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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来得太突然。
1933年3月18日，《民族生存》摄制组一早前往吴淞口拍日出。前一晚熬夜的司机，那天黎明5点就出车了。朝雾蒙蒙，街灯残明，黑森车飞驰，行至法租界郑家木桥，突然撞到人行道上，车子在呜呜声中连续两次翻转。
田汉被甩出一丈多远，当时两眼发直、口里出气多入气少。同车的彭飞从车胎下把他抱出，田汉略有苏醒，竟问：“到了吴淞没有？”大力士苦笑作答：“到了，到了。”田汉点了点头，随即晕了过去。
救护车总算来了，赶紧送到苏州河边的仁济医院。拍X光片时，田汉这才又苏醒过来，前后昏迷长达5个小时之久。脸肿得老高，脑骨上的伤涔涔作痛，面色灰白，像死骸似的仰卧在一张狭窄的病床上。女演员胡蝶和导演程步高来了，母亲来了，应云卫、聂耳等先后都来医院探望，一时都不敢相认。应云卫当场就掉了眼泪，生怕田汉从此没希望了。田汉又何尝不担心：“我不怕死，可我不能死，我还有许多事必须做……”但是脑子千万别坏了，否则，岂不成了一具“活尸”？万幸的是，X光片子出来了，只见旧伤，说是没有伤到骨头，也没有引起脑震荡（田汉《影事追怀录》）。
拍摄《民族生存》的机遇，像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的一天，五月花剧社的老友赵湘林告诉田汉：大力士查瑞龙、彭飞想拍一本戏。
查瑞龙、彭飞沪上闻名，膂力过人，兼具武功，在神怪武侠片热时候，二人都是银坛上的“打星”。但在抗日风云兴起之后，此类远离现实的打打杀杀遭到电影观众的唾弃。查、彭在明月公司拍摄的13集武侠片《关东大侠》弄得血本无归。形势逼迫他们改弦更张，彭飞找他的师父严春堂投资。名医叶大密及时向严春堂进言：“你要不搞电影就罢了，要搞电影就要组织个有威望的公司。想与‘明星’、‘联华’、‘天一’对垒，就非找田汉不可。”原来，叶大密与田汉素有交情，所说亦非虚言。于是，查、彭二人想与田汉合作，拍一部较有时代意义的电影。田汉生平颇爱结交江湖朋友，一口答应下来（田汉《影事追怀录》）。
严春堂是黄金荣的徒弟，以贩卖烟土起家，田汉将此情况如实向上汇报。党组织认为：“只要没有政治背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人，不论他是否做鸦片生意，或者以拍电影掩饰其鸦片生意，我们都可以利用他，要他为我所用，若失去此机会是可惜的。严春堂是英租界的一大势力，在社会上很有一套，让田汉做公司的总顾问，是对他的信任。这对我们开展工作是有利的。”（阳翰笙《泥泞中的战斗——影事回忆录》）商议既定，田汉毅然与严春堂合作，全然不顾有人在社会上散布“共产党与烟土大王握手”的流言（夏衍《在“二十——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开幕式上的讲话》）。
田汉开始自编自导影片《民族生存》，取材九一八后东北流民在上海的苦难经历，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影片人物群起参加义勇军奔赴前线，作为全片结局有意义的振起。因为没有摄影棚，许多场面是利用真实场景拍摄。第一个镜头就是在上海西郊的一所破屋旁边，男女主角在那里表演痛悼被炸死的母亲，决计葬母南逃的一幕。在杨树浦一家缫丝厂，拍摄瑞姑等跟资本家进行罢工斗争的场面；到龙华，拍摄监狱的场面（田汉《影事追怀录》）；到吴淞，拍日出……
躺在病床上，医嘱禁止用脑。然而，昏昏沉沉，如梦如幻，三十余年间人生流转，前尘往事，好似胶片倒放、镜头闪回。
田寿昌，湖南省长沙县东乡田家椴茅坪，戊戌变法之年，一个男崽。多谢母亲的坚毅与外祖父家的资助，否则，少年丧父的贫农子弟怎么能够读得起书？辛亥革命那年，他改名田汉，考入长沙修业中学预科，正与兴汉反清的时代风云不谋而合。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传来，学生们争相背诵报载被捕革命党人的供词，田汉岂肯置身事外。5个多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两湖命运相牵，12天后长沙起义。那天，田汉正与同学去看刚落成的湖南谘议局，谈论湖北起事，走出建筑，就听街上喧腾如沸：“革命党进城了！”“湖南反正了！”（田汉《母亲的话》）
田汉毅然参加学生军。不过，投笔从戎仅止3个月，就转而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继续学业。4年学成毕业，恰逢舅父——后来成为岳父——易象（字梅臣）赴日任湖南省留学生经理处监督，田汉随之东渡，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时年十八。田汉主修英文专业，同时醉心文艺，但并不远离政治，3年后五四运动风潮波及日本，5月7日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愤怒围攻大使馆，八百健儿中就有他。因为数年前写文评论俄国二月革命引起李大钊的关注，田汉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为纪念诗人惠特曼百年写的一篇长文就登在《少年中国》发刊号上。同年暑假回国探亲，不仅见到了通信许久的文友宗白华，而且新交了黄日葵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于，携表妹易漱瑜一起东渡，二人虽已订婚，却依旧保持柏拉图式的清纯恋爱。田汉继续用功，一副乱发垂额、不修边幅的书生模样，但是见到留日女生康景昭不免也怦然心动。尽管如此，易漱瑜在其心中的位置仍是根深蒂固，留日生活的美好记忆总少不了她。1921年11月，田汉将自己那年的部分日记题为《蔷薇之路》——
穿衣盥洗，廊下漫步，感觉到处“漂着一种使人舞蹈的空气”；
到神乐坂去游夜市，易漱瑜不大愿意着中国衣服，又推托说没鞋子穿。在极力劝导下，她这才穿了男装出行：“鸟打帽”盖煞双耳，但仍有两鬓及后头的浅发露出，还有耳朵上可疑的红痕，这个“小弟弟”呀；
“偶望庭前，花木就衰，落叶不扫”，三两只小鸡在落叶中爬搜，沙沙作响，于是掷笔而起，邀伴到森林散步；
“杯里没有酒/笔底没有诗/多谢秋风/送蔷薇一枝”……
是日记，也是创作，佳句连同往事，有如电影镜头联翩浮现眼前。
电影，电影梦，那还得追溯到在东京留学期间。
“希腊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此鸟即吾国所谓凤凰也。……”宗白华寄来1920年1月底的《时事新报·学灯》，上有连载的《凤凰涅槃》，摄取了田汉的心魂。东西文化嫁接产生的神话新说，诗剧般的叙事吟咏，词句流美、激情喷薄，凤与凰集香木自焚，从烈焰中得以更生：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我们翱翔，我们欢唱。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一的一切，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
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欢唱！
欢唱！
欢唱！”
快读一通，唇齿留香，奇幻想象令人如痴如醉，这位“郭沫若”是谁啊？打听下来，原来也是位留日学生。经宗白华的介绍，田汉向郭沫若写信要求订交，并附上照片，后来还从东京前往福岗拜访，关系愈加密切。在频繁笔谈中，田汉向这位年长自己6岁的兄长袒露心扉：“我此后的生涯”，“第一热心做Dramatist（戏剧家）。”那年5月，田汉与宗白华、郭沫若三人的通信，结集为《三叶集》出版，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下半年，创作的话剧《歌女与琴师》（后改名为《梵峨璘与蔷薇》）、《灵光》先后脱稿。田汉7年前始知旧剧外还有新剧，他最早的戏剧创作也正是在1913年发表的京剧《新教子》：“内的忧外的患四面八方：小日本图南满不分知量”；两年后又有京剧《新桃花扇》问世。毕竟留学日本多年，田汉这回选择在新剧方面作新的拓展。《梵峨璘与蔷薇》《灵光》分别发表于1920年下半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5、6期，《太平洋》第2卷第9号，后一剧系为华北赈灾而作，田汉自任导演，在东京献演。不再是两手空空的文学爱好者，田汉翌年夏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共创创造社。同期，他着手翻译王尔德、莎士比亚戏剧，并开始大量发表新诗。1922年5月公开发表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蔷薇之路》也得以出版。
文学之门对他已是洞然敞开，不过，田汉还另有所爱。电影让他着迷，《意大利建国史》《好战将军》《卡利加里博士》，等等，田汉常在神田、浅草一带电影院消磨时光。有一次在东京神乐坂观影，演的是古代名匠铸钟不成，投身炉中，始成巨钟，声传万里，长保国家安宁，这让田汉后来时时想起，成为他倡导艺术家应以自己血肉为大众铸钟，创造艺术品的来历。眼睛在日本近视了，田汉将此归咎于电影。他结识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并深受其影响：“影片真可以说是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谷崎润一郎《艺术一家言》）
谁能想到，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电影作为厚培了基础。
蔷薇色的留日生活渐到尽头。
1921年的正月中旬，得到国内传来的噩耗：舅父去年底惨遭赵恒惕部的毒手，临难前作诗，有“爱乡爱国都成梦”句，真是其一生的写照。
这促成了田、易二人的同居。不过，易漱瑜时时以泪洗面，除了相拥而泣，田汉找不出更好的安慰办法。然而，三月春的一天，舅父却活生生地站在田汉的面前：什么湖南遇害，他巧妙地逃脱了。只怕是梦中人，田汉趁舅父不备，在对方身上触了几下，哈！不是漱瑜的父亲却又是谁！
这时，梦突然醒了。将此告诉新婚的妻子，害得漱瑜又在被中哭起来，田汉一时陷入如梦人生的无尽追索中（田汉《白梅之园的内外》）。
翌年秋，田汉结束学业，预备归国，遂写信给在上海的长沙师范同学左舜生求助。左舜生当时负责中华书局新文化部，复信欢迎加盟。于是，田汉回沪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当编辑，就租住在书局对面的哈同路（今同仁路）民厚北里，同时继续创作话剧兼事翻译。没承想《蔷薇之路》招致成仿吾的严厉抨击。他以托尔斯泰日记为参照系，指出作家日记应有较深刻的内容，那是灵魂的对话，批评田汉这本充其量是新闻报道性的东西。成仿吾言之在理，又是致信郭沫若时涉及，但田汉偶尔看到后仍然触发逆反情绪。于是，他脱离创造社，追慕英国近代诗人、版画家威廉·布莱克的遗风，自办艺术刊物（田汉《难中自述》），留日时就有人评论他“多南国哀思”，遂命名此刊为《南国》半月刊，1924年1月创刊号问世。同期，易漱瑜产下一子，因其漂洋过海而来，又生于上海，遂名为海男。而去年创作的《获虎之夜》为田汉带来极好的声誉，各校剧团竞相演出。
然而，生活就是在稳中向好的1924年陡转直下。漱瑜产后得了妇女病，请同乡老中医针灸治疗，身体反而每况愈下，以致经停血干，最后影响心脏。蔷薇之路此后顿成荆棘满途。那年秋，田汉送母子回湘。然而，病体病弱的她经不起轮船的震动，船一出吴淞口就难以支持，挨到南通芦泾港就下船，从码头客栈转入南通医院，经费用尽。有一位姓陈的学生代购船票，抵达汉口时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钱。将妻子安顿在旅馆，四处找朋友求助不见，又幸得贵人相助，这才回到湖南（田汉《难中自述》）。
漱瑜出人意表地有好转迹象，素来穿惯布衣布裙的她突然要穿美丽的衣裳。她说少女时代不曾“花”过一下，不曾穿过一件红的衣裳，太可惜了。有一次，她参加朋友婚礼，竟然穿起了水红的袄子，平常所戴的黑绒帽子边还特意安上一朵鲜花，并着意化妆，令人心生希冀。“倘若不是因为她的脚上无力，走起路来非常吃苦，”田汉数年后在《荆棘之路》一文中叹息道，“谁不以为这朵病的蔷薇（sick rose）重向春风颤抖，涅槃后的凤凰（phoenix）又从死灰中复活呢？”
然而，1925年的一个寒春，接到漱瑜“危笃”的报信，从省城跋涉七八十里长途急速赶回外祖父的家，田汉看到的是一个病骨支离的可怜人——
“你回来得好。你可以送我的终。我能够今晚死便是幸福。”
“哪有的事，你别这样忧虑。”
他俩还谈到了上帝会不会这么快召人回去，安慰已经乏词，好在刚收到漱瑜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的同窗好友黄大琳的来信，于是拆阅。这位黄同学，正是漱瑜将自己身后事托付的对象。漱瑜模糊地看了一下信，点点头，好像在回忆着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田汉不敢安睡，和衣而卧，在第三次起来看她时，见漱瑜醒着。她要田汉扶自己起来斜卧在他的右臂弯里，就这样长眠不醒，距二人清醒地谈论上帝不过6小时（田汉《荆棘之路》）。
迅雷疾风、山崩海啸，宇宙威力不可抗拒，人生渺小短促、毫无意义，田汉“只觉得运命之绝对的严肃”（田汉《从悲哀的国里来》）。
痛失所爱，田汉滞留长沙，在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不时信手拈些题目大发感慨，抒泄人生的“酸辛”（Something）。
应长沙戏剧协会之请，田汉为纪念1911年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起笔创作《黄花岗》。话剧以陈意映、林觉民这对情侣的对话领起第一幕：
“好好的，你又叹什么气呀？”
“我何曾叹气，我不过觉得头上——胸口上有些不舒服似的。”
说这话时，林觉民正举杯浇愁。林觉民激愤于民族大义，以致不想生儿育女：“生下来没有志气的还可以做个奴隶，不幸是个有志气的不是自杀便得去做牺牲。”该剧还没完稿，田汉转又策划创作反映辛亥革命的《黄鹤楼》。
在此期间，田汉与教国文的赵景深、教美术的叶鼎洛交游，彼此都是“浪漫派”，痛饮狂歌，人称“神经合唱团”，有一次与周南女校学生联欢，惹得楼下男生喊“打”。5月31日，为送别来长沙参观的衡州第三师范毕业班回去，田汉他们又大唱京戏以破愁，结果引起长沙一师学生更大的反弹，激烈的喊“打”声震醒了他，一翻报纸才知道，原来前一天五卅运动在上海发生，再不宜苟且偷安了（田汉《上海》）。
湖南实在不是自己活动的舞台，田汉返回上海，在暨南、大夏大学任教。受曾在上海大学掌管教务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的影响，田汉搁置未能终稿的《黄花岗》，开始搜集五卅运动资料，构思创作反映这场刚刚过去的就发生在上海黄浦江畔的历史事件，为与前两剧合成“三黄”系列，遂命名为《黄浦江》。然而，该剧也仅写成第一场《顾正红之死》，且迟于1931年5月完稿——顾正红为罢工工人讲解革命道理：东洋资本家的机器吸去工人血汗，变成大洋钱飞到东洋去，变成他们的汽车、洋房、变成他们的“军舰、大炮”；面对剥削压迫，东洋的工人兄弟已经“吼起来了”；工人们见警长用手枪威胁顾正红，“狂吼”地叫骂：“你开枪试试！顾正红，不要怕，讲下去。”
“三黄”史剧未能如愿完成，因为——电影一时侵占了田汉创作世界的核心。
大鼓女的故事，在心中翻转发酵。在日本创作的《梵峨璘与蔷薇》实在是青春期狂想之作，话剧演绎在北京“新世界”唱大鼓的女艺人柳翠与琴师秦信芳相恋，为帮助爱人出洋深造音乐，甘心卖身给实业家做姨太太；幸运的是，这位曾经参加革命的实业家愿当艺术保护神，出人意表地资助秦、柳赴法。“想是那‘新世界’大鼓台的屏风上面那一对大雁，那一天从火中间飞出来的吧！”剧末男主人公如此打趣柳翠，火中飞雁的意象显见是受郭沫若《凤凰涅槃》的影响。其实，那时田汉对鼓娘的了解仅止于赴日前在上海新世界听过一次大鼓。归国定居上海，听大鼓较多，深感有重新结构故事的必要（田汉《致宗白华》）。从湖南重回上海后，新少年影片公司的唐琳君来信联系，有意把《梵峨璘与蔷薇》搬上银幕，田汉早悔前作，遂创作电影本事《翠艳亲王》。女主人公还是那个大鼓女柳翠，她已来上海大世界发展，因梨园界封她为“翠艳亲王”而遇贼人绑架，秦信芳营救亦被缚，柳、秦互救始得脱身；后军阀李斡堂欲纳柳翠为宠姬，柳翠趁机刺死此杀父仇人，信芳救出柳翠，双双赴法。作品为求简洁，用浅文言写成，好在当时上海电影界还停留于拍摄无声电影的阶段。该片最终没能投拍，在姚肇里、唐琳、易素夫妻的盛情邀约下，田汉答应为新少年影片公司专门写一个剧本（田汉《自传》）。
写什么呢？日本石川啄木《到民间去》诗蓦地浮上心头：
我们之一面读书，一面辩论，
我们之目光炯炯，
都不弱于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
我们论到应该做些什么。
可是没有一人握着拳头打着桌子高叫：“到民间去！”
……
诗中四度出现的“到民间去！”的口号，振聋发聩。
有了，田汉围绕此诗意构思了几个知识青年的不同人生抉择。沪上某大学同学常聚饮于校旁咖啡馆，高谈社会改造。正如主人公郭其昌所指出的那样：“吾侪日言‘社会改造’，言‘到民间去’，但迄无真肯到民间去者。”他身体力行，到乡间建设新村，而其同学张秋白却走上了做投机生意的道路，后资产荡尽、孑然一身，悔恨跳崖自杀。咖啡馆侍女美玉原为张秋白所爱，最终择定郭其昌为人生伴侣，足以说明创作者的观点倾向。片名就叫《到民间去》，电影本事脱手已是1926年。
这时，神州影片公司邀其担任《社会大蠹》的导演，田汉一心要上马拍摄《到民间去》。“神州”退却后，田汉又转向“新少年”求合作。说不清是新少年影片公司最终收不拢股金来投拍，激得田汉自筹资金、另起炉灶（田汉《到民间去》），借用新少年公司场、器材拍摄，还是该公司后来被改造成为南国电影剧社（田汉《自传》）。总之，拍摄《到民间去》促成了南国电影剧社的诞生。恰好1926年1月日本朋友谷崎润一郎来沪，在内山完造的张罗下，田汉与郭沫若等有留日经历的文艺人才在“功德林”同其餐叙。接着，田汉又与欧阳予倩为谷崎润一郎举办“上海文艺消寒会”，地点就在新少年影片公司，包括卜万苍等上海电影界人士在内的90多个中国青年济济一堂，从下午一直闹腾到午夜方散。数天后，田汉又强拉谷崎到欧阳予倩家，体验了一回中国年三十除夕团圆夜（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
再度亲炙谷崎润一郎，谷崎的电影观深深楔入1926年4月13日《申报》刊发的《南国电影剧社之发起》。“发起缘起”宣称：“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魅力亦最大，以其能以白昼造梦也。”宣称要用“菲膜银幕宣泄吾国民深切之苦闷”。同期，田汉受苏联驻上海领事林德之托，在南国电影剧社主持爱森斯坦电影《战舰波将金号》的首映式，此为苏联电影艺术进入中国之始。不过，银幕上无主角的群众反抗的“崭新的美与力”令田汉目眩，一时还无法真正接受（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他还是要实现自己的电影梦。南国电影剧社发起者虽然不止田汉一人，但凑起来的拍摄资金当时仅有250元（田汉《谈谈“南国的哲学”》）。不管这许多，田汉邀请旅居上海的日本摄影师谷庄平（原名川谷庄平）加盟，开始拍电影。
拍摄过程波折不断，摄影师谷庄平起初帮衬过一阵子，很快退出。那年夏，南国社为苏联青年作家皮涅克来访举行过盛大的“文酒会”，有俄国音乐家的即兴表演和歌唱，有日本画家金子的即席作画，还有一位日本朋友唱了一段京剧《武家坡》，热闹非凡。这些场景全由谷庄平摄入镜头，拟作《到民间去》的某些场景使用（顾梦鹤《早期的南国社》）。皮涅克还受邀在该片中客串表演咖啡店的镜头：按照导演的意思，咖啡店侍女与所在顾客起立举杯共饮，皮涅克又按照欧洲方式把大学生的手放在侍女的手心上，象征科学与民主的联合（皮涅克《中国故事》）。此外，客串表演的名人还有小说家蒋光慈。谷庄平荐举他培训的新人谷本精史掌镜，谷本精史却病倒了。更意料不到的是，布景师家越石猝死。《到民间去》的拍摄迁延数月。经济危机，南国社从斜土路搬到蒲石路（今长乐路）。虽然该社事业已扩充为新剧、电影、音乐、舞蹈、绘画、杂志等六部，但田汉念兹在兹的还是拍电影。11月，他亲率摄制组赴杭州葛岭、孤山、白堤、刘庄一带拍摄，借天堂美景，拍摄顺畅。
“田先生，你来看这镜头里面。这种Pose好极了。开始吧。”
“好，开始了。槐秋！准备跳呀。哦，且慢！”田汉对身旁的谷本摄影师说：“喂，等岩头上的那块白云过来再拍不好吗？”
“不要紧，我们一面拍，它一面会出来的。”
“那么，拍吧。Action！Camera！”
摄影机沙沙入耳，扮演张秋白的唐槐秋对着西湖发出数声长叹，遥向他当年的好友、往日的爱人说了声“少陪了”，就从那百尺岩头纵身一跳。那岩后的白云正好舒卷飘到岩前，成为烘托的最佳背景（田汉《银色的梦》）。继拍吴嘉馨扮演的女画家黄婉如赶来，与恋人做最后的接吻，拍到佳处，演员、导演一同鼻酸泪下。得山川之助，在杭拍摄成绩颇佳。在回沪之日，再过白堤，有尾巨大的鲢鱼跳入舟中，煮来十数人都吃不完，岂不是好兆头？只是拍电影是烧钱的事，“以无产阶级干需要大资本的事”，整个过程都是煎熬，田汉对记者慨叹：“到我们成功为止，我的头发还不知要白掉多少根呢！”（《南国社之西湖纪行》）
在拍摄《到民间去》的过程中，田汉还帮助明星影片公司拍过一部《湖边春梦》。这是一部表现虐恋的影片，仍是受日本谷崎润一郎影响的余绪。田汉当时正困顿于《到民间去》，并没有就此写什么文字，只是应邀与卜万苍同游环龙公园（今复兴公园）时，坐在池边娓娓而谈，详述了一个故事。当时卜万苍一句话也没说，听得入神，不觉烟卷烧疼了手指（田汉《影事追怀录》）。
没有南下广州或去武汉，却在1927年后应陈铭枢之邀，应聘为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顾问，痴迷电影是主要动因，因为这顾问负责主持电影股。
于是，田汉与南国电影剧社同人，并携日本摄影师东喜代治（东方熹）翩然赴宁。一路上，南国电影剧社成员严与今吹笛作乐，李小姐唱昆曲，好不写意，没想到严君后来竟因恋爱问题投秦淮河自杀。在南京两月间，田汉一度拟拍摄《南京》《广州》《武汉》国民革命三部曲，并为聘请摄影师而短暂赴日（《田汉年表简编》）。同时，利用职务的便利，补拍了《到民间去》的若干镜头（顾梦鹤《早期的南国社》）。
同年8月，《到民间去》在南京新都里公映，摄制光线之清晰、背景之美丽、剧情之紧凑、表演之熨帖、字幕之警惕，有目共赏，但因为女主角结局的改易，“到民间去”成了“上前线去”，被当时影评者视为不成功（陈南荪《南国社访问记》）。其年秋，田汉回到上海，入住蒲石路64号，无意中得到《湖边春梦》拍摄告成的好消息，田汉为该片补写了说明和对话，并作文叹息该片表现虐恋还不过瘾（田汉《影事追怀录》）。《到民间去》的命运可不好，该片携至蚌埠时，因孙传芳渡江南下，风声甚紧，挑夫急于逃命，将四千余尺电影胶片尽弃入淮河，摄影机、放映机也一并丢失（田汉《关于〈哈孟雷特〉与〈到民间去〉——致〈幻洲〉杂志记者》）。
决心放弃电影了？还是意犹未尽。
从南京回来，田汉应黎锦晖之请，担任上海艺术大学文科主任。该校周勤豪校长有“学店老板”之嫌，拿学费抵旧债，自己躲着不见学生，学校由临时成立的校务委员会维持。周勤豪的党羽继续在校内中饱私囊，弄得大家没饭吃，学生群起驱逐，公推田汉掌校。其时，田汉已迁居打浦桥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日晖里41号，1927年冬就在那里召集欧阳予倩等40余人，正式成立南国社，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痄之有为青年为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上海艺大因为田汉接办，顿时也充满了“南国”的气息。那学期末，田汉组织“艺术鱼龙会”，除了演外国剧《父归》（田汉译）、《未完成之杰作》（孙师毅译）、京剧节目，话剧新戏绝大多数由田汉编导，为此他一连创作了《生之意志》《画家与其妹妹》《到何处去》《江村小景》《古潭的声音》《名优之死》等。在这过程中，田汉以戏班子为依靠，注重为演员量身定制，通过先创意、再说戏，借重演员的即兴表演，外加他在幕后的提词，几经公演最终写定剧本或者根本不要剧本的话剧活动渐趋成熟，成为一种创作模式。此类话剧创作活动可追溯到他留日期间1921年编导《不朽之爱》，至此成型，助其成为一个高产的话剧活动家。
这期间，田汉还将严与今殉情事迹编写成电影剧本《断笛余音》，带领学生拍摄。电影剧组到苏州拍外景，搭黎锦晖歌舞团的顺风车，车费、住宿费全免，不过要演一个独幕剧。一天外景拍摄工作下来，田汉让《断笛余音》的演员不要卸装，宣布演剧任务，并急智想出一出幕表戏，名为《苏州夜话》。一群艺校学生到苏州写生，夜宿古城，听带队的画家刘叔康讲述自己的辛苦遭际：北京兵燹毁掉了他多年苦心的创作，又与妻女失散，愤而投笔从戎，复因见不得“革命成功”后的倒行逆施，故而弃枪重操画笔。让人悲喜交加的是，老画家随后与女儿意外相认。台下观众有一位军人，看得两度落泪。他是田汉的老乡张本清，黄埔一期生，曾在法国陆军大学进过修，当时是苏州的宪兵团长，却爱看新书，有侠士气，剧中反映的新旧军阀混战导致的政治蜩螗、民不聊生，引起他深深的共鸣，后来他还请剧组到团部演出过。“我学古人画《长江万里图》的意思，想竭大半生精力画一幅大画叫《万里长城》，”唐槐秋饰演的老画家在台上兀自做着长篇独白，“象征我们民族的伟大魅力；……”
只是演剧活动没能赚钱反而赔本，经济拮据，拍的片子后来进了当铺（吴作人《忆南国社的田汉和徐悲鸿》）。又一个电影梦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