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被捕之后，我随即被审讯过好几次。但每次只涉及一些跟身份相关的问题，持续时间并不长。第一次进警局，似乎没人对我的案子感兴趣。八天之后，一位预审法官反倒好奇地打量着我。但他一开始只问了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出生日期以及出生地。他想知道我是否选定了律师。我说还没有，并问他，是不是必须要选一个。“您的意思是？”他问道。我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案子相当简单。他笑了笑：“这只是您的个人看法。但法律条文写得明明白白。如果您没有律师，我们会给您指派一个。”我表示，司法系统能照顾到这么多细节，真是便利得很。他深表赞同，总结道：法律制定得非常完善。

刚开始，我并没有把审讯当一回事。他在一间拉上窗帘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他桌上仅有一盏台灯，照亮他要求我坐上的那把扶手椅，而他自己却隐没在黑暗中。我曾在书中读到过这种场景，对我来说这完全就像个游戏。谈话结束后，我才真正打量起他：我清楚看见一名瘦削的男人，眼睛深蓝，蓄着不短的灰胡须，一头几乎全白的浓密的头发。除了嘴角有几下神经性的痉挛，他给人的印象还算通情达理，实际上相当和蔼。我离开之际，甚至准备伸手与他相握，但就在那时，我想起自己杀了人。

翌日，一名律师来监狱探访我。他是个圆滚滚的小个子，相当年轻，头发梳得很精心。他不顾炎热（我只穿了长袖衬衣），穿着深色西装、燕子领衬衫，打了一条古怪的黑白宽条纹领带。他把夹在臂弯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做了自我介绍，说他已研究过我的卷宗。我的案子非常棘手，而他却确信我们会赢——只要我信得过他。我谢过他之后，他说：“我们来谈正事吧。”

他坐在床上，解释说他们已获得一些关于我私生活的信息。他们发现我母亲最近在一家养老院逝世了。所以他们在马朗戈做了调查。预审法官了解到我在妈妈的葬礼上“无动于衷”。“您应该明白，”律师说道，“问您这个问题其实让我很犯难。但这极为重要。如果我不能妥善反驳的话，它将是指控您的一个重要论据。”他想让我配合他。他问我那天是不是很难挨。这个问题相当令人震惊，我在想，假如换作我来提这个问题，该是多么尴尬。但我还是回答说我已经放弃了自我反思的习惯，这很难解释得清。我无疑深爱着妈妈，但那并不能说明什么，每个正常人或多或少都会希望他们所爱之人死去。说到这儿，律师打断了我，他看起来很激动。他让我保证在法庭上、在预审法官面前都不要这么说。但我解释说，我的身体官能常常干扰情绪，这是我天性使然。妈妈葬礼那天，我疲劳至极，昏昏欲睡，确实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但我可以确定地说，比起死亡，我宁可让妈妈活着。然而律师对此并不满意。“这样的说辞还不够。”他说。

他思考了片刻。他问我，可不可以这样说：那天我在竭力抑制自己的情绪。我回答道：“不可以，因为那不是真的。”他奇怪地看着我，好像被我恶心到了。他几乎略带着恶意地跟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人员都是目击证人，“对我来说情况可能会相当险恶”。我指出此事与我的案子毫无干系，而他只是简短地回答说：我显然没跟司法系统打过交道。

他怒气冲冲地走了。我本想把他请回来，向他解释说我想得到他的同情。倒不是为了让他更好地替我辩护，而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更自然地为我辩护。我尤其留意到了，我使他感到不自在。他不理解我，对我还有几分憎恶。我很希望告诉他，我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完完全全没有两样。不过，归根到底，再纠结于此也毫无用处，而且我讨厌麻烦事，自然就不去想了。

晚些时候，我再度被送去审讯。那是下午两点，预审法官的办公室被阳光填满，薄薄的窗帘几乎遮不住什么。而且热极了。他请我坐下，用一种彬彬有礼的语调告知我，“由于一些不可预见的情况”，我的律师没能到场。但我有权对他提的问题保持沉默，直到我的律师能陪在我身边。我说我能独自作答。他按了按他桌上的铃。一个年轻的书记员走进来，在我身后落座。

我们俩都端坐在扶手椅上。问讯开始了。他首先评价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相当自闭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何看法。我答道：“那是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所以我选择闭嘴。”他像上一回那样保持微笑，同意这是最佳的理由。“更何况，”他加了一句，“这无关紧要。”沉默了一阵，他突然盯着我，直起身子，用很快的语速说：“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您。”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就没应声。“您有一些举动，”他继续说，“让我感到困惑。我敢肯定您能帮我解除心头的疑问。”我说这再简单不过了。他要我把那天的情况重述一遍。我就把早先对他讲过的那些事又进行复述：关于雷蒙，海滩，游泳，争执，再是海滩，泉水，阳光和我开的五枪。说完每句话，他都要附和一句：“好，好。”当我说到那具躺倒的尸体时，他表示认可：“行了。”我就这样满心厌烦地重复了一遍相同的故事，我感觉这辈子都没说过这么多话。

沉默片刻，他站起来，说他很乐意帮助我，说我让他很感兴趣，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会帮我摆脱困局。不过，在此之前，他想再提一些问题。他径直问我，我是否爱我妈妈。“是的，”我答道，“就像所有人那样。”我身后的书记员一直以平稳的节奏打字，说到这儿，准是按错了键，因为他似乎很窘迫，并且将纸架推了回去。然后，依然毫无逻辑地，预审法官问我是不是连开了五枪。我想了片刻，解释说其实我先开了一枪，隔了几秒，才开了另外四枪。于是他说：“为什么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您停了一下？”再一次，我仿佛又看见红色的海滩，感到阳光在我额头上灼烧。但这一次我没回答。在持续的沉默中，审讯官坐立不安。他坐下，用手指拨弄头发，把手肘架在桌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朝我微微俯下身：“为什么，为什么您要持续射击一具倒在地上的尸体？”再一次，我不知如何回答。审讯官用手扶了一下额头，以略微变调的声音重复着那个问题：“为什么？您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我仍旧一言不发。

他突然站起来，走到办公室另一头，拉开文件柜的抽屉。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带耶稣像的银质十字架，在空中挥舞着回到我身旁。他的声音完全变掉了，几乎是在颤抖，他吼道：“您知道这是谁吗？”“当然知道。”我说。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以激奋的语调说，他信上帝，他相信即使最恶劣的罪人都能取得祂的宽恕，但这个人必须得忏悔，必须像个小孩子一样心地天真，愿意接纳一切。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面上。他几乎是在我眼前挥舞着他的十字架。说真的，我有点跟不上他的说教，一方面，我太热了，大苍蝇又时不时停在我脸上，另一方面，他把我搞得有点惊恐。我发觉这有点滑稽，因为说到底，我才是那个有罪的人。但他还在继续。我有点听懂了，他是觉得我的供述里唯一亟须澄清的疑点是，为何我开第二枪之前等了几秒。其余的陈述非常好，唯独那一点让他费解。

我对他讲，没必要就此大做文章：它当真无足轻重。他打断了我，对我进行最后的劝谕，然后笔直地站起，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说“不”。他愤愤地坐倒在椅子上。他说那不可能，所有人都信上帝，甚至那些拒绝祂的人也是如此。他对此确信无疑，假如稍有怀疑，他的人生就会丧失一切意义。“您难道想要我的人生失去意义？”他吼道。在我看来，这件事跟我无关，我这般如实地解释了。但他隔着桌子把基督举在我眼前，失去理智地大喊：“我，我是个基督徒。我祈求祂宽恕你的罪行。你怎能不信祂在替你受难？”我注意到他开始用“你”来称呼我，但我已经受够了。房间变得越来越热。跟往常一样，我想摆脱这段我不再想进行的对话，于是就假意附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他得意起来：“你瞧瞧，你瞧瞧，现在你不也打算全心全意地信祂了吗？”很显然，我又说了一个不。因为他又瘫回了自己的椅子。

他看上去十分疲惫。他陷入了沉默，而始终伴随我们交谈的打字机的响声，又在沉默中延续了几句。然后，他凝视着我，神情有些悲伤。“我此生从未见过您这般顽固不化的灵魂，”他嘟哝着，“所有来我这里的犯人，一看见我们主受难的样子都会流泪。”我本打算回答说，那合情合理，因为他们都是罪犯。旋即我又意识到自己跟他们是同类。这想法真有点让人别扭。法官于是站了起来，大概意味着谈话已经结束。他用同样倦怠的调子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我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吗？我稍微想了一下，然后说，与其说后悔不如说是感到一种无聊。我觉得他似乎没理解我的话。但那天的事到此就结束了。

我后来多次面见预审法官。但每次都有我的律师陪着我。审讯内容仅限于要求我具体讲讲之前陈词中的个别细节。或者就是法官和律师讨论究竟以何种罪名控告我。事实上，讨论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从不在意我。渐渐地，审讯的语调也变了。审讯官看上去已经对我丧失了兴趣，对我的案子有所定论了。他没有再提起上帝，也没有表现出第一天那样的激奋。结果就是我们的谈话变得亲切了。问几个问题，再跟律师简单交换一下意见，审讯就算结束了。如他所言，我的案子按部就班。有时候，如果谈话走的是一般性的流程，审讯官和律师也会鼓励我参与其中。我开始放松地呼吸。没人对我表示出一丁点儿敌意。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如此规律，如此有分寸，我竟产生了一种成为“家庭一员”的荒唐印象。老实说，审讯持续的十一个月快要结束时，当预审法官偶尔送我到牢房门口，拍拍我的肩，以友善的口吻说“好了，反基督先生，今天到此为止”，此时，我惊讶地发现没什么比这些难得的瞬间更令人愉悦的了。此后我就被移交到了宪兵手里。 Yhxqqm3C2l1xkCumd5LYbiAw9wcYBlcINdUowBT6DGCTMcLWHl7RHHSLELdhEp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