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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不仅英俊，而且为人率直，热诚，爱憎分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带领全家支援西部建设，来到大西北。那时候的爸爸，虽然工作繁忙，生活艰苦，但是爸爸脸上一天到晚总是挂着笑容，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歌时常挂在嘴上。
然而，好景不长，自从“文化革命”的号角吹响，爸爸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脸上再也没了笑容，嘴里也再没了歌声。终于有一天，爸爸成了被专政的对象。挂上了二十几斤重的大铁牌子，满街游斗。再后来干脆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
从那天开始，爸爸早晨第一件事是向“造反派”们交代他保护“走资派”的所谓“罪行”，然后和一群罪该万死的所谓“罪人”，被押到工厂大门前躬身垂头，向前来上班的革命工人“认罪”。然而这些精神上的洗礼还不够，造反派又把工厂搞科研的理化楼腾出来，网罗一伙打手对爸爸这些“罪人”进行棍棒、钢鞭和拳脚相加的肉体“改造”。那段时间，只要工厂高音喇叭吆喝谁到理化楼来，那这个人肯定是站着进去皮开肉绽地躺着出来。对此，爸爸早有了准备，他让妈妈连夜缝制了一件厚厚的棉坎肩儿。穿在身上以防挨打时搪一下。
棉坎肩儿是用我们儿女穿旧的灰色条绒上衣改做的，虽然破旧得早已褪尽了原有的颜色，但是穿在爸爸身上方方正正的，很像一个厚墩墩的棉花包儿。哦，棉坎肩儿，棉坎肩儿！从此，不管寒冬酷暑，在那些日子里就一直没离开过爸爸的身上。
令人担心的一天终于来了。一天午后，爸爸被喊到理化楼，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硬逼父亲承认他保护“走资派”的行为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爸爸坚决否认。这可激怒了他，下令把爸爸往死里打。在钢鞭和棍棒的轮番折磨下，爸爸还是不屈服，有个打手竟气急败坏地举起木棒向爸爸头上的太阳穴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头脑并未慌乱的爸爸，马上用右手托起外衣下面的棉坎肩儿搪在头上，瞬间，托在棉坎肩下的右手被打得像刚出炉的面包。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棉坎肩儿搪一下，爸爸的手必残无疑，就更别说那棒子直接劈到爸爸头上的致命后果了。因此，这件棉坎肩儿使爸爸逃过了这一劫难。
时光流逝，可咒的十年“文革”结束了。爸爸终于从那场浩劫中逃了出来。当我跟他一同忆起那段岁月，问他为了保护别人险些丧命，是否后悔，他竟坚定地回答：“嗨，孩子呀，那样的运动别说不会再有了，就是退一万步说，假如再发生那样的事儿，我的眼睛里还是揉不进一粒沙子，该保护的还保护，该反对的还是要反对！”然而，我却发现那件布满伤痕的棉坎肩儿总是被他视若珍宝般的保存在床头柜里。
每当我收拾家中卫生，总要翻箱倒柜地扔掉一些破旧杂物。爸爸总是在我身边不停地转悠，双眼紧盯着我要扔掉的旧物，一个劲儿念叨，叮嘱：“千万别把我的那件棉坎肩儿扔了！假如，假如，假如能用上呢……”每当此时，我望着他那日渐苍老的面容，听着他那啰哩啰嗦的叮嘱，就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仿佛看见她瞪着那双凄苦的眼睛，痴痴地向路人询问着……然后，我会伏在旧物堆中大哭一场。
终于有一天，噩耗传来，爸爸去世了。他是在整理床头柜里的衣物时，突发心脏病并还双手抱着那件棉坎肩儿，倒在床头边的。当我赶回到他的身边，他早已静静地躺在殡仪馆冰冷的棺椁里。
办完后事，在整理爸爸遗物时，发现被他视若珍宝的棉坎肩儿还整齐地存放在他的床头柜里。我双手颤抖地捧起棉坎肩儿，肃立在爸爸遗像前，耳畔仿佛又响起他的叮嘱：“千万别把我那件棉坎肩儿扔了，假如，假如，假如能用上……”
我的眼泪不禁流下来，一滴又一滴泪水打在伤痕累累的棉坎肩儿上，我哽咽地说：“爸爸，对不起！没按您的意愿把棉坎肩儿给您带去，是想留下点那个年代的见证，虽然您的棉坎肩儿的故事今后不会再发生了，但是，我也要把这个故事永远给人们讲下去……”
（2015年4月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