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有些事情我永远都不想谈论。在监狱待了一阵之后，我认定，自己不会愿意去谈论生命中的这段日子。

但后来，我渐渐察觉到这份厌恶倒也没那么要紧。实际上，起初我还意识不到自己在监狱里，总是隐约地希望事情有所转机。自从玛丽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访，情况就变了。她的信寄到我手里的那天起（她说他们不准她再来探望了，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便明白这牢房是我最后的家，我的生命将停止在那里。我被捕当天，他们把我跟其他几个囚犯关在一处，他们多数是阿拉伯人。他们冲我咧嘴笑，然后又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一下子沉默了。但没过多久天就黑了。他们教我怎么铺好用来睡觉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弄成长枕垫的模样。整个晚上，臭虫一直往我脸上爬。过了些时日，我被带进自己的牢房，一张木板床便是我睡觉的地方了。其余的家具仅剩一只便桶、一个铁制脸盆。监狱俯瞰着整座城市，透过小窗我能看见大海。那天，我扒在窗户栏杆上，拼命想把头伸到阳光下面，这时一个狱卒进来说我有一名女访客。我想准是玛丽。果然是她。

去探访室的路上，我被带到一条长长的走道里，上一段楼梯，最后又是另一条走廊。一扇大窗把宽敞的房间照得很亮，它被隔成了三个被高高的铁栅栏横向围起来的小房间。两道铁栅栏之间约有八到十米的间距，囚犯和访客们遥遥望着。我正对面就是玛丽，我认出了她的条纹连衣裙和棕褐色的脸。我这一侧差不多有十来个犯人，阿拉伯人居多。玛丽那边则挤满了摩尔人，她被夹在两个女人中间，一边是嘴唇紧紧抿着、一身素黑的老女人，另一边则是个披着头发的胖子，说话声很响，还不停比划着手势。铁栅栏将探访者和犯人之间隔开得太远，两头喊话都必须抬高音量。我走进房间时，光秃秃的墙面回弹着声浪，刺眼的阳光照到窗上又四溅在屋里，让我一阵晕眩。习惯了牢房的阴暗与安静，我花了好几秒钟来适应新的环境。不过我渐渐瞧清楚了每张脸庞，像是被聚光灯照着一般。我注意到铁栅栏之间的走廊上，两头各坐着一名看守。阿拉伯囚犯和他们的访客面对面蹲坐在地上。他们没有高声喧哗。虽然周遭吵得很，他们却能用很低的声音让对方听见。他们低沉的絮语升上空中，盘桓在他们头顶，形成了与交错的话语呼应的低声部。这一切都是我走向玛丽时观察到的。她的脸已经紧贴在栅栏上，她努力冲我微笑。我觉得她漂亮极了，却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提起。

“还好吗？”她高声问道。“还好。”“你看起来不错，需要的东西这儿都有吗？”“都有。”

我们陷入了沉默，玛丽一直在微笑。胖女人朝我身旁的犯人大喊大叫，那无疑是她丈夫，高个儿，金发，眼神看起来很老实。他们继续交谈。

“让娜不要他了。”她声嘶力竭。“好，好。”男人说。“我告诉过她，你出来的时候就会接他回来，但她听不进去。”

玛丽高声转达了雷蒙的问候，我说“谢谢”。但我的声音立刻被旁边的人盖过去了，他在问“他身体还好吗？”胖女人笑着说“好得很！”而我左侧的犯人，一个瘦瘦的、双手纤细的年轻男子，却一言不发。我注意到他盯着对面的小个子老太太，而她也以某种强烈的热情回望他。但我不得不停止观察他们，因为玛丽在大声说千万不能失去希望。“好。”我回应道。我看着她的肩膀，想透过她薄薄的衣裙捏一捏。它细腻的质地令人着迷，我一时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对什么抱有希望。玛丽肯定和我有同样的念头，因为她一直在微笑。我眼里全是她牙齿闪耀的白光，以及她眼周的细纹。她又开始大声喊：“等你出来，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我说：“你真这么想吗？”其实只为了说点什么。然后她很快地、依然很大声地说真是这么想的，我会被无罪释放，就能一起去游泳了。但她旁边的女人还在嚷嚷，说自己在监狱办公室给丈夫留了一篮子东西。她把里面的物件一一列出，叮嘱他要仔细核对，因为花费不菲。另一侧的年轻人和他母亲依然相视无言。阿拉伯人的耳语声仍在低空嗡嗡作响。外面，膨胀的阳光像是在挤压窗子。

我有点不舒服，想逃离这里。噪音已经让我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愿白白浪费掉玛丽陪我的机会。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玛丽一直在跟我谈论她的工作，脸上一成不变地挂着微笑。低语、喊叫、谈话统统混在一起了。唯一安静的绿洲就在我身旁：年轻小伙和老太太无声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阿拉伯人被一个接一个地带走了。第一个人离开时，几乎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小个子老太太往栅栏边靠了靠，与此同时，狱卒跟她儿子示意该走了。“再见，妈妈。”他说。她的手从两根栅栏之间伸出，做出缓慢而延迟的告别的手势。

她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个拿着帽子的男人取代了她的位置。新的犯人被带到我旁边，他们俩开始活跃地交谈起来，但声音不高，因为房间重归于安静。我右边的男人被叫走了，他妻子对着他大喊，好像不明白根本用不着喊——“照顾好自己，别鲁莽！”下一个离开的是我。玛丽做了一个吻我的动作。往回走的时候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她没有动，她的脸仍然贴在栅栏上，无所适从又显得很紧张的微笑依然留在脸上。

我不久就收到了一封她的信。有很多我一辈子都不想谈论的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无论如何，我不想夸大任何事实，毕竟我比其他人遭的罪还更少一点。入狱的头些天里，最难过的一关是我还有自由人的想法。比如我总是沉溺于去沙滩游泳的幻想。想象着脚下轻柔的细浪，水漫过全身的感觉，我在想象中体会到的释放感，反过来残忍地映衬出这四面墙围成的空间多么逼仄。但这种想法只持续了几个月。后来就是彻彻底底的囚徒思维了。我期待着每天去院子里放风，或是有律师来访。其余的时光我都安排得很合理。我常常想，就算被勒令生活在枯树干里，除了看头顶的云彩就无事可做，想必我也能渐渐适应的。我将期待着鸟的飞临和流云的际会，就像在这儿期待着律师那条古怪的领带，就像在另一个时空里，我盼望挨到星期六能紧紧搂住玛丽的身体。不过，仔细想想，我并没有生活在一棵枯树里。比我更糟的人多的是。对了，妈妈经常重复一个观点，人最终会适应一切。

其实我通常不会考虑这么多。前几个月很难熬，但我只能付出必需的努力去克服。比方说，对女人的欲望把我折磨得不轻。照我这个年纪，这事儿再正常不过。我从没特定地想起过玛丽。但我如此焦渴地想起一个女人，想起女人们，想起我认得的所有女人，我想的是我跟她们相爱的一幕幕场景。结果，小小牢房里充斥着她们的面孔和我欲望的幽灵。一方面，这让我精神上饱受痛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消磨时间。我渐渐赢得了狱卒长的同情，每到饭点，他就跟厨房小伙计一起过来。首先是他开启了女人这个话题。他告诉我，关在这儿的男人抱怨最多的就是这事。我说我感同身受，觉得此种待遇极不公平。“但是，”他说，“这恰恰是我们把你们关在这儿的原因。”“什么？为什么？”“自由，”他说，“就是自由。你们的自由被剥夺了。”我从未考虑到这一层。我赞许地说：“的确，不然惩罚从何而来呢。”“是的，您脑子很灵光。只有您。其他人不行。不过他们依靠自己的手，最终也能把问题解决。”他说完就离开了。

没烟抽也是一种考验。刚关进监狱时，他们没收了我的皮带、鞋带、领带和口袋里的一切东西，尤其是我的香烟。搬到单人牢房时，我问他们讨要。但他们说这里禁烟。开头几天真是极其难受。那可能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我甚至吮吸从木板床揪下的细屑作为替代品。一天到晚，我每时每刻都想吐。真搞不懂，吸烟明明不会伤害任何人，为什么却要剥夺这份权利？直到后来我才领会其中深意，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不过就在醒悟的那一刻，我已经习惯了不吸烟，它便再也算不上惩罚了。

除去这些烦心事，我也并没有特别惨。全部的问题依然在于——我再说一次——如何消磨时间。我最终学会了通过锻炼记忆来摆脱无聊。有时我练习的对象从自己房间开始，我在想象中从一个角落出发，在心里一个一个地检索我一路上碰到的物件。最初，很快就能数完一遍。但每当我重复一遍，耗时就会增加一点。因为我先是回忆起每件家具，然后回忆每件家具上摆的每个物品，然后是每个物件的局部，然后再进一步，每个局部的细枝末节，诸如凹痕、锈迹、边缘的缺口，还有颜色和肌理。与此同时，我要求自己牢记清单从头至尾的顺序，不遗漏任何一项。几个星期后，我纯粹靠罗列房间里的东西就能打发好几个小时。如此反复，思考得越频繁，就有越多被遗忘或忽略的东西从记忆中涌现。我由此推论，在外面活一天，就能轻轻松松在监狱里活上一百年。他记忆的储备粮足以使他免于无聊。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项好处。

再者，睡觉也能打发时间。起初我夜里睡得很不安稳，白天则从不睡觉。后来夜里的睡眠质量渐渐好转，白天也能略睡一会儿了。我敢说，最后那几个月，我一天要睡十六到十八个小时。此外只剩六个小时可供消磨，都花在了吃饭、解决生理需求、练习记忆、回味捷克人的故事这些事情上面。

我在草席和床板之间发现一张报纸残片，几乎粘在褥布上，发黄，透明。讲的是一则社会新闻，开头已经遗失，但猜得出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男人离开他的捷克村庄去谋生。二十五年后，他发了财，终于携同妻儿衣锦还乡。他母亲和姐姐那时在村里经营一家旅馆。他决定给她们一个惊喜，便将妻子孩子安置在另一家旅馆，自己径直去了母亲那儿，母亲却没认出他。为了逗逗她们，他起意就地订一间房，还炫耀了自己身上的钱财。入夜，她们用锤子谋杀了他，劫走钱，又将尸体抛进了河里。翌日早晨，他妻子来寻他，不明就里地报出了客人的真实身份。他妈妈因此上吊。姐姐则投了井。这则故事我反反复复读了上千遍。某种程度上它很离奇。但另一方面，也合情合理。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这男人有点自讨苦吃，他不该耍那些小伎俩。

几个小时的瞌睡、回忆、阅读新闻、昼夜切换，时间就这样流逝了。我曾在书上了解到，监狱里待久了就会失去时间意识。但这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我此前就搞不懂，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日子既是短的也是长的。当然了，日子过起来就长到难挨，但未免太长了，一日与另一日之间甚至失掉了边界。那么也失掉了各自的名称。在我眼里，只有“昨天”“明天”这种字眼还有些意义。

某天早上，狱卒说我关在这儿五个月了，我相信，但不理解。就我而言，无非是同一个白昼不断涌进我的牢室，而我竭力去完成的也是同一个任务。那天狱卒离开后，我从铁饭盒里端详着自己的脸。我的表情似乎一直那么严肃，哪怕我试图挤出微笑也依然如此。我变换着角度。我微笑，但反射出的始终是那副严厉、悲伤的神情。落日时分到了，这是我最不想说话的时候，我称之为“无名时刻”，傍晚的声响从监狱各层楼里升起，最终汇入寂静的行列中。我走近天窗，在最后一缕余晖中又瞧了瞧饭盒里的脸。它依旧严肃，既然那一刻我确实很严肃，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但与之同时，我听到了数月以来从没听见的东西：我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嗓音。我认出了那个在我耳畔鸣响了许多天的声音，我突然明白，我一直在跟自己说话。我回忆起妈妈葬礼上护士讲的话。不，无路可逃，没人能想象到狱中的傍晚是怎样的。 h0THaJfQgRl1CxEAWDjm3Xl2Zr/oqzjCYI793HiKBM2FQOsm486GdVEymccrad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