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使问题”扩大起来

7月13日，《时报·电影时报》刊发“黑天使”《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一文。文章从明月歌剧社由宁汉回沪落笔，关注该社脱离“联华”后，究竟是加入“天一”还是“明星”的命运，继而引出“明月”要和“天一”拍摄声白歌舞片《芭蕉叶上诗》的议题。“黑天使”假称曾在南京看过“明月”演的大歌舞剧《芭蕉叶上诗》，“大失所望！”闻讯要拍摄同名电影，设法打听，对方澄清南京上演的只是该片中一部分吃醋的故事，电影“里面有激烈的战争，有伟大的恋爱，有紧凑的穿插，有美艳的歌舞，有滑稽，也有眼泪，更有爱国的精神。”“黑天使”顺势希望黎锦晖实践自己的承诺：“任凭加上三角、四、五、六角恋爱的穿插”，“声片之材料则以‘自卫卫国’为枢纽”，“总须显到‘民众疾苦’以及‘国难临头’的暗示”，并就此预祝《芭蕉叶上诗》的成功。

就在《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见报的当天，聂耳再接再厉，又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中国歌舞短论》，仍是剑指明月社“班主”。该篇由歌舞在有声电影“有很多用处”引出中国歌舞的专论，文章虽尊奉黎锦晖为此鼻祖，却以“香艳肉感，热情流露”八字概括黎氏十几年的成绩，直指“社会教育”“儿童教育”无益，“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尽管“黑天使”承认黎氏创作“有的却带有反封建的元素，也有的描写出片面的贫富阶级悬殊”，然而，“软豆腐”三字评语足够呛人。对于《夜花园里》《小利达之死》写到劳苦大众的痛苦、贫富的冲突，“黑天使”稍加肯定，因此认为“还有着一线的希望之路”。以下一句出语泼辣：“今后的歌舞，若果仍是为歌舞而歌舞，那末，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途！再跑几十年也罢！还不是嘴里进，屁股里出？”结束一节，“黑天使”指示黎锦晖：“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似当头棒喝、耳提面命：“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对“班主”的文字“教诲”至此完毕，然后以“黑天使”的笔名投给《电影艺术》。

两天后的7月15日，《电影艺术》以《和〈人道〉的导演者的对话》为题发表了“黑天使”署名文章，实为聂耳7月7日所作。文章大段虚构《人道》试片后第二天，该片导演卜万苍主动征求意见而引发“黑天使”的一番宏论。围绕“剧本的意识”，“黑天使”指出两大毛病：一是“过重于靠天吃饭：A．灾荒之所以能成灾荒，自有它的成因，这一点未加以指明。B．孝感动天，一夜吹成坟墓，也不应该。”二是“全剧始终是站在个人的地位来描写，没有联系到灾民的全般，……失了灾民全体的灵魂以及整个的欲求”。“黑天使”不吐不快：“还有，赵民杰的因良心而转变，这也是劣点。他自有他生活的环境使他这样。用了‘良心在哪里’的标语，反把唯物论的进展走向到唯心的一条路上去。”

尽管文章后面肯定了导演的技巧、感人的片段，以及可圈可点的表演，该文发表后的第4天，聂耳还是听到卜万苍的不满意见。卜万苍并不知聂耳就是那篇影评作者，因此“大骂黑天使。他说：这不是批评，这是瞎骂。”因为聂耳前天在金焰那里透露了自己就是“黑天使”，金焰就与卜万苍争辩，“说他是有成见的，要不是他导演的片子，恐怕不致如此说吧！”最后，金焰当面说卜万苍是在骂聂耳，这倒使卜万苍难为情起来（7月19日）。至此，“黑天使”的身份暴露。

“天一”拍戏还在进行，“多半是晚上”，通常熬到凌晨一点甚至有三四点钟的，但是“每天所拍并不多，等得讨厌。”天又奇热，尽管挂帐子在院子里睡，仍“满脸起了痱子”（7月19日）。因为筹拍影片，“不得不讲究一点点漂亮”，从郑雨笙那里借了一百元“做拍戏资本”，买日用品、吃冰、做衣服，请便宜的客，但看见沈西苓在读日本书，聂耳顿觉空虚（7月20日）。自省生活不免浮荡，素来讨厌跳舞场，却请客跳舞。不巧，皮包被偷（7月21日），该收心了。7月22日夜“全部动员”，“做一个通宵的夜工，到天亮快用乐队时，导演因布景不合意，发脾气打碎布景走了。”（7月23日）

7月23日，聂耳午饭后突然想到因为《人道》影评，已被卜万苍知道“黑天使”是自己的笔名，恐怕以后会有意外的纠纷，于是打电话给“老宗”停登自己此前的投稿。然而，打了两处，电话都不通。聂耳还不知道，那篇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歌舞短论》已于前一天在《电影艺术》第1卷第3期发表。晚饭后，聂耳拉着单杠跳起了天鹅舞，王人艺在下面拉他的脚，聂耳在日记中记道：“我怎样松了手，从第三层上跌下来。这时，我已经不醒人事了。”大家是怎样地搓揉他，是谁把他背上去的，聂耳都不知道，直到晚上9点多才苏醒过来。没有去医院，只是扶他到院子里，聂耳突然要上天一公司去工作，被劝阻了。仍聊天闲谈到午夜12点，才回自己的屋里睡下。

7月25日，《中国歌舞短论》引起明月社的关注。

这天，聂耳重拉基练，和王人美、白丽珠一起看了《火山情血》，前所未有地详记了该片的故事情节，并加点评，认为黎莉莉第一次上镜表情如此自然“却是难得”，不满影片表现的官僚恶霸遇鬼迷魂堕入火山的结局，等等，以作今后影评的材料。看试片时遇到不少电影界朋友，和明星公司演员钱千里谈到黎莉莉为“短论”而作的解释文章，聂耳认为“文字内容大部分是出自锦晖的。”他在日记中感叹：“在我们的立场上来看这篇《中国歌舞短论》，不但没有加重言语，况且这是事实问题。在锦晖，以至于从事歌舞事业者是应当要虚心接受的，何必再来反攻一下！莉莉无疑又受了利用。她本身为了风头主义的实现，做做工具也无妨！”

两天后，聂耳精神愉快地去找孙瑜、金焰，一块到南京饭店，列席《电影艺术》编委会会议。孙瑜接受了聂耳的劝告，“后面的火山上的打架，取消现灵魂一节，今晚补镜头。”他还出示了昨晚写的一个剧本大纲，名为《天明》，聂耳认为“这是一个在思想上比《野玫瑰》进步的作品。”同日，“莉莉为《中国歌舞短论》写了一篇文字投《电艺》，全是锦晖改的”，聂耳看了“很好笑”。“她问我会不会登，因为她怕他们有成见不会登，我说我担保。”无意间，聂耳透露了自己与《电影艺术》非同寻常的关系。仍到“天一”，拍戏“拍到三点钟才回。”（7月27日）

7月28日，在“天一”遇到《电影艺术》编辑陆小洛，当面约稿写点关于“短论”的东西，拟在第五期发表。聂耳回去就写，从凌晨3点半写到6点钟，题为《黑天使答黎莉莉女士》，7点才睡。休息后，到“夏令配克”看《两孤雏》。晚上，一同到天一公司参与拍片工作，聂耳刚进化装室，就听黎莉莉在说什么人心难测——

有人问：“是咱们团里的吗？”

“是。”莉莉又说，“你们万想不到，人心难测。”

“谁告诉你的？”

莉莉回答：“我今天到第二厂”，是孙瑜告诉她的。

聂耳一听，就知道“黑天使”的秘密已被彻底拆穿了，于是打算明天找黎锦晖直接讨论一下这问题（7月29日）。

“到底是和锦晖说好呢，还是保守秘密？想来想去，他终于是会知道的，还是坦白些吧！”聂耳下定决心，7月30日午饭后来到黎锦晖家，正遇对方从楼上下来吃饭。“先谈了些关于‘天一’、‘明星’的琐事。后来我问他看过那篇文章没有？他说那是没有十分了解的人，简直不对。至于在相片上题字，那是更糟的，所谓‘香艳肉感’，我们明月社并不是完全反对香艳肉感的，实在是不得不适应一下社会。”聂耳觉得自己的表情“不自然起来”，“不愿即时说出，等他多骂几句，他终于没有再骂了，转说到别的话。”

随黎锦晖来到楼上，“他慢慢收拾桌子，把一支香烟摆在嘴上”，把藤椅拖到聂耳的对面坐下。聂耳开始说：“我坦白地和你说，那篇文字是我写的。所谓油腔滑调是不应该，但它的原意并不坏。”黎锦晖“很会滑头地谈话，一面接受，一面又解释他不革命的苦衷。后来谈了一些‘明月’之将来，他似乎很容纳我的意见，好像即时就转变达于高度。”

既然并无观点分歧，就此打住。以为危机化解，聂耳当天下午3点由一辆破汽车送到“天一”去为明月社领取拍片的酬劳。“天一”二老板邵邨人说没有钱，晚上送来。晚饭后再去，答复“至早也要到二号才能给清。”片子原定当晚可以完结，“还有三个调子没收音”，“不给钱就不收音。”

当天看到“班主”的七弟黎景光在作曲凑歌词，“看那橡皮擦了又改，改了又擦”的可怜样，自信比他强，一时激起“作曲欲”，“练习练习写点普罗的歌曲”。“普罗”就是无产阶级，聂耳自我鞭策、自我觉醒：“你绝不要忘了人家和你介绍新朋友时‘ 音乐家 ’的头衔，你会觉得惭愧吗？不要喧宾夺主！你干的哪一门？你的特长在哪里？不要‘ 半途而废 ’，赶快 打起精神来吧 。”（7月30日）这一反省，及其以后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努力，最终成就了聂耳。

听说“联华”二厂部分导演、明星要到海滨集会，聂耳通过金焰总算争取到了。7月31日，与孙瑜等坐车同去，“到大马路外滩上船”，黎景光、王人美、黎莉莉也在。

金焰从袋中掏出十块洋钿，作为他与聂耳两人的缴费，聂耳不由得追悔：“今天实在是不该来玩，《电影艺术》出版大成问题，我们把这十大元捐去，不是可以有点帮助？”和孙瑜在船上座谈《天明》剧本，孙导“务必要固执着女的被枪毙”，金焰“要牵到现在一般青年人所迫切需要的结婚、生孩子的出路问题。他说只要再以一对已婚生孩子的夫妇衬出。”而聂耳觉得这不是“这个剧本可以解决的”，“若是写这种的剧情，最好重新再来一个。”船至高桥镇，登岸，聂耳“头上顶了一大包杂物下船”，引起同行者的笑，又坐公共汽车，下车后“一大包啤酒、面包”被有意地放到聂耳头上，他就这样顶着重物走过一个小土坡，来到海滨。“碰坏一瓶啤酒”（7月31日），倒不怕自己的脑袋碰坏。

高桥“沙滩不很好，水底的尖石子很多，风浪大，水色黄”，不是游泳的好去处，新闻记者围着明星摄影，像是“看电影一样”。吃得很丰富，倒在帐篷里躺躺很舒服。坐小车返回，高桥码头落日美景，使人留恋。上船，聂耳又打起盹来，瞌睡中“头上挨了一下打”，原来是蔡楚生请他起来走走谈话。蔡导向聂耳解释《下流》一文的误会：起因是有一次某位半资方负责人大发怪论，慨叹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下流”电影不知为什么竟能大卖。蔡楚生不便与资方争执，只能语带讥讽地说他也正准备写作一部“下流”电影。事实上，蔡楚生正创作《都会的早晨》，那是一部正面反映底层社会的影片（蔡楚生《回忆聂耳》），“对黑天使写的《下流》他是同情的。”（7月31日）

“下流”问题轻松化解，然而，“黑天使问题”在明月社“似乎要扩大起来。”（8月1日）

8月1日，黎景光忙着写信质问“黑天使”，桌上摆着第3期《电影艺术》，那篇文章上画着许多记号。聂耳不怕反驳，倒是希望“这种斗争尽量地扩大起来，因为没有斗争是不会进步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要起来挑战，也就是想由这种斗争找出一条歌舞的新出路来。”黎锦晖来讲《浮云掩月》一幕小喜剧的剧本，聂耳认为“在趣旨上好像比《芭蕉叶上诗》容易给人寻味些。”不依不饶的是明月社的社友，“大部分人好像都知道黑天使是我”，聂耳听话听音，觉得社友“说话时都是带有刺的。”特别是黎莉莉，她当着黎锦晖的面告诉黎景光：她那篇文稿被“联华”一厂的人说成是黎锦晖作的，分明是在和聂耳“唱隔壁戏”。聂耳作了最坏的准备：“要是这事闹到感情破裂，或是他们对我不大满时，我实在有一走的必要。因为这样地鬼混下来，精神上是会受痛苦的。况且理智地说一句，我实在不该和这般没有希望的人去鬼混，我要做的事还多着呢！我是一个革命者，在这样的生活中，已经是该打屁股。说到走的问题，一会儿想回家一转，一会儿又想更激烈地去干。切实点说，他们不会让我轻易地走吧！也许不至到这一步！”夜晚，聂耳为此辗转反侧。

8月2日，黎景光写了一封给“黑天使”的信，聂耳看到，觉得“这情势好像更严重起来。”于是，计划好离开明月社的三条出路：一是回滇，“一方面隔离现环境，一方面可以看看离开了两年的故乡”。二是到陕西，“游地方，隔离现环境”。三是进联华公司，“专干电影，增进别的思想与技能”。三条出路，聂耳觉得“陕西要够味些”，“因为去了相当时回来，一样地可以谋别的职业”。

一时间，好像明月社的全体男员都去看黎景光的那封信了，“各人的面庞上都表现着很快活的样儿，好像对这封信非常的表同情。”拉琴、读英文都无法排遣此事，聂耳“突然想起有向他们解释的必要，反正他们都已知道。这样的开玩笑似乎太无聊，要吵，便痛痛快快地来一下”。聂耳终于向景光“摊牌”了——

“你给黑天使的信发了没有？”

“没有邮票！”

“不要麻烦了吧！请交给我，我就是黑天使！”

景光表情不自然起来，开始还有点不想把信交给聂耳。聂耳保证：“我未必还不放心我吗？我定会交给编辑先生呢！”景光听如此说，不能不把信给他了。

两人开始正式交锋起来。“他反驳我的主要点在文不对题，这一点我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荒唐。我和他辩论总是根据着事实问题，并且居于我们的立场”。聂耳记道：“我希望他不要把观念混淆，这种事是另一回事，绝不要牵扯到团体的问题。我由这两天的观察，他们对我的态度完全两样。”

性格爽直的聂耳一吐为快，随后就奔赴《电影艺术》编辑会，陆小洛编辑不在。因为经济问题，《电影艺术》出版难以维系，不仅黎景光的质疑信无处刊发，就是聂耳那篇“答黎莉莉女士”也等于打了水漂。

后两天情形一度趋于舒缓。明月社执委会讨论和“明星”订合同问题，聂耳为三位接洽人之一。《浮云掩月》原安排聂耳饰演“任南云”，严华提出演不了“大麟”，遂与聂耳调换，聂耳不以为然：“老实说，什么角我都能做。”蔡楚生请客到南京大戏院看电影，也有聂耳一个。随后，“在霞飞路吃俄大菜。”蔡楚生带领参观明星公司，“玻璃棚里透出强烈的电光”，无声片摄影棚在拍古装戏，“有声摄影棚还不错，没拍戏。”（8月3日）从《时报》上得知，王次龙要拍的影片因为要自带一个摄影师，与“天一”老板闹僵，以致取消合同，邵醉翁自任导演，主演已定。聂耳到“天一”证实情况后，知道自己与王次龙的合作彻底泡汤，原想顺带着取回“明月”报酬也没成，拍片团队正与老板谈判呢。到“联华”一厂访金焰，和苏怡谈剧本（8月4日）。

8月5日，早上照常基练，“午饭后突然听说要开全体大会”，聂耳“跑去问七爷，他说关于我，黑天使的问题。”这会议显然是专门针对聂耳的，“他们要我退席，上楼拉基练。”结果，只能退出。晚饭后，到外面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找郑雨笙，“他可以解除些我的苦闷”。回到住处，听说黎锦晖找他谈话，只得明天去。

第二天早上，找金焰，进联华公司“大约有望”。原以为回明月社就能吃到“饯行饭”，却并无准备，措辞说吃过了，生生饿了一顿。开始收拾行李，决定先到北平一转。到黎锦晖家，两人已经没了互信还谈什么，聂耳记道：“我知道他要和我谈的是什么话，我当然很圆滑地去应付他。”空着肚子去找郑雨笙，未遇。后来，郑自己来了，介绍聂耳住他亲戚家（8月6日）。

明月社没有希望，也待不下去，到北平去玩一下，改换一下环境，正好休养半月前头部受伤导致的“脑病”（聂耳《致明月社同事［宋廷璋］》，1932年11月10日）。8月7日，聂耳6点早起收拾行李，“空气异常惨淡”，明月社只有一名女生和他说话、拉了他的手，她正是黎锦晖的养女黎明健（于斯咏）。四先生送聂耳上船。“到四点钟才开船”，聂耳就这样离开了上海，身后留下一则启事，刊登在《新闻报》：“因志趣不合，自愿脱离明月社”。 Sz1FD7tjxCpgM8n+qguPVrmq8qBLG3kembFVVWyxKMQ0n1hWl2//uWiycBLgH2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