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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两个夏天简直是接踵而来。随着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我知道有些新情况在等着我。我的案子将在巡回法庭的最后一轮进行审理，六月份就会有个了结。审判当天阳光很灿烂。律师向我保证审理最多持续两至三天。“而且，”他补充道，“法庭会快速处理的，毕竟这不是至关重要的大案。您后面紧接着还有一桩弑亲案等着他们呢。”
早上七点半，一辆押送犯人的车把我拉去了法庭。两个宪兵带我进了一间有些阴暗的小屋。我们坐在一扇门旁等着，透过那扇门可以听见各种说话声、喊声、椅子刮过地面的声音。一阵阵喧哗让我回忆起小镇上音乐会一结束，大厅就被清空用来跳舞的场面。宪兵说法官还没到，其中一个递来一根香烟，被我拒绝了。他凑过来问我“是不是有点怯场”。我说没有。在某种意义上，亲历审判现场甚至很吸引我。我一生都未曾有幸参与其中。“是啊，”另一个宪兵说，“但审到最后挺累人的。”
不一会儿，房间里的小电铃就响了。他们解开我的手铐。他们推开门，把我引向被告席。法庭上人声鼎沸。百叶窗虽然拉下了，光还是从缝隙里透过来，空气热得令人窒息。窗户一直紧闭着。我坐下，警察们站在我两侧。就在此刻，我注意到我对面有一排脸。他们盯着我看，我猜那就是陪审团了。但我很难把他们当作单独的个体来看待。我唯一的感觉是，就像上了一辆有轨电车，对面长凳上坐满了不知名的乘客，他们打量着刚上车的你，指望在你身上发现可供取乐的东西。当然，我知道这种类比荒谬得很，毕竟这群人要在我身上寻找的不是什么笑话，而是罪证。不过二者差异不大，反正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黑压压的人群让我有点头昏。我扫视了一圈法庭，并没有熟悉的面孔。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多人赶来旁听我的庭审。通常没人会注意到我。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明白过来，我就是这场骚动的起因。“人真多啊！”我对宪兵如是说。他解释说这源于各家报纸的报道，然后指着站在陪审席下面那张桌子旁的一群人：“就是他们。”“谁？”我问。“记者。”他重复了一遍。他还跟其中一名记者相熟，后者正巧看见了他，就朝我们走了过来。这位上了年纪的先生风度宜人，脸长得有点搞怪。他很热情地跟宪兵握握手。就在那时，我发觉法庭里的所有人都彼此相识，他们互相寒暄，交头接耳，就像在俱乐部里，一群趣味相仿的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这也解释了我觉得自己尴尬多余的那种古怪印象，我仿佛一位不速之客。不过记者跟我说话时带着微笑。他希望我能一切顺利。我对他表示了感谢，旋即他补充道：“您知道吗，您的案子我们跟踪得很勤。夏天对记者来说是淡季，除了您的案子和那桩弑亲案之外，没什么好写的。”然后他让我把视线转移到他刚离开的那群记者中，一个矮墩墩的、戴着巨大的黑框圆眼镜的家伙，很像一只发福的鼬。他说那是一家巴黎日报派来的特约通讯记者：“其实他并不是为您而来。他是过来旁听弑亲案的，但是报社要求他连您的案子一起报道。”我差点又要跟他说谢谢了。不过这样似乎有些傻。他友善地朝我挥了挥手便离开了。我们又等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穿着罩袍，跟他的同事们一起走了进来。他走向记者席和那些人握手。他们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像在家里一样自在，直到刺耳的铃声回荡在法庭上空，所有人才各就其位。律师走向我，跟我握手，建议我尽量简短地回答所有问题，不要主动提供信息，其余的靠他就行了。
我左边传来一阵拖动椅子的声响，一个瘦高、戴着夹鼻眼镜的男人入席，忙着整理他的红色长袍。我猜这位便是检察官了。一个执达员宣布即将开庭。在同一瞬间，两台大吊扇也开始嗡嗡作响。三位法官，两个身着黑色，另一个身着红色，带着卷宗迅速地走上了离地好几尺的高台。红袍男子占据了中间那张高背椅，将高帽置于桌上，用手帕擦了擦他的小秃头，宣布公开审理现在开始。
记者们手里已经握好了钢笔。他们的神情透露出些许不怀好意的冷淡。但其中一人把笔搁在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比同事们要年轻得多，衣服是灰色法兰绒料子，配一条蓝领带。他的脸略有点歪，吸引我的却是那双明亮的眼睛，它们专注于审视我，并未表示出任何确切的情绪。我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我正被自己细细打量。或许正因为此，或许因为我不熟悉庭审的流程，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都不太理解：陪审团抽签，庭长依次向律师、检察官、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所有陪审团成员都一起对着法官席摇头），起诉书被匆匆宣读了一遍（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人名和地名），然后，又对我的律师提了一些补充性问题。
庭长宣布请目击证人入庭。执达员念出的某些名字让我心里一惊。我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刚才乱糟糟的人群中起身，然后在侧门消失了：养老院院长和看门人，老托马·佩雷，雷蒙，马松，萨拉马诺以及玛丽。玛丽朝我怯生生地挥了挥手。我还没走出震惊的情绪，为什么我此前一点儿都没注意到他们。就在那时，我听到最后一个名字：瑟莱斯特。他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他身旁就是和我一同在饭店用餐的矮女人，她穿着夹克，散发着锐利而凛冽的气场。她密切地注视着我。但我没时间去多想，因为庭长又开始说话了。他说真正的质辩环节即将开始，想必不消他提醒，诸位也知道要保持肃静。他说自己的职责是不偏不倚地引导论辩进程，他希望能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这件案子。陪审团的裁决意见也必须秉承正义之精神，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有一点点骚乱他都会进行清场。
气温在升高，房间里的助理们开始拿报纸当扇子扇。报纸的沙沙声不绝于耳。执达员在首席法官的暗示下拿来了三只草编的扇子，三名法官立刻就用上了。
对我的讯问马上开始了。庭长很冷静地对我进行询问，我甚至觉得带有某种友善的情绪。他又让我报告了一遍自己的身份，虽然令人恼火，但我也明白这再正常不过，毕竟，假如审错了人，后果不堪设想。随后，庭长开始一一叙述我的行径，每说两三句就要停下来问我：“是否无误？”我每次都回答：“无误，先生。”这是律师教导过我的。整个过程漫漫无期，庭长的叙事占了很长时间。记者们则一直在记录。我能感受到那个年轻记者和木偶般的矮女人投来的目光。坐在“电车长凳”上的陪审员们都扭头望着庭长。此刻他轻咳了一声，翻看着卷宗，一边扇扇子，一边又转向我这边。
他说现在要问我一些看起来不着边际、但其实跟案子关联极大的问题。我猜他要谈的是妈妈的事，顿时厌烦起来。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去养老院。我说为了她能得到看护和照料。然后他问，我和妈妈分开是不是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我回答说，我和妈妈对我们彼此，或者说对任何人，都没抱什么指望，所以我们俩都很快适应了各自的新生活。庭长说他不想就这个问题继续纠缠，他问检察官有无其他问题要提。
检察官侧对着我，眼睛也没看向我，他说经庭长授权，他想问我，独自走回泉眼时有没有杀害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我回答“没有”。“那您为什么会带着武器，又为何恰好走回了那里？”我说纯粹出于偶然。检察官用一种带有恶意的语调说：“先到这里吧。”后续的进程并不清楚，至少，我不清楚。短暂交换了意见之后，庭长宣布休庭，下午重新开庭，届时将听取证人的发言。
我还没弄清状况，就被押送车运回去了，我在监狱用了午餐。过了一小会儿，我刚开始感到有点疲倦，他们就过来接我了。我回到同样的地点，面对同样的脸，一切从头再来。唯一的变化是炎热愈演愈烈，而且，犹如奇迹降临，陪审团成员、检察官、我的律师甚至一部分记者，全都用上了草编的扇子。那位年轻记者和矮个子女人依然在那儿。不过他们没有扇子，依旧严肃地盯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渐渐能意识到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这时我听见养老院院长被传唤到证人席上。当他被问及我妈妈是否抱怨过我，他回答说是的，并补充道，几乎所有住在养老院的人都有抱怨自己亲人的癖好。庭长要求他具体说说，她是否责备我把她送到养老院，院长又回答“是的”，但这一次没多说什么。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说葬礼那天我的冷静让人吃惊。他被要求解释“冷静”具体指什么意思。他盯着自己的鞋尖，说我连妈妈的遗体都不想看一眼，也没流过一滴眼泪，葬礼结束后我就马上离开了，也没在妈妈墓前默哀。更让他震惊的是，一个殡仪人员跟他说，我连妈妈的年纪都不晓得。全场陷入了沉默，庭长问他指的是不是站在被告席上的我。养老院院长一下子懵住了，庭长解释说：“这是必要的程序。”然后庭长转向检察官，问他有什么问题要对证人提出，他大声答道：“哦，没有，已经够了。”他瞥了我一眼，眼神锐利又显得洋洋得意。生平第一次，我产生了想哭的愚蠢冲动，原来这些人竟如此讨厌我。
庭长问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是否打算提问之后，便听取了看门人的证词。于是相同的程序又走了一遍。登上证人席时他朝我看了一眼，随即把目光收了回去。一问一答开始了。他说我拒绝看妈妈的遗体，说我抽烟，说我睡了觉，说我喝了加奶的咖啡。我察觉到一阵骚动在法庭上蔓延开来，我头一次觉得自己有罪。他们要求看门人复述一下我抽烟、喝咖啡的事情。检察官转向我，眼里闪烁着讥讽。此时，我的律师问看门人有没有和我一起抽烟。可检察官愤怒地站起，打断了这个问题：“看看这是一个怎样的罪犯！看看这都是什么好手段，去诽谤一个出庭的证人，想要颠覆不利于被告的有力证据！”尽管如此，庭长坚持让看门人继续回答这个问题。老家伙有点儿尴尬：“我知道不应该这么做。但我不敢拒绝他递来的烟。”庭长最后问我有什么话要补充。“没有别的了，”我说，“证人说的话属实。烟确实是我递给他的。”看门人略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又怀着一丝感激。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是他主动提议来杯奶咖的。我的律师得意地高声喝彩，他建议陪审团好好考虑这段证词。但检察官在我们头顶愤怒地申斥说：“没错，陪审团的诸位先生自然会明鉴是非。他们会得出如下结论：一位陌生人当然有权提议喝杯咖啡，但身为人子，在赋予他生命的这个女人的遗体面前，就理应拒绝邀请。”之后看门人就回到了座位上。
轮到托马·佩雷时，一名执达员搀扶他登上了证人席。佩雷交代说，他是我妈妈的挚友，但他只见过我一次，就是在葬礼上。当被问及我那天在葬礼上的表现，他说：“我非常非常悲伤，你们知道的，悲伤到无暇注意别的事。悲伤压倒了我。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而且我当时昏过去了。所以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位先生。”检察官请他至少说说是否看到我哭泣。佩雷回答说“没有”。检察官接着说：“我相信陪审团会慎重考虑。”但我的律师恼火了。他以一种在我看来过于夸张的语调质问佩雷，“是否真的看见我没流泪”。佩雷说：“没看到。”大家哄笑起来。而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严厉地抗辩：“这就是诉讼的典型做派。什么都是真的，但什么都不是真的！”检察官阴沉着脸，忙着用铅笔在卷宗的标题上做标记。
接着是五分钟的休息时间，我的律师跟我说一切进展得十分顺利。然后瑟莱斯特被传唤，他是被告的证人。被告指的是我。瑟莱斯特时不时地朝我望一眼，手里一直摆弄着那顶巴拿马草帽。他穿上了一套崭新的正装，他只有礼拜天跟我一起去赛马场的时候才穿成这样。但很显然，他不知道怎么戴上硬领，因为他衬衫上只扣了一颗铜扣。当被问及我是不是他的顾客时，他回答道：“是的，顾客兼朋友。”至于如何评价我，他说我“人还行”。他又被追问那是什么意思，便说，就是大家都懂的那种意思。当被问到我是不是一个自闭的人，他说我只是不喜欢没话找话。检察官接着问他我有没有按时付账。瑟莱斯特大笑起来：“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他们又问他如何看待这桩犯罪。他把手放在证人席前面的栏杆上，一副要发表讲话的阵势。他说：“在我看来这纯属一场厄运。一场厄运，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随便你们怎么想。但是！对于我，它就是一场意外的厄运。”他正欲说下去，庭长说到此为止了，谢谢。瑟莱斯特有些目瞪口呆，他解释说自己的话还没讲完。他被要求言简意赅一些。他只是不断在重复：这是一场厄运。庭长说：“好了，我们知道了。但我们坐在这儿就是要审判这一类的厄运。谢谢您的陈词。”瑟莱斯特似乎已经穷尽了自己的才能和善意，他转身看着我。他眼里似乎闪着泪光，嘴唇翕动，仿佛在问我他还能为我做些什么。我一句话也没说，也没任何反应，但第一次萌生了想吻一个男人的冲动。庭长再次命令他从证人席上离开。瑟莱斯特穿过人群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余下的庭审他都坚持听完了，他身体前倾，胳膊肘放在膝盖上，手里拿着草帽，仔细听着每个人说过的每一句话。下一个是玛丽。她戴了一顶帽子，看起来迷人依旧。但我宁愿她不戴帽子。站在我那个角度，她胸部轻柔的曲线让我浮想翩翩，我也极喜欢她微微隆起的下嘴唇。她看起来十分紧张。第一个问题：她认识我多长时间了？她说是从我们做同事的那时候起。庭长问她我们是什么关系。她说是我朋友。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则承认她的确要嫁给我的。一直在低头翻卷宗的检察官，突然问她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她说了日期。他以一种随意的口吻说，那好像就是我妈妈去世第二天吧。他不无讽刺地说，为了照顾到玛丽不安的心情，他本不想在这微妙的话题上追根究底，但是（他语气变得愈发严厉）他的职责要求他超脱于繁文缛节的束缚。接着，他要求玛丽概述一下我们第一次发生关系那天究竟干了些什么，玛丽不愿意回答，但在检察官的一再坚持下，她说我们游泳时相遇，一起去看了电影，最后去了我的住处。检察官根据玛丽的笔录去调查了那一天的电影排片单。他要求玛丽自己说出来，我们看的是哪部电影。她像自言自语般小声回答说，是一部费南代尔出演的电影。她供述完毕，法庭陷入了绝对的寂静。检察官表情严峻地站起来，他的声音让我觉察到他动了真感情。他指着我，一字一顿地说道，“各位陪审团成员，请你们注意，这个男人在母亲葬礼后的第二天就去游泳，跟一个女孩发生了关系，还看着喜剧片哈哈大笑。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了。”他坐下时，全场依然寂静一片。但玛丽突然抽泣起来，她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是另一番样子，她说自己被逼着说出了跟她所想的完全相反的话，她说她非常了解我，我没有做任何错事。但在庭长的示意下，执达员把她带走了，庭审继续。
马松的证词几乎没人在听。他声称我是个诚实的人，“而且，是个正派人。”同样也没人关注萨拉马诺在说什么，他回忆说，我对他的狗很友善，回答关于我妈妈和我的问题时，他则说我和妈妈没什么共同语言，正因如此我才把她送进养老院。“你们必须理解这一点，”他又补充道，“必须理解这一点。”但似乎没人能理解。他说完就被带下去了。
雷蒙是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证人。他朝我轻轻挥了手，一开口就说我是清白的。法官制止了他，说并不是请他来发表意见的，陈述事实即可。也就是说，他只需负责回答法庭既有的问题。他被要求澄清他和死者的关系。雷蒙趁机说，其实死者恨的是他而不是我，因为他揍了死者的妹妹。但庭长转而问他，死者是否就没有恨我的理由。雷蒙说我出现在沙滩上纯粹出于巧合。检察官问，既然如此，导致整个悲剧的那封信却是出自我手，这件事又如何解释。雷蒙说同样也事发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整个故事里真是做尽了坏事，把良心都败坏了。他想知道，雷蒙揍他的情人时我没有出面干涉，是否也出于偶然；我去警察局为雷蒙作证，是否也出于偶然；而我的证言通篇皆是献殷勤的好话，这是不是又出于偶然呢。最后他询问了雷蒙的职业。雷蒙说是“仓库保管员”，结果检察官对陪审团宣布：众所周知，证人从事的乃是拉皮条的行当。而我，则是他的朋友兼同谋。这桩荒淫的悲剧本就污秽不堪，更可憎的是，我们无异于丧失了道德感的怪物。雷蒙急于辩护，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但他们被告知不能打断检察官说话。“我差不多说完了。”检察官说。他向雷蒙转过身来：“被告是您的朋友吗？”“没错，”雷蒙说，“他是我哥们。”检察官随后问了我相同的问题。我的目光望向了雷蒙，他没有回避。我回答道：“是的。”检察官面朝陪审团说道：“就是这个人，在他母亲入葬的第二天，就进行了最无耻的淫乱活动，而且仅仅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为了清算一桩伤风败俗的情事，就动手杀人。”
然后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完全失去了耐心，他举起双臂高呼，以至于袖子都掉了下来，露出一截浆洗过的衬衫的褶子：“那么请问，被告之所以遭到指控，到底是因为他给母亲送葬，还是因为他杀了人？”法庭响起一阵嗤笑声。检察官再度站起，抖了抖披在身上的法袍。他说，这位尊贵的辩护人一定是天真到了极点，居然看不见两件事之间存在如此深刻的、感人的、本质性的关联。“没错，”他愤愤地高声喊道，“我就是要指控：他为母亲送葬时怀着一颗罪恶的心。”这番宣告似乎对场下听众很奏效。我的律师只能耸耸肩，擦去额上细密的汗珠。他显然深受震撼，我知道大事不妙了。
审讯结束了。走出法院、登上押送车的时候，有一瞬间我认出了夏日傍晚久违的色彩和气味。坐进这个可移动的牢房，黑暗中，我从疲惫的大脑深处逐一找回了熟悉的声音：我钟爱的城市，或者最惬意的那一个钟头。报纸叫卖声在空气中传得很远，露天花园里最后的鸟鸣，三明治店家的吆喝，途经城市高地的电车转弯时刺耳的呻吟声，天空将夜色抛向港口之前发出的喧哗，它们为我画出一条盲目的路线，而入狱前我对沿途风景都是了然的。是的，就在这一刻，我感到自己很久没这样心满意足了。等着我的是轻盈、无梦的酣睡。然而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我是在牢房里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仿佛那些熟悉的道路在夏日天空里留下痕迹，它们既能把我带进监狱，也通往无瑕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