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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依噶带着船长走进了我们的舱房。他们向我简单讲述了枪战的经过。在廷巴克图附近驻扎着一支政府军，并有一支法国军队协同。由于这里曾经是叛乱的核心区，平常士兵都待在营地里，不敢随便活动。
叛乱分子和外来的武装人员则占据了沙漠区域。这里已经是草原区域的最北部，出了廷巴克图市区，立刻进入沙漠，也就离开了政府军的控制范围。
随着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败退，非洲的极端分子越来越多，他们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之前，双方还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冲突，政府军满足于控制城镇的幻觉，而极端分子满足于有个巢穴。
但就在我们在代博湖经历风雨的那天，不知为什么，极端分子却袭击了一支政府军部队，双方展开了枪战。从规模上来说冲突并不算大，不管是马依噶还是船长都无法说明参与军事冲突的具体人数，只是说没有多久就结束了。
但冲突本身却让中央政府紧张不已，也让船长充满了警惕，他担心恐怖分子会袭击船只，下令船上的十几个军人都荷枪实弹，进入警戒状态。士兵们用头巾包着头，穿着迷彩服，枪不离手地四处巡逻。作为唯一的外国人，我也受到了士兵的特别照顾，不允许下船。
但这还不是全部，船长之所以前来，是来劝告我不要去廷巴克图。由于他担心自己说不清，所以叫马依噶充当翻译。
马依噶让我相信，船上有外国人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廷巴克图和极端分子耳中。城市距离码头还有十几千米，这条道路上的防范并不严密，极端分子可以在许多路段截住车辆将我带走。
这意味着，我千里迢迢坐船到距离廷巴克图只有十几千米的地方，却无缘进入。我想到了当年的芒戈·帕克，他也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国度，却在距离十几千米的地方擦肩而过。
“可是，船到了码头之后我该怎么办？”我问道。
“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靠港后，士兵全员在船。”船长说。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极端分子大都信奉严格的伊斯兰教义，廷巴克图已经没有了娱乐活动。马里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宗教国家，人们饮酒、娱乐，显得很世俗。以前士兵们到了廷巴克图，会进城消遣，但叛乱之后，船上已经成了唯一可以娱乐的地方，士兵们也不再被允许下船。
马依噶告诉我，到达廷巴克图后，船会在第二天往回走，开回库利科罗。船长将允许我在船上过夜。我在船上待一晚上，再跟着船回去。如果我不想回库利科罗，可以在莫普提下船，只要到了莫普提，就进入了政府控制区域。
“想一想你的身体，想一想你的命！”马依噶警告我说。
我决定不与他们争辩，心想到了地方再根据我的身体情况，以及局势的变化来做打算。他们把我的沉默当成了同意。内心里，我并不想像帕克一样，距离廷巴克图十几千米，向北望着那条红色的土路，遗憾终生。
我最担心的还是疟疾。我已经吃了六粒药片中的四粒。马依噶一直告诉我会有效的，他有经验，这是最好的药品。但毕竟只剩下两粒了。
我的习惯是等病症出现时再吃药，冷时一粒，热时一粒。就在我准备吃第五粒药时，突然意识到，病症虽然还在，但汗出得没有那么多了。也就是说，我终于看到了好转的迹象。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依噶，他显得很淡定，意思是他早就知道会见效的。
到了夜晚，发冷第一次缺席了，或者说，即便还有些症状，但我已经不哆嗦了。我把第六粒药吃下。药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能寄希望于我身体的抵抗力了。
疟疾曾经是一种致死性疾病，发病后，人体在冷热交替中消耗致死。到了19世纪，人们发明了奎宁，疟疾才逐渐成为可以治疗的疾病。真正让非洲战胜疟疾的却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我吃的药就是青蒿素的变种。
遗憾的是，屠呦呦虽然发明了青蒿素，但占据非洲主流市场的并非中国药品，而是欧美的原创药和印度的仿制药。
从这天开始，我的身体的确在恢复，虽然喉咙仍然发干疼痛，关节仍然不舒服，鼻涕还很多，但周期性的冷热逐渐消退后，身体已经不再那么虚弱，吃饭时胃口也好了一点。马依噶让我继续吃阿司匹林，以及另一种消炎药，治疗喉咙痛。
在尼亚丰凯的修理确实有点作用，船航行了八天后，我们终于停靠在廷巴克图的码头上。十几千米之外，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我的身体也已经好转，我却犹豫不决。
我到底该不该进城呢？
事实上，廷巴克图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市。当欧洲人进入这里时，失望地发现，曾经的世界首富居住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个充满了沙尘的小镇而已。镇上的房屋大都是土制的，更显得不起眼。我去了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红土房子和破破烂烂的街道。
但那毕竟是我的目标啊！
由于下船的人很多，码头上有几辆小皮卡等待着接客，我可以和当地人一起乘车，也许就不会有危险。第二天一早，我可以坐车回来登船，时间也是允许的。
但不知为什么，一种内心深处的恐惧让我迈不开步子。万一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呢？万一我回不来了呢？
在库利科罗，贾鲁就曾经告诉我关于赎金的事情。在我和马依噶聊天时，他说得更详细。马依噶告诉过我，土匪虽然不杀本地人，却总是绑架外国人，因为可以把外国人卖给极端分子。他的原话是：“绑架不都是DAESH（阿拉伯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称ISIS为DAESH）干的，这里的土匪就会绑架。他们把欧洲人卖给DAESH的价格是100万美元，DAESH买走后，会要2000万美元的赎金。如果是个穷白人，DAESH会降价，1000万，500万……如果再卖不出去，DAESH就砍掉他的头，这100万就算没有了。”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马依噶却替我做出了决定。他并没有离开，而是决定陪我待到第二天早上。
不由我分说，他已经告诉我他的决定：“明天早上我离开，中午开船，你独自在船上的时间不长，就更安全了。”
我怀着复杂的感情默许了他的陪伴。也许在离开非洲后，我会后悔遇到他。但此刻，我却暗自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纠结了。
马依噶仿佛看出了我的不高兴，他建议我上码头走动一下。不过，必须戴上头巾。他委托一名士兵给我买了一块当地人的头巾，要求我只要离开房间，哪怕是去船尾的厕所，都必须把头巾戴上。只有把额头、耳朵和下巴全裹起来，只露出双眼和鼻子，才算是达到了当地人裹头巾的标准。到后来，船上的士兵们见了我都会竖起大拇指，夸奖我裹得好。到离开马里时，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像当地人一样裹头巾了。
回到中国，这块头巾也成了我永久的纪念品。
第二天早上离开时，马依噶深情地指着岸边的土地说：“看那儿，马里在远古时代曾是个富裕的大国，我们有伟大的坎库·穆萨王。到了现在，我们仍然是西非的大国，可变得越来越贫穷。非洲的资源并不少，我们却依然贫穷，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以为他会控诉西方的殖民体系，但他给出的答案出乎意料：非洲缺乏稳定的社会。
他对中国了解不多，却羡慕中国拥有稳定的社会，这几乎是他对中国最大的了解。“非洲的命运并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当我们试图拿回决定权时，不是想团结一致，反而是想分裂。于是，和平没有到来，非洲反而成了战乱之地。”
一个地方只有恢复了长期和平，人们不再担心安全，放心地过日子，才能为将来的生活做出长远的打算。失去了和平与稳定后，无法建立经得起考验的政治架构，才是马里、西非，乃至非洲最大的悲剧。我同意他的说法。
马依噶指望船第二天就离开，但他走后，事情却起了变化。
他刚离开不到1个小时，一名黑人青年就叫开了我的舱门。他穿着时髦的衬衫，头发很干净，手里拿着一把钥匙。他告诉我，他是调度经理索博巴派来的。索博巴给他打了电话，对我做出了安排。
“船改期了，后天才会离开，还有两个晚上。”他用不熟练的英语告诉我。
我心里暗暗叫苦，这意味着我还要在这百无聊赖中耽搁两天。马依噶已经离开，船长和大副也不在船上，守卫船的士兵都不会英语。
但突然间，青年的话似乎又给了我希望：“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城一趟，哪怕当天就回来，不在城里住宿。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
青年打断了我的遐想：“索博巴让我来安排你。”他晃了晃手里的钥匙，在码头上一定有一辆摩托车。他告诉我，索博巴要求他带我去廷巴克图，住在科曼纳夫提供的住处，后天早上再把我送回船上。
这可太好了，我默默地感激着索博巴的好意。船长不在，我想等船长回来，向他说明之后再离开。青年表示他可以打电话告诉船长，我不用等待。
就在我想跟他走的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了马依噶告诫的眼神。
我暗自责怪自己太胆小了。但我仍然告诉那个青年：我决定等船长回来再走，或者明天过去，在城里只住一天。劝说无效后，青年礼貌地告诉我他就在岸上等我后，便离开了。
事实上，这艘船在中午时就离开了。就在我躺在床上等船长回来时，船身突然一震，起航了。如果我跟着青年离开，或许就永久地留在了廷巴克图的土地上。
当我再见到船长时，对方斩钉截铁告诉我：调度经理索博巴不会找人关照我，他们也从来没有计划过推迟两天再走。
那一刹那的犹豫让我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我才知道，马依噶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地照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