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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华公司要明月社免费公演，“明月”起初联名反对，后经陶伯逊来沟通，说是为了抗战，被说服了。10月28日，明月社以“联华”名义在黄金大戏院演出，竟然真是“上下客满，明日请早”，这可是有两千座位的黄金大戏院，聂耳的小提琴拉得大出风头，所得都捐入抗日救国团。29日，仍是满座。31日也是，晚上聂耳喝了一点啤酒，琴拉得更起劲。11月1日，日场夜场都满座，到4日演完最后一场。那晚，明月社因演过皇后一角而特有尊严的万美君，特地买了些小吃请聂耳等人同吃，“说了好些话，这倒是值得光荣的事。”
真心爱国，支持抗战，只是囊中羞涩。天气一日日地冷下来，都伤风了，11月8日，聂耳找公司预支了十块钱，再加上为上海百代公司收音所得的10元，总算把当了7个月的大衣赎了出来，当晚与金焰等在教室大跳基本练习，狂出一身大汗后蒙被而睡，以治伤风。翌日得到赠票，到中央大戏院观看梅花歌舞团的表演，其中一幕话剧《一个铁血下的女性》，“是一个以此次中日事件的一部分做出来的投机东西，剧情是本来的、清淡而容易动人。然而他们表演出来，总给人感到不够，应该有紧张的谈话时，却被一些很平淡的声腔减煞了本意。”更别提其他不合时宜的节目（11月9日）。
街上的募捐队特别多，聂耳“老远看见只有躲”，他在日记中叹道：“若是有钱，当然不会这样做。”而他“惟一的毛钱在电车上捐了。”（11月20日）
好像是想什么来什么，11月24日得到加薪的通告，收获一堆祝贺。但是，钱没有马上到手。翌日身上没有一个铜子，却遇上了三次女学生募捐队。
第一次，聂耳直言：“对不起！不方便。”
第二次，“我刚刚从东三省避难来的，没有钱。”这是善意的谎言。
第三次，在光华戏院楼厅坐着，老法子应付过不了关，募捐者问：“没有钱还来看影戏吗？”最后，只得拿赠票给她看，那是不用花钱的。
同时期，聂耳没有松懈练琴。在成为“联华”正式职员后，聂耳便急迫地要“快去找提琴教师”（9月5日）。
9月11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肖友梅，在联华公司老板罗明佑、黎民伟的陪同下，来音乐歌舞学校考察，聂耳等人献奏Spring Time和《湘江浪》。不久肖友梅辗转来信，动员明月社乐队可参加外国教师的面试，加入音乐院乐队，疑是要“利用我们的乐器中他们没有人会的去充实他们”，“不予理睬”（9月24日）。
强烈刺激来自9月12日受邀参加的中华书局20周年纪念会。由于临时舞台太简单，“奏乐时乐谱架也跟着跳舞”，影响演奏效果，遭黎锦晖七弟黎锦光的指责，直言聂耳差王人艺的水平太远。聂耳一方面自我宽解，“不必放在心上吧”，另一方面，又认为：“没有这类的刺激也不能推进你的进展，还是当作一回事似的接受吧！”（9月12日）
接下来，聂耳在音阶练习方面下功夫。10月3日，聂耳到汇山路找到奥籍小提琴家普杜什卡（Podushka），这是王人艺北上前介绍给他的。普杜什卡纠正了聂耳的手指、弓法和姿势的基本错误，然后叫聂耳从头拉起，使聂耳顿感不少困难，“出了一身大汗”。二人商定，以后每礼拜六的午后一时到他家学小提琴。没有钱，就到处去借。10月11日，聂耳“重新精细地照谱”弹奏《马赛曲》，自省“从前总是乱来。”10月29日，6点起床拉基练，虽然昨晚12点才睡，娴熟的琴声赢得女生的拍手祝贺，连声说他的琴拉得“好”。11月7日，因借钱赎冬衣到小提琴老师家晚了，有一个外国同学在上课，只能等候，这一等倒可“在旁边看着他教很可以揩一揩油”，聂耳于是提出今后改为在外国同学之后来上课，并得到允许。不时提醒自己拉琴要“慢！慢！慢！”，“Don't make mistake。”（11月14日）
美国小提琴家海菲斯（Heifetz）要来新光大戏院演出独奏，这可是聂耳心目中的“世界第一的伟大提琴家”，票价当然很贵，聂耳却毫不犹豫地借了两块钱就去订票（11月18日）。12月2日晚，终于领略了大师的演奏，刚听完第一个节目贝多芬的《克来策奏鸣曲》，“只觉得情感的起伏太厉害，并且觉得那本领之高，真是我第一次大开眼界。”其中一曲全是断奏，大师“手腕不断地在摇，真佩服！”
那阶段，还有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长号乐师、菲律宾人里加斯匹来训练明月社乐队（10月9日），也有帮助。不过，聂耳并不接受他要自己在演奏《春天的快乐》时摇摆身体的建议，“哼！他简直是Jazz味十足的人，这哪里能这样？！”（10月26日）听说王人艺在中国调子方面下过一番苦功夫，聂耳又详加研究（10月23日）。
演奏技艺的突飞猛进，还是要归功于奥籍小提琴教师。“因为前个礼拜拉琴（在教员家）错误太多，这礼拜特别用了功。今天上课，每个lesson都得到说声‘Very good’。”旁边带小孩的老头也称赞，当得知聂耳才拉了半年光景更是大为惊讶。聂耳内心不由得自豪：自己接触小提琴总共不过三四年，入团前自己只能看五线谱，“到入团好久好久，才弄清楚手指和谱表是有一定的位置”。且“收着些！”“切勿疏忽目前一分一秒的努力！没有不会成功的。”（11月21日）心怀感激，一个月后聂耳买了小圣诞老人银盾（价值2.1元）送教师（12月22日）。
聂耳的音乐信心由此鼓荡起来，预备明春去考上海国立音专，以加强音乐理论（11月22日）。后又打听着寻找大提琴教师，毕竟现在教师收费太高了（11月28日）。到卡尔登大戏院参加音乐会，发现差距，激励自己：“明天早起努力吧！切实地拉基练、读英文。”（12月20日）而奥籍小提琴教师邀其参加沪江大学音乐会，聂耳发现中国人男女合唱的节目，纯粹是“外国味”（12月26日），这一点不满蕴藏着他日后音乐创作的突破方向。
听说王人艺快要回来了，聂耳满心欢喜：“他来了，对我着实有些好处，有了他，相信我会加速的进步起来。”（12月31日）
报考以“联华影业”打头学校的本意，从未忘怀。
10月7日，黎莉莉拉聂耳做伴到联华第二厂看电影拍摄，摄影场正拍《南国之春》的一个病室场景。该片由蔡楚生导演，聂耳但见“那样年轻的一个孩子”，不信任感油然而生，连带着对他的名字“楚生”也有看法，两者相加“真有点不像”是导演，“试问他有什么经验？”聂耳由此推想：“他所导出的东西，也不会有多头等稀奇。”所以这一切，是聂耳先入为主的偏见。但是，“看着他们拍戏”，刺激着聂耳“想演的心又勃发起来”。
11月16日，聂耳在报上看见《牡丹花下》的电影广告，“不觉吃了一惊”，这电影不正是黎锦晖以前说过的要聂耳和万美君主演的片子吗？！“现在居然出现了。”再仔细看，原来是一部外国片。“班主”总不会说话不作数吧？
除了表演的冲动，还有编剧的梦想。11月18日，昨晚为“大中华”正式收音《新婚之夜》，“当试演听着那音乐的好”，聂耳不禁“怀疑这哪里会像我们奏的？！”由此对于“我们拍有声片觉得很乐观”。一个创意浮上心头，“我想采‘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的故事来编一幕电影剧。用极简单的对白，再配音乐歌唱，相信没有不对的。我赶快来开始这工作吧！”这一番功夫后来被用来应急为明月社女生小白讲故事（1932年5月27日）。
聂耳明显开始讨厌穿礼服现场伴奏一类的参演电影活动（12月6日）。《银汉双星》在大做广告之后，于12月13日公映，其实不算什么有声片，连导演史东山都是在“灭灯后进去的，出来时当然是早退。”12月19日观看《新婚之夜》试片，也是失望，“腊盘配音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只有将孙瑜执导的《野草闲花》成功推荐到好友在昆明开办的影院，稍可自喜（12月24日）。
电影梦如何实现？聂耳心中十分焦躁。
“这几天的我可以象征中国：脑里的搏战，内心的矛盾，外力的侵扰。”10月25日，星期天，聂耳“写了信给两个晖”，一个应是还在云南的女友袁春晖，另一应是袁春晖的姐姐袁令晖。分处两地，感情恐难以维系。内心的情感煎熬，与国内局势同样的跌宕翻转。
时近年尾，形势注定这年是过不好了。
12月6日，聂耳在昆明时的同学好友苏树勋来访。原来，他是从东北逃到了北平，现在是要到南京去请愿出兵抗日的。
12月18日传来坏消息：昨天各省、市学生在南京示威，遭到军警镇压，打死一个学生，伤数十。但听说《中央日报》馆被捣毁，这消息还是令聂耳“兴奋如狂”。
圣诞节的那天，聂耳在黎锦晖那里坐了三个多小时，“谈得开心，吃晚饭才回来。”好些人到黎锦晖那里敲竹杠，“班主”爽快答应做东跳舞，于是一下去了十几人，但聂耳“坐着感不到半点趣味”，只觉爵士乐“莫名其妙地讨厌”，和两位朋友先行离开。“所谓享乐圣诞节，到底没有一点意思。”
聂耳关注的是，因参加反日大同盟在上海被判刑的云南留日学生吴和，已经出狱。
好久没洗澡，在年尾倒数的第三天一洗为快。
就这样到了1931年的最后一天。游苏州，摄影，偷吻小白的额头惹来灾祸，邓演达遭枪决后宋庆龄的宣言，狂想中奖五万元头彩而虚构的喜剧笑谈，还有九一八，凡此皆记忆深永，不必重提。聂耳盘算着预备考音乐院的事，对于这年下半年自己的音乐技艺进步感到振奋。“明年，应该多加几倍吧！”“过去的算是过去了！”聂耳总是乐观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明天！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不倦地保持着，努力地往前跑吧！”收笔于此，这就是1931年最后的午夜12时，又是1932年元旦的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