是日本派来大批军舰威迫我们中国，令当局要我国军队完全撤退上海。军队不听命令，竭力抵抗，民众们恐慌已极，纷纷迁入租界，一时交通断绝。……”
年轻人睡得沉香，一夜无话。
第二天醒来，大雨，聂耳听四先生等嚷嚷昨晚有炮声，又有友人从宝山路逃难而来，方知昨夜11时半“中日军在闸北开火，北站、天通庵、横浜桥等处巷战”。“到天亮，自靶子路以下都被日军布防。飞机在闸北掷炸弹，宝山路民房起火，日人不许救火。”听不到电车驶过，“街上异常的清静”，飞机高飞云际，“越看越多越可怕”，正是红头红屁股的双翼水上飞机，“无疑是来自日本航空母舰。”一·二八淞沪抗战已经爆发，抵抗日军的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聂耳知道他们有湘赣“剿共”的经历，他写道：“现在既有这样机会，当然只有和矮鬼干一干，要比打自己的弟兄好得多，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些敏感的话，后为聂耳擦去了一行半。
下午，聂耳与王人美等一帮朋友一起步行到北四川路打探消息。一出门便见恐慌的气象：“店铺都关了门，甚至于大马路中外大小商店。战斗机旋绕天空，嗡嗡声不绝于耳。满街都是搬家的汽车、黄包车、小车，一看便知他们是自华界逃向租界来的。火烧房子的黑烟，有三四起之多，到北四川路看着，简直大得可怕。枪声忽断忽续地响。”
众人挤在靶子路口，看热闹。“乒乒乒乓乓乓！！忽然在不远的地方响了起来，好像就在‘奥地安’附近。一会儿只听见吼声，那一大群等待着的人如墙倒似地向一个方向飞跑。”聂耳在大马路买了份《大美晚报》，一面走一面看：北站被炸，商务印书馆起火；金利源码头掷炸弹，炸伤三人；日军死伤百余人……
街上有工部局宣布戒严的布告，在北四川路还能看到“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布告”，商店门口有的贴出“日兵犯境，罢市御侮”的标语，这才是中国人的心声。
归途，王人美记得聂耳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应该有抗战的音乐、革命的音乐，抗战的舞蹈、革命的舞蹈（王人美《我的成名与不幸》）。不过，聂耳日记并没有记下这段感触。当晚，“黎锦晖请满月客，在中社吃大菜，但觉喝酒不痛快。”深夜在晒台能清晰地听到机关枪声响得更加厉害，战事好像越来越近（1月29日）。幸好为社友劝阻，没去学琴，“那一带也是危险区域。”奥地安戏院被烧了（1月30日）。
当十七架飞机布满天空，人们一片欢呼声，待发现上有红日旗号，大家失望至极。大雨淋漓下，“逃难的依然络绎不绝”，看到这惨痛的景象，“心里更难过起来”（1月31日）。日机轰炸法租界、南市、城内、天通庵，战事日趋升级（2月2日）。日机在哈同路（今同仁路）投炸弹，推测“它是想炸中华书局，离我们很近。”（2月3日）
2月4日，腊月二十八，聂耳20岁生日。聂耳在日记中戏称“大炮给我祝寿辰。”面对伙伴们“不应该这样不高兴地过一个大生日”的戏谑，聂耳只有强颜欢笑，内心痛苦，真想“伤心地去多哭几场”。他在日记中对时局与个人作深刻的反思：“帝国主义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伊始，到现在已经是无可隐蔽的事实。”“所谓研究艺术，似乎不给你长远继续的可能”，他觉醒道：在如此社会环境重视外国古典音乐“是多么反革命的啊！”“要对于自己的生路有个比较可靠的估量”，“一切都在转变了！”这转变早就开始，就在2月3日，聂耳借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1932年2月5日，大年除夕，聂耳领了薪水，后到黎锦晖家，得知当晚会餐。于是，十四五人围坐两张联合方桌，同吃8块钱一桌的合菜，总共喝了4斤黄酒，划拳，还算热闹。吃完，刚到戒严的时候，于是，散去。当夜，还“吃了年糕，一点多钟睡。”
2月6日，正月初一，街上卖报的一大早就吵得热闹。这两日战争转入空转，但当夜又开始大打，仍与王人艺练合奏，王弹钢琴。
2月7日，正月初二，“怎样去作革命的音乐？”聂耳整天琢磨着这一问题，“所谓classic，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吗？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violinist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Sonata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励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不对，此路不通！”但是，想不出一个具体计划，天落雪了。
2月8日，正月初三，“落一天的雨”。日军转变战略，专攻吴淞，炮声不绝。在黎锦晖家中，聂耳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消息：昨天日军马队冲锋，中国陆军并不还击，“只埋伏着掷出一些炭箩阻路，马队跑来，只见人倒马跌，因为马的脚已入箩里，我军乘机扫射，马队全军覆没。”不知真假。当天聂耳向人借阅《新俄游记》。
2月9日，正月初四，到大马路，“好多商店仍是关门”，到四马路（今福州路）逛书店，买得《世界大势》《戏剧与音乐》，还特地买了一本《小朋友日记》，这是预备送白丽珠的，明天她生日，最近十几夜都有她的梦境（2月6日）。黎莉莉拉着去大使馆看电影，遇到了王人美等社友。
2月10日，正月初五，在送小白的生日礼物上写上寄语，希望她从生日起开始记日记，“因为日记能使你的思想……一切一切无形地进步”。白天合奏，晚上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访友。
2月11日，正月初六，天气晴朗，太阳很早就照到了床上，听不到隆隆炮声，看不见忧郁的战雨，聂耳心情格外的开朗。
联华公司摄影队连日到战区去拍新闻，聂耳几次要求和他们同去都遭拒绝。今天，决定自己去。“我要冒险摄影去，到吴淞！到闸北！”聂耳抓起那台旧“白郎宁”，得意地向王人美宣布，随即便跳出大门。
聂耳不硬充好汉，他没有贸然去战场。只是想到黄浦滩拍摄几艘外国军舰。
6架日机飞来，聂耳亲眼看见它们分为两队旋绕闸北上空。“银白色的炸弹，好像大便一样地从飞机腹下排泄下来”，金光闪闪，逐渐加速地落向底下的房丛，时间仿佛凝固了，似乎隔了很长时间才听到轰轰的爆炸声。
聂耳取出镜箱，找到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预备摄取第二队日机的投弹，但见它们得意扬扬地绕来绕去。突然，出现了两架中国战机，追逐日军轰炸机。
如愿以偿，不但拍摄了停在黄浦滩上的好几艘不同式样的外国军舰，连同泊在日使馆门前的一艘日本军舰也被偷摄入镜。
然而，聂耳并不满足。他跳上9路公共汽车，两眼不住地向窗外眺望，心情忐忑间汽车驶到了汇山码头。一大群人挡住了车辆去路，原来他们是在检阅从日本新运到的陆军，一车车地开往前线去送死。但见那些憨兵，还向人群露出骄傲的狞笑。
汽车继续前行，直到实在开不了为止。但见一杆美国旗在眼前闪动，四五个美国兵在沙袋周围徘徊，这是在守卫工部局的发电所。
“我能从这通过吗？”聂耳用英语发问，很客气地摩了摩帽子。
“能，现在并不是戒严时间。”他们也同样客气地回答。
但见黄浦江上停泊偌大的一艘军舰，通体灰黑，显示着可怖的吃人的威力！桅杆上的探海灯被日光反射，熊熊闪烁。周围的大炮口伸出舱外，气势汹汹；上面悬着好几架水上飞机，起动机在上下移动着，好像预备出发的样子。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for a remembrance？”（我能给你们拍张照留作纪念吗？）聂耳友好地问道。
他们欣然同意，一排地站在美国旗下、沙袋旁，一共拍了3张。聂耳顺势回过头，又拍了那两艘军舰。
站在了美军防线以外的周家嘴路口，聂耳东张西望。那里，几家屋顶上竖了大大小小的日本旗，时有日本人的武装机器脚踏车、便衣队汽车飞驶而过，仿佛置身日本区域，不过，他们好像并不理会路旁的中国人。
聂耳做好“至多损失了这个照相机！”的心理准备，壮起胆子，拍摄日机盘旋日舰的镜头。刚满意地摄取了一张，预备再来一张时，一部汽车轧然一声在他的身后猛地煞住。
情况不妙，聂耳急忙收起镜箱，回头一看，从一部敞篷汽车下来两个日本军官逼近面前，拿着手枪！车上还有两个军官，一个司机，盯着他看。聂耳呆看着他们，心里频频地跳！
“What are you doing？”（你在干什么？）一军官问话，一支手枪对准了聂耳的胸口。顿时一阵浑身的肉麻，好像过了电似的。
“I am sorry！ … Just … Jus … t … take a photo！”（对不起！只是照一张相！）聂耳不禁有些发抖。
较年轻的军官微笑着从聂耳手中夺过相机，摸来摸去，大概是想把它打开，但是好半天打不到那暗钉，终于没有得逞。聂耳呆立着，并不指示他怎样可以打开。
“Come on！”（过来！）年轻军官不再试图打开相机，转而用枪指示聂耳上车。聂耳依然呆立着，一动不动。
周围已聚起了一小群人看稀奇。突然，人群中冒出了两个外国兵，走到聂耳的面前。聂耳向他们凝视一会，认出这就是刚才曾经对过话的美国兵。他们不像刚才那样温和客气，一语不发，但庄严而稳重地伸出手，将握枪对准聂耳的手轻轻地摁下去，直到紧贴在那日本军官的腿旁，整个过程好像施了幻术。
“O！ I will give you this film if you want．”（哦！如果你要底片，我可以给你）这时，聂耳冒出了这句话，反复地向那日本军官说了几次。
“He gives you the film，that's enough．”（他给你底片，这就行了）一个美国兵同情地帮腔。
那年轻的日本军官还是面带微笑，弄不清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拿相机的手慢慢抬起。看出对方已经默认，聂耳不等他送到自己手里，就毫不客气地从日本军官手里夺回了相机，快速地取出底片，奉送对方。
日本军官一面接受曝光了的底片，一面就被美国兵扶着他们的肩头请上了汽车。汽车开动时，年轻军官还依然向聂耳微笑着。
“Japanese are very bad！”（日本人坏透了！）“You，Chinese，we American are good friendship always …”（你们中国人，我们美国人，总是非常友好的），美国兵洋洋高论，骄态百出。
聂耳一时无语，心脏更加厉害地颤动起来。待心情平复，他取出多预备的一卷胶卷装上相机。征得美国兵同意，请他们站在美国旗下，沙袋旁，拍了三张，回头又拍了那两艘日舰，总算没有空跑。
到下午2点聂耳才吃上午饭，两客蛋炒饭慰劳自己。去看望奥籍教师，这礼拜可以上课。到郑雨笙那里吃了麦片、面包、云南火腿，得知三哥大约7月结婚。
回到宿舍仍是闷闷不乐，当夜将那天的涉险经历写成《一个冒险的摄影故事》，已是凌晨3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