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清楚。养老院发来电报：“母逝。明日葬。此致。”等于什么都没说。兴许是昨天吧。

养老院位于马朗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打算坐两点钟的巴士，下午能到。这样就赶得上守夜，然后明晚返程。我跟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他没理由不批准。不过他确实不太高兴。我甚至都说了“这不是我的错”，他也没吱声。我就压根不该提这事儿。不过总体说来，我觉得没什么好抱歉的。他本就该来慰问我。不过，等后天他看见我戴着孝，准会这么做。此时此刻，妈妈像是还没死。相反，等葬礼办完，一切尘埃落定，才会显示出应有的严肃感。

我搭乘了两点的公共汽车。天很热。跟往常一样，我去瑟莱斯特的餐馆吃饭。他们全都为我悲痛，瑟莱斯特跟我说：“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妈妈。”离开时，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门口。我疏忽大意，忘记上楼跟艾玛纽埃尔借黑领带和袖章。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失去了叔叔。

我跑步前进，生怕耽搁了行程。匆匆忙忙，又是一路小跑，加上路途颠簸，混合着汽油味儿，还有路面和天际的混响，搞得我晕乎乎。几乎睡了整整一路，醒来时，发现自己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问我是不是远道而来。我懒得多说，就答了一声“是的”。

养老院离村镇两公里远。我步行前往。心想赶紧见到妈妈。但看门人说，必须先跟院长碰个面。他很忙，我就等了一小会儿。这期间，守门人一直陪着我叙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他是个身板矮小的老头，胸前佩戴着荣誉军团勋章，发亮的眼睛直盯着我。他久久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手抽回来。他查阅了一份文件，跟我说：“默尔索夫人是三年前送到这儿来的。您曾经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我猜他是想责怪我什么，便开始辩解。但他打断了我：“您不用急着解释，我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并不能满足她的需求。她需要一个护理员。您的工资收入不算高。总之，她待这儿要更幸福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接着说：“您知道，她有自己的朋友，有同龄人做伴。她可以跟他们分享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话题。您太年轻，她跟您在一起会觉得无聊。”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时，喜欢静静地盯着我看，这样就能消磨一整天。刚住进养老院时，她经常哭。仅仅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要是把她领出养老院，她倒要嚎啕一场了。依旧是习惯使然。最后一年我几乎没去探望她，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当然也因为探望一次就要占用整个星期天，还没算上搭公交车、买票、路上耽搁两小时的辛劳。

院长还在喋喋不休，可我压根没听进去。接着他说：“您肯定想去看看您母亲。”我一言不发地起身，他抢在前面走到门边。楼梯里，他跟我解释说：“为了不惊扰到别人，她被转移到小停尸房了。每逢有人过世，其他人都要紧张个两三天，给我们的管理造成了不便。”我们穿过院子，老人们正三五成群地闲聊。当我们经过时，他们就闭嘴噤声了。待我们走远，才重新拾起话头，就像雌鹦鹉低声地叽叽喳喳。院长在一幢小楼门口与我道别：“请自便吧，默尔索先生，我在办公室随时恭候您。理论上，葬礼定在上午十点。我想您应该会为死者守灵的。对了，您母亲似乎跟朋友们提过，想按宗教仪式来入葬。我已安排妥当。但还是想提前知会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算是无神论者，但活着的时候也从没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去。房间很敞亮，墙面用石灰粉刷白，还有一面彩绘玻璃窗。外加几把椅子和X型支架。两个架子摆在中央，支起一口加盖的棺材。只能看得清那些磨亮的、快要损坏的螺丝钉，松垮地铆在漆了褐色染料的棺木上。棺材旁，是一位身着白色罩衫的阿拉伯女护士，头上披着的绸巾颜色鲜亮。

这时，看门人走进来，站在我背后。他大概是跑着过来的，结结巴巴地说：“她被盖起来了。但我该把螺丝拧下来，让您看看。”他走近棺材，但我阻止了他。他说：“您不想看看吗？”我说：“不想。”他停下动作，我有点忐忑，觉得自己不该那么说。沉默了一会儿，他盯着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毫无责备的意思，像是在问他自己。我说：“我不知道。”他捻了捻花白的小胡髭，眼睛从我身上移开，表示“我明白”。他有一双淡蓝色的漂亮眼睛，脸有点发红。他递给我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比我稍稍靠后的位置。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守门人突然对我说：“她得的是溃疡病。”我没太听明白，就盯着女护士看，发现她眼睛下面绑了一条绷带，一直绕到后脑勺。鼻子的那个位置，绷带是平塌塌的。她脸上只有绷带的白色清晰可辨。

她出去以后，守门人说：“您还是一个人待着吧。”我不清楚自己做了一个怎样的手势，结果他笔直地站在我身后。他待在这儿让我不舒服。傍晚曼妙的霞光洒满了房间。两只大胡峰紧贴玻璃窗嗡嗡作响。我感觉自己被阳光击败了。我背对着守门人说：“您在这儿工作很久了吗？”他立刻答道：“五年”——犹如一直在等我提出这个问题。

之后，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倘若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的守门人，他定会惊诧不已。他六十五岁了，巴黎人。我想起，他领我去见院长之前还谈起妈妈的事。他说最好尽早下葬，平原上热得很，尤其是这个地区。也就是说，他让我了解到他曾住在巴黎，并且，这件事令他终生难忘。巴黎人有时会跟死人共处三四天。而这里，人们耗不起这么多时间，也不会生出在柩车后面跟着跑的念头。他妻子早就提醒他：“闭嘴，这些事儿没必要跟那位先生提起。”老男人涨红了脸，请我原谅。我劝解他说：“没什么，没什么。”我觉得他讲的一切既合理又有意思。

在那间小停尸房里，他告诉我，他是以贫民身份来到这家养老院的。他觉得自己身体挺强健，就自愿承担了守门人的职责。我插嘴说，总之他算是寄宿者。他说不是。我早先就注意到，谈及那些寄宿者，包括一些比他更老的人时，他喜欢用“他们”“其他人”来指代，很少说“那些老人”。不过，自然是有些差别的。身为看门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比他们更有权力。

护士此刻走了进来。转眼就到了傍晚。夜色在窗玻璃上越涂越厚。守门人旋动电灯开关，突然迸溅的光几乎要刺瞎了我的眼。他邀我去公共食堂吃晚饭。但我不饿。他就说给我倒一杯加奶的咖啡吧。我一向喜欢奶咖，接受了好意，不一会儿，他端着一只盘子回到我身边。我喝了。然后想抽烟。但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不该当着妈妈的面这么做。我略微想了想，觉得无关紧要。我也递给守门人一支，跟他一起抽着。

突然，他对我说：“您知道的吧，您母亲的朋友们也会参加守夜。这是惯例。您得去搬一些椅子来，还有黑咖啡。”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强光映在白墙上让我很疲惫。他说不行。起初装修时就是这样设计的，要么全关，要么全开。后来我就没怎么留意他了。他出去了一趟，又回来布置椅子。他把杯子围放在一把椅子上，咖啡壶摆在中央。然后他坐在我对面，我们之间隔着妈妈。护士也在房间尽头，背对我。我看不清她在做什么。但根据她胳膊摆动的样子，我猜是在织毛衣。天气很温和，咖啡让我身上暖洋洋的，夜色和花香飘进了敞开的门。我好像打了一阵子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惊醒了我。睁开眼，房间迸发出更亮的白光。没有一丝阴暗，面前的每一个物件、每一个角度，所有的弧线都浮现出能将人伤害的纯净。就在此刻，妈妈的朋友们都进来了。总共有十来个人，在刺眼的光芒中静静挪动的步伐有如滑行。他们全都坐下，椅子却没发出丝毫的吱嘎声。我像是平生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人，他们脸上、衣服上没有任何细节从我眼前漏掉。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响，几乎难以相信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几乎所有女人都穿着罩衫，用来保持身形的束腰绳则让她们隆起的腹部更显眼了。此前，我从未注意到老女人的肚子究竟长在哪个位置。男人们几乎都很枯瘦，都拄着手杖。他们脸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唯有皱纹形成的窝巢中央隐约透出一丝黯淡的微光。待他们就座，大部分人看着我，局促地朝我点头，抑或仅仅是抽搐。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致意。此时，我发现他们都围在守门人身边，面朝我坐着，微微摆头。有一阵子我甚至产生了滑稽的想法：他们在审判我。

过了一小会儿，一个老太太哭了起来。她坐在第二排，同伴挡住了她的脸。她小声地啜泣，节奏感很强，似乎难以让自己停下来。其他人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消沉，忧郁，安静。他们盯着棺材或自己的拐杖，或者其他随便什么东西，但他们只盯着那样东西。老太太还在哭。我很诧异，因为并不认得她。我宁愿听不到她的哭声。但我没胆量去说。看门人弯腰对她说了些什么，但她一面摇头一面嘟哝着，继续用同样的节奏哭泣。守门人于是走过来，坐在我身侧。沉默了一阵子，他开口向我澄清，虽然眼睛没朝着我：“她跟您母亲很亲密。她说那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一无所有了。”

就这样，我们枯坐了良久。老太太的叹息和啜泣愈发弱了。她开始用鼻子大量吸气。她终于累垮了。我不觉得困了，但很累，腰疼。现在，所有人的安静让我难以忍受。我偶尔只能听到一声罕见的响动，却弄不清究竟什么在响。时间久了，我终于猜到，一定是老者中有人吮吸着自己腮帮的内侧，让一些奇怪的咂嘴声不慎逃逸出来。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早就被自己的冥思深深吸引。我此前甚至有这样的印象：这位死者，这位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在他们眼中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我现在确信那是个错误的印象。

我们一一将守门人端上的咖啡饮尽。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黑夜在流逝。我记得又一次睁开眼时，老朽们互相依靠着睡了，只有一个人把下巴抵在手背上，手里紧紧攥着拐杖，凝视着我，像是一直在等我醒来。然后我又睡了。再次醒来则是因为腰部越发疼了。黎明从窗外掠过。少顷，其中一个老人醒来，咳得很厉害。他把痰吐进方格图案的手帕，每吐一口，都像要把肺咳出来了。他叫醒了其他人，守门人说他们该走了。他们起身。难受的一夜把他们熬得面如死灰。令我诧异的是，他们每个人临走时都跟我握手——仿佛这个我们未曾交换过只言片语的夜晚，无形中增进了我们的亲密。

我累极了。守门人把我领回他家，终于能稍微梳洗一番了。我又喝了一杯加奶的咖啡，味道还不错。离开时，天彻底亮了。天空周身泛着红光，高悬在将马朗戈和大海隔开的山岗上。风从高处拂掠着这些绯红，带来盐的味道。晴天还在酝酿。好久没来乡下了，倘若没有妈妈这档子事儿，能独自散散步是何等的愉悦啊。

但我选择待在院子里，等着，在一棵梧桐树下。我呼吸着新鲜土地的香气，现在不困了。我想起办公室的同事们。这个点，他们正起床去上班，对我而言这永远是个艰难的时刻。我还联想了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楼里响起的钟声吸引了我的注意。窗子后面是一阵搬家具的喧闹，随后一切归于平静。太阳又往空中爬升了一点点，我的脚都开始被烤热了。守门人穿过院子告诉我，院长叫我去一趟。我去了他办公室。他要我在几份文件上签字。我看见他穿着一身黑，裤子是横纹的。他拿起电话，问我：“负责殡仪的人来了一阵子了。我叫他们把棺材合上。您要不要再去看您母亲一眼？”我说不用。于是他压低嗓音，在电话里吩咐道：“菲雅克，让他们过去吧。”

然后他说他会协理入葬仪式，我道了谢。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把一双短小的腿叠在一起。他提醒我说，过会儿去现场的只有我和他，外加一个护士当帮手。理论上，寄宿者都不去帮着下葬。他只让他们守灵，“这关乎人道问题。”他评论道。不过在今天的情形下，他倒是同意了妈妈的一个年迈的朋友“托马·佩雷”的请求，他想跟着柩车去扶灵。说到这儿，院长微微一笑。他说：“您懂的，这里面有种孩子气的感情。他跟您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养老院的人都开他俩的玩笑，跟佩雷说，‘这可是您的未婚妻啊。’他就笑。他们还挺开心的。说真的，默尔索夫人的死确实让他情绪上大受震动，我实在没理由拒绝他的请求。不过，照着驻访医生的意见，我没让他参加昨天的守灵。”

我们沉默了许久。院长起身，透过办公室的窗子往外看。他突然看到了什么：“马朗戈的神甫到了。他来得有点早。”他说去镇上的教堂起码要步行三刻钟。我们下楼。楼前站着神甫和两个唱诗班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手提香炉，神甫蹲下，帮他调好银链的长短。我们一到，神甫马上站起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跟我说了几句话就进去了，我紧随其后。

我一眼就注意到铆钉已经楔进了棺材，房间里还有四个黑衣人。同时，我听见院长跟我说，柩车就停在路边，神甫开始祈祷了。从此刻起，一切都运转得快了起来。那几个男人拿着一袭柩罩走向棺材。神甫，他的随从，院长，还有我，一起走出去。大门前，我碰到一个不相识的太太。“这是默尔索先生。”院长说。但我没听清她的名字，只知道是护士代表。她点了点头，瘦长的脸上不带一丝笑容。随后我们排好送别遗体的队列。我们跟在搬运工后面走出了停尸间。大门口有一辆马车。锃亮，狭长，闪着光，让人联想到一只文具盒。车旁站着葬礼的主事者，一个矮个子男人，穿得很滑稽，另有一位老人显得手足无措。我知道这就是佩雷先生了。他戴了一顶软塌塌的圆顶毡帽，侧翼很宽（棺材经过时，他摘掉了帽子），穿着一套西装，裤子绞缠在鞋面上，黑布领结在衬衫白领的衬托下显得过于纤巧了。一双嘴唇在布满黑点的鼻子底下颤动。纤细的白发盖不住那出于好奇心而摆动的耳朵，耳朵的边缝也有些粗糙，鲜红地搭配在苍白的脸上，让人过目难忘。主事者给我们指定了位置。神甫走在前面，随后是柩车。围着柩车的是那四个男人。后面是院长和我，走在最后面的是护士代表和佩雷先生。

阳光已撒满天际。它开始向地面施压，温度在迅速上升。我不明白为何等这么久才动身。深色衣服让我酷热难耐。被人群挡住的那个矮个子老人又把帽子摘了下来。我一边听院长谈论他，一边朝他那个方向微微侧身，看他。院长说到了晚上，我母亲和佩雷先生经常在护士的陪同下到镇上散步。我观察着周围的乡村。山坡上松柏的林线直达天际，透过林子，能看见棕红土壤也染着斑驳的绿色，房子稀疏，但画面感很好，我能体会妈妈的感受了。傍晚踏上这片土地，应该算是一种令人感伤的休憩。今天，满溢的阳光摇颤着景色，赋予它不近人情、惹人消沉的模样。

我们开始往前走。就在此刻，我发现佩雷先生腿有点跛，走得很慢。柩车渐渐加速，老人被甩到了后面。围绕着柩车的那群人里，有一个跟不上速度的，索性跟我并排了。太阳竟然这么快就爬到了上空，我很吃惊。我发现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歌声中：虫鸣和草丛里的噼啪声混在一起。我脸上流了汗。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来扇风。那名殡仪公司的雇员跟我讲着一些闻所未闻的事。同时，他左手攥着手帕擦自己脑袋，右手则把鸭舌帽的帽檐往上掀了掀。我问他“怎么了”，他指着天空一个劲地说“鬼天气”。我说“是啊”。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里面是您妈妈？”我又说：“是啊。”“她年纪挺大吗？”我答道：“还好吧。”其实记不得具体的岁数了。然后他沉默了。我转过头，看见老佩雷在我们身后大概五十米开外。为了加快脚步，他拿整条胳膊扶稳自己的毡帽。我也观察了一下院长。他走路的样子尽显端庄，丝毫没有赘余的小动作。汗水在他前额结成了细细的水珠，他却没有揩去。

队列似乎挪动得快了点。周遭是同样被阳光浸透的村子。太阳明晃晃得让人支撑不住。就在那一刻，我们途经一段新近修缮的公路。阳光把柏油都晒裂了。我的脚就像陷进沥青里，又将发亮的油渣翻了出来。那顶丢在马车顶篷上的车夫的硬皮帽，像在这黝黑的污泥里鞣过。时而蓝、时而白的天空和这些颜色的单调让我有点眩晕：裸露的泥渣那黏湿的黑色，衣服黯淡的黑色，柩车油漆的黑色。这一切，阳光，马车散发出的皮革和粪便的气味，清漆味，乳香，一夜失眠的困倦，都让我眼昏头晕。我再次扭过头，佩雷好像远远地消失在一团热气中，再然后就一点儿都瞧不见他了。我用视线去搜寻他，发现他早已偏离了主路，在农田里横穿。道路似乎在我面前转了个弯。我明白了，佩雷对这一片很熟，他试图抄近道，以便追上我们。转弯时他已经跟了上来，但又被甩在后面。他只好继续横穿农田，折腾好几个来回。我呢，我感觉血液在太阳穴里翻腾。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仓促，如此确切、自然，我竟一点都回想不起来了。唯独记得一件事：进村庄的时候，那位护士代表跟我讲了话。她独特的嗓音跟她的脸毫不搭调，有点发颤，但富于音乐性。她说：“要是我们慢慢走，就有中暑的风险；倘若走得太快，到了教堂就可能感冒。”说得没错。真是进退两难。我还能回忆起当天的另外几幅图像，比如，佩雷在村庄附近最后与我们汇合时的那张脸：不安的情绪激发出硕大的泪珠，就要流过面颊了。不过，泪水被脸上的皱纹阻挡着，没能流下来，而是在饱受摧残的脸上铺展、汇聚，形成一层水的釉质。我还记得桥两侧路边的村民，墓地石碑上的红色天竺葵，佩雷的昏厥（我们说他像个脱臼的木偶人），土地的颜色像流过我母亲棺材的血，交缠的根茎的白色肌肉，还有人群，说话声，村庄，咖啡馆门前的等候，不停打鼾的发动机，最终，公交车驶进了洒满阿尔及利亚阳光的住所，我想我该跳上床，睡上十二个小时。 UjFttKKKoyxtDvJR6o2zfpv7lmMFWMeNqWXnOp2A5Ri63tho7B1QTVycdL1hc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