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赶快决定走哪条路”

由沪抵津，8月11日坐9点半早车，中午12点半进北平，即入住宣武门外校场头条3号的云南会馆，很快与李纯一、许强、陈钟沪、杨哲夫、何宏远、张鹤（张天虚）、陆万美等云南旧友新朋会合。有些扫兴的是，聂耳偏偏还遇上昆明便衣侦缉队队长马匡国，当年他还参与搜捕过自己，第二天晚上马请聂到青云阁听大鼓、看杂耍，不知用意如何，以后还有数次纠缠。

“脑痛”，但还是赶着去拜望明月社在北平的社友，黎锦晖的四弟黎锦纾，以及探访若干社友在北平的家人。可惜你来我往几次就是没见到白丽珠的母亲。廖伯民转来信，无法措办影片公司（8月13日）。不管它了，游中山公园、游中南海公园、游北海、游万牲园、游兆丰公园，观影《情种》，观看中华艺团演出，吃冰激凌，吃云南火腿，吃冰，喝十一杯茶，一个多星期下来，疾病突然来袭。

8月20日夜起腹泻，聂耳总以“这健康的身体自骄，不理它。”翌日，又去真光电影院赶礼拜天的早电影。出来时，“头已经是够昏的了。”又是腹泻。到和平外清华楼吃中饭，空腹喝汽水，八个大水饺，半碗大油馄饨。午后便成痢疾。22日早上起，平均每刻钟跑一次厕所。同乡陪着看医生，时间已过，要等到傍晚时分，索性又吃泻油，一夜不能静卧半小时。23日早上已成赤痢，为省钱找门口崔大夫开一药方，泻痢有增无减。24日再找崔医生，“下午病势加重，起床都费力。”只得往北京医院就诊，到25日始见功效。27日，“精神稍稍恢复”，再上医院。28日，渐始平复。29日，沐浴没了热水，就用冷水摩擦。腹泻8天，起身腿脚都软了，“瘦得只剩一架骨子”，“那些肥肉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在身体康复期，又与友人游西山、游香山、游团城、游双清，游太庙、中山公园。参观清华大学，感叹该校“环境实在太好了”，聂耳甚至还想到今后参加清华的乐队演奏（9月7日）。

同时，聂耳从报上关注着上海时事。从《世界日报》看到：“日军在沪西示威，日舰集中黄浦江，向市府提出禁止报纸上反日言论和一切抗日运动。”第二次沪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9月1日）。在阅报室特别留意《时事新报》电影专栏，看到《天明》《都会的早晨》《春潮》都是高占非主演，越看越想：“快回上海工作去！”（9月8日）

在北平，还是回上海，必须“赶快决定走哪条路”。聂耳日记写下他的内心独白：“老实说，考什么学校？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我回到上海去有着我紧要任务，试问我进三年的学校比做三年的事是哪一样的希望大些？！就说学音乐吧，在北平，尤其是在‘艺院’，绝不会比上海好的。何况我在上海有免费的教员。”于是“决定回上海去”，16日就走（9月8日）。事实上，聂耳3日收到母病催归的电报，翌日回信就说明自己病况和回滇的困难，“只有到上海去拼命，拼命想法回来”（9月4日），强调的也还是在上海打拼。

9月11日，拉基练都不知道饿。突然想到应该去找一找托诺夫，那是当时名扬于北平的俄国小提琴师。想到就做，问过好几个外国人才找到他的住处，可惜不遇。聂耳到正阳门车站问询，原来从北平到上海只需整两天。于是，盘算着16日动身，到上海恰好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周年纪念日。无意间进入底层社会，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叫，好像些疯人样地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的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时的冲锋号。”吼声，吼声，吼声……

当天下午再访托诺夫，仍是不遇，预约明天上午10时会。收到昆明初恋女友袁春晖的来信，她误解聂耳想进电影界，以为是想当明星出风头，信中写道：“你想入电影界的热，就如一个人盲目地爱他不该爱的人一样的热，所以我无法劝阻你”，但是对方更希望他进国立大学的文字对聂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聂耳“决定试一试国立艺术学院”，如考上就可享受云南教育厅的奖学金，况且郑雨笙从上海来信也不希望他很快回沪。

第二天，终于见到托诺夫。对方颇为欣赏聂耳才艺，建议他报考清华：“只要能pass过入学试验，你尽可在里面把音乐当饭吃。”并要他周六带着提琴和曲谱来试拉一下小曲子（9月12日）。9月14日聂耳参加了艺术学院的入学考。“党义”试题共3道，他选作了“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国文”试题共3道，他选写的是“各自写理想的精神之寄托”；还有数学共6道，结果做对了4道半；英语对于学此专业出身的他来说是容易应付。晚上，“上‘真光’看《野玫瑰》。”该片正是王人美、金焰主演。

接下来的一天正是中秋节，当日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北平空气异常紧张，聂耳还是如期去听了Zmbalist的音乐会（9月15日）。翌日，陆万美送来看新戏的参观券，《血衣》《九一八》《炸弹》《战友》《一个烧饼》《第一声》《S．O．S》，聂耳抱着“满腔的热望”，明知时间已迟，仍“觉得就是能看一幕也要去”，待其赶到“法大”，却是铁门紧闭。正原地打转，一个学生从旁门出来，一问原来已被禁演。“这几天来北平市的空气特别紧，各学校和民众团体都积极‘九一八’的示威运动、搜查日货运动、演剧运动，虽然政府有明令禁止却当成耳边风。昨有学生与军警的冲突。”（9月16日）两天后，聂耳“上午去天安门开市民大会。街上戒备极严，在天安门附近的军警更多，门是关着的”。大会是开不成了，“西长安街来往的人很热闹。”（9月18日）

“艺院”已出榜，聂耳名落孙山。从9月17日起聂耳就跟托诺夫学小提琴。一周两次，学费每月20元，当时是把大衣送进当铺抵了一月的学费。第一次上课，托诺夫就肯定聂耳的左手持弓，并把他的食指移进去，“多部分的握着弓，这样觉得比较紧些。”托诺夫说“来上课是好像赴演奏会一样的庄严，到了课堂，从开始演奏到完，不应当有丝毫错误的。”这让聂耳尤感惭愧，课后他及时总结练琴注意要点，过去的毛病“赶快在改换教员的现在纠正过来吧！”（9月17日）

北平的寒气越来越令人生畏，和人挤睡一床以取暖，想到自己的冬衣“还摆在上海当铺里，不知今年的冬天怎样过去？！”（10月3日）10月5日，开始“做着去日本的梦，随时在想，随时在谈。”有云南同乡要回滇，为袁春晖买了一只小橡皮洋狗请捎去，还有一封信请转给郑雨笙，向他借赴日旅费（10月？日）。在北平已有两月，“生活仍是动摇着。”早料到免费学琴是“梦想”，“即使真能免费，你的生活费又有谁供给？”聂耳罗列“去日本”“在北平”“回上海”的种种“好处”与“坏处”，深感去日本存在着经济与日语程度差的问题，留北平有生活费、学费的压力，唯有回上海竟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坏处”。

“本想去看《人猿泰山》”，到东安市场看旧书，八毛钱买了一本《Piano Pieces -The Whole World Plays》（世界钢琴曲集），“等于看电影”了（10月13日）。在北平看电影明显少了。翻报纸，看到明月社在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拍《燕子飞飞》，“十一日已在香港路强生公司开始拍摄内景”。或许受此刺激，聂耳转念又想：“现在回上海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去日本一转再来，不是好处更多吗？总之，从稳处走便是回上海；去日本便是冒着险打张彩票。”他计算着日期，猜想着郑雨笙会不会汇款来。最近他“读了一些音乐家的历史”，因而“鼓起很强的勇气”，德国音乐家瓦格纳尤其鼓舞斗志——“Wagner的一生都是和苦痛奋斗着。”聂耳自我鼓劲：“前进吧！由日本而美、欧，有什么可顾忌的？！”（11月14日）

经费不济，是关键问题。到10月15日，学提琴一月到期，续费无着。原想通过同乡介绍到北平私立学院教课挣学费，因校长怀疑聂耳“有色彩”拒不接收而彻底泡汤，这样就只剩下向托诺夫退学一途。怀揣着最后一点希冀：自己这么用功，“在路上常常活动着左手指，想着要背出的功课”，又连连获得教师的夸奖，“免费计划大有实现可能”（9月24日）。聂耳对托诺夫郑重说到自己家乡有事，“此后我的生活费和学费会大成问题”，托词要请假一月回乡云云，但见对方面带“忧郁表情”地说：“啊！这是一个顶大的障碍对于你的功课上。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10月15日）

夜寒难禁，“要躲避这可怕的冬天，只有真早离平。”雨笙的钱还没到，令他着急。与张天虚谈上海的生活，一时感情冲动又想回上海（10月18日）。转念又想到“云南人学音乐成行点的我算得一个”，“等再学有相当成绩时可以回去开几次演奏会，使教育界的都听到我的专门技术，我可以要求到国外留学。”争取赴日留学，退而求其次，也可回沪在国立音院拿津贴，同时在“联华”工作。为等雨笙的来信，“一天起码问十次”，雨笙给天虚寄来一卷报纸，里面有一张信，既不是写给聂耳的，里面更是找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令其“深深地失望到底了！”（10月19日）

赴日留学看来是困难重重，没想到10月20日从要去日本的陶也先（林成）那里取到留学“真经”。“老陶可以找到音乐学校关系，一切无问题。登岸手续只需交一张百元日金票，他们看你有钱便不会猜疑到是来做工的或是其他危险分子。既到以后的住食问题都有人招呼。”于是，又写信给郑雨笙，向他大诉其苦，催促速汇赴日旅费；如不方便，“可先汇够回沪的话费，回上海再多方筹借。”

年轻人心性不定，况且聂耳确实是多才多艺。一天夜里，突发狂兴，拉张天虚等人跑马路，沿途讲“青年人漂泊吃苦的事”，张天虚等人很愿意听聂耳讲自己去广东、湖南的经过（10月20日），这成为引子。又隔了一天，因与友人谈话，激发了聂耳的“创作欲”。聂耳构思以自己由云南到广、湖的实际生活为素材，创作长篇小说，连大纲思路都想好了，小说虚实相生，以男主人公到上海两年后，“到湖北去”作结。此外，聂耳还想对自己音乐生活的转变，“做一个有系统的文字”，“从幼时爱好音乐说起，买提琴，练习Hohmann，入‘明月’，个人教授，所谓classic，沪战起，革命的音乐，北平来，日本去。”可见聂耳对于赴日还是念念不忘。当日，因知老陶一两日内就预备赴日，聂耳赶紧给雨笙拍去一“请即汇二百元”的急电（10月21日）。

在焦急的等候中，看到《舐犊情深》的广告。这是“久已闻名的一个伦理片，描写父子之爱”，聂耳急忙回馆报告这一好消息，同乡请客看电影。聂耳佩服贾克·库柏“传神的表演”，“他能叫人跟着他笑，跟着他哭”，散场时“有十分之八的观众是带着一双流过泪的眼睛”，更不要说饱富感情的聂耳（10月23日）。

10月25日，原打算再让人请客看一次《舐犊情深》，计划破产。终于盼到郑雨笙的信，原来是被传交的人耽搁了。雨笙替聂耳打了打算盘，“二百元当然是区区小数”，但钱远远不够。留学的计划就此流产，咽泪下肚，“喉头总有些不好过。”只有回上海工作一途了，但路费还无从着落。

留学就此放下，心境反而快乐起来。接下来一天，正好有同乡请看电影《殉情记》，“着实好。”既然“这样安闲的生活，只有在北平能够享受几天，那么我何不随他再玩几天，不好吗？”（10月26日）复过一日，又自省：“话虽如此说，不过能早去上海一天总是早好一天，这安闲的生活还是少享几天的好！”聂耳计划本月就到上海，“马上入‘联华’工作，以每月所得，先把这些旧账偿清，再作出国的想法。若是环境还不错的话，当然可以长干下去。”28日清华毕业同学会在清华礼堂开义勇军募捐游艺会，请聂耳“帮忙音乐”（10月27日）。

左翼文艺大潮推动着聂耳继续追求进步。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赵铭彝很快从上海向北平方面寄来了聂耳的介绍信。当时在云南会馆与聂耳比邻而居的陆万美，实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在昆明时二人就有接触，知道聂耳倾向革命。在北平期间，陆万美与聂耳有过几次个别交谈，并将聂耳来北平的情况告诉剧联常委任予人（于伶）、宋之的、老陶。接到上海来信后，从长城外的绥远演剧归来的于伶不顾尘劳，特意和宋之的以北平“剧联”机关报《戏剧与电影》记者的身份，到云南会馆来见聂耳（陈诏《于伶谈聂耳》）。

9月21日，《戏剧与电影》记者李君来访，也是赵铭彝的介绍，“谈话的和姓任的差不多”，“姓任的”就是于伶，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组织部部长。当晚，聂耳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三院，与北平剧联成员见面，原想观看“苞莉巴”（俄文译音，即“斗争”）剧社排练高尔基话剧《夜店》，但因剧本没有改好，谈至晚9点归。

两天后，聂耳完成《戏剧与电影》的约稿《上海的电影界》，亲手送到宋之的那里。看到宋之的寝室堆着很多的日文、俄文书，“正在写稿”，见对方“读书能下苦功，着实比我们强得多”，聂耳“无限感动，觉到自己的浅薄！”他振奋精神，检讨自己“最近忽略了作曲这一工作”，“关于革命音乐理论的写作，也要同样的注意。”进而为自己制订了“收集云南山歌、小调，并创作歌曲”的第一步工作计划（9月23日）。受此触动，加之学提琴，聂耳在北平的生活有序起来，“早晨写电影、戏剧文字和拉基练，肚子饿了煮三个鸡子。”午饭后到邻舍“谈一阵话，喝杯浓茶。过来拉piece，因蚊子骚扰和屋里的臭气，至多只能工作三小时便头昏、抓痒，所以只得离开小房子到乒乓球场，进图书馆，一直可以挨到吃晚饭。”晚上看夜报，与同乡嬉闹一阵，“回来研究音乐理论一直到十二时灭灯。”（9月24日）

火车经过宣外铁道，“惊破了这夜的沉寂。”“一会儿隔壁学校的钟声响了”（9月26日）。按照组织的要求，聂耳10月初参加了西单牌楼的“飞行集会”。在约定的时间、地点，集会的人们突然涌现出来，大家手挽手，喊着口号，声势浩大地前进。聂耳在队伍里挺胸阔步、满面红光，带头唱起革命的歌曲。人们直涌到国民党市党部的门口，大门紧闭，砸毁招牌，大快人心。

同期，聂耳还参与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0月4日，他为会议主席，组织讨论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织大纲。同月下旬，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正式成立，原拟推聂耳负责，但因其回沪在即，仍以王丹东、李元庆等负责。旋即，北平“乐联”举办音乐会，但是“死气沉沉”，“老丹大发牢骚”，聂耳表现得相对沉稳：“其实谁不是如此想，根本这种工作一时不会做好。”（10月15日）翌日，老丹又电话通知李元庆的口琴队和唱歌队到朝阳大学参加民众学校的募捐游艺会，还要聂耳去提琴独奏。聂耳没带提琴去，不免不让人失望，不过他的“非洲博士讲演”颇受欢迎（10月16日）。后来李元庆找聂耳谈话，“说‘乐联’无望，处处感到困难。”聂耳指出“他们过去不该用如此大的招牌”，没想到仅有五六人（10月20日）。

参加左翼戏剧演出活动，聂耳周身散发出艺术活力。参与街头演出，聂耳先唱上一曲云南山歌，吸引过往行人，再由“剧联”同志上演活剧，宣传抗日救亡。警察闻声而来，大家一哄而散，化整为零转移下一个“战场”（刘岳、李淑文《聂耳在北平》）。聂耳还参加了高尔基《夜店》的排演。有一次在云南学院附中演出“工厂夜景”，他和一个会舞蹈的男演员临时编了一段序幕：在聂耳一把小提琴的伴奏下，一个全身缠满大铁链的劳动者，万分痛苦地挣扎着，最终挣脱束缚，有力地站了起来，这时舞台灯光瞬间由暗黑转为鲜红（周道《许多　耳朵　的确　周道》）。性格开朗，行动活跃，北平左翼文化圈很快就有“许多（许晴）、耳朵、邸确、周道”的顺口溜，“耳朵”当然非聂耳莫属，用此绰号也是为了避免“黑大褂”和警署的注意（陆万美《聂耳在北平》）。

10月28日，聂耳找人合奏《第五变奏曲》。“不论在洋车上、走道时，脑里都在回旋着《International》的旋律，预备晚上solo。”傍晚时分到达清华大学礼堂，将近开幕时间，即时独奏完毕，“可惜钢琴不能摆在台前，而且重重幕景，台下很听不见！”（10月28日）晚会主办人一听是《国际歌》，赶忙把聂耳拉回幕后，几拉几上，聂耳才将《国际歌》演奏完毕，台下掌声雷鸣（刘岳、李淑文《聂耳在北平》）。

无论如何，演奏在当局列为禁曲的《国际歌》需要极大的勇气。当夜上演《S．O．S．》《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乱钟》，后两剧正是田汉编剧，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右派学生在校园贴出了“打倒普罗剧社”等标语。剧团坚决斗争，“马上召集全体大会讨论出几个议决案。主要是要东北同乡会发宣言，申述请‘剧联’公定的意义，并解释标语上的谬论”，最后对方认错，撕去了标语。在校门口等汽车返城时，许多人要聂耳跳非洲舞，聂耳幽了一默：“你们别忘了这儿是gentleman's university（绅士的大学），多么庄重？！多么伟大？！”上车后，聂耳乐观天性大暴露，化身“上海女子宣讲员”，引得全车大声发笑。聂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带头唱起革命歌曲，《国际歌》就唱了好几遍。一到云南会馆，就听说马哲民在北大二院讲演《陈独秀与中国革命》。饭也不吃，就约伴去听。谁知临时改了地点，又前往朝阳大学。第五教室挤得满满的，讲演者是从人丛中挤到台上去的。一名女生简单地说了几句道理，就受到鼓掌欢迎。一个广东人上台替托洛茨基讲话，被哄打下来！（10月29日）

抽空还学日语，约伴看早电影《义欲之战》，又赴音乐会，又约定明天起去排演话剧。北平，欲去却徘徊，10月30日，聂耳决定等北平商学院演剧活动结束再走，自己分到好几个角色呢。

看《人猿泰山》（11月3日），到西单买小皮壳手折、风景照片、珐琅铜瓶等礼物，到慈慧寺排戏——越是临近离北平就越忙碌紧张！还要写自己在北平的材料（11月4日）。事实上，北平“剧联”正准备要吸引聂耳入党，临行前于伶等将聂耳的入党介绍信由其带给夏衍（陈诏《于伶谈聂耳》）。

11月5日，下雪了，这是北平那年的第一场雪，聂耳更情愿视作“她庆祝我在北平第一次演剧的成功！她欢送我明天的离平！”演剧是在当晚10点东单外交部街北平大学俄文商学院，场外由体格魁梧的同学组成纠察队，扛着大木棍在四周防卫，演员在屋里化装，到台上演戏，观众冻坐在院里的长条凳上，依旧情绪高涨。聂耳扮演《血衣》中的老工人，一出场，台下的云南老乡就高喊“小四狗”——这原是初恋袁春晖对聂耳的昵称，不料在朋友间传播开来——聂耳表演投入，当他向人们控诉日本鬼子残害中国工人的罪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台下观众呜咽出声，他自己也禁不住掉下泪来；起身时因寒冷而浑身发抖，“正好是剧里所需要的抖”（11月5日）。演出原本还排演了一个象征剧《起来》，因为时间不够临时取消，而由聂耳独奏他新作的乐曲。在当晚舞台上，聂耳充分展示了他的音乐与表演才能。

等不及演出结束，聂耳就带着小提琴回去收拾行李。“北平！算是告了一段落吧！二次重来，不知又待何时？”拿着小红本在云南会馆“签名、接电话忙”，赶着去坐第二天凌晨的列车。送行的人真是不少，有的差点潸然落泪，聂耳也不禁心头一热：“想不到他们会对我如此好！” g0EF8LpFBooGCnHJsBZWTYwrEGXhYwD6OCs4zpgxZUSwfcIgDke3dFRUd96ERo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