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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代博湖的那天，我们的船终于熄火了，在浩瀚的湖水中缓慢地漂荡着。抽水机一刻不停地从底舱向外抽水。到了夜里，风雨大作，紫色和绿色的闪电不断地在船的四周落下。大风、暴雨，船摇晃着嘎吱嘎吱响。我们足足耽搁了20个小时，才重新龟速上路。
但我已经来不及关心风雨，因为我被疾病击倒了。
对于旅行者来说，非洲的疾病一直是最大的杀手。19世纪之前，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死亡率超过了50%，他们大都被各种古怪的没有听说过的疾病击倒。到了现代，不仅外来人口死亡率低了很多，就连本地人由于医疗水平的进步，对疾病也更加具有抵抗力。
但对于旅行者来说，非洲的疾病仍然是对生命最大的威胁。
在莫普提，马依噶上船之前，我只是稍微感到喉咙发干。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受凉，并没有太在意。但随后，除了喉咙不舒服之外，我还感到浑身无力，关节痛，有些低烧。我吃了两片随身带的安乃近，感觉烧退了。
同屋的教师似乎看出我不舒服，他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病了？”
我摇头表示没事。
但接下来一天，症状却越来越明显。白天，我能感到体温在升高，到了夜间却被冻醒，这可是在非洲的夏天啊。我心里知道坏事了，但仍然抱着侥幸心理。
在代博湖的那天白天，症状终于掩盖不住了。身体机能衰退得非常迅速，早上还能走动，到了中午，我感觉腿发软，头晕，不想下床。我躺在床上闭目休息，一只手突然伸到了我满是汗水的额头。是马依噶。
“朋友，你得了疟疾。”他肯定地对我说。
事后确定，我得的是一种叫恶性疟的疟疾。疟疾一般分为三日虐、间日疟和恶性疟等。三日虐以三日为周期，身体反复发热和发冷，间日疟将周期缩短到两天，恶性疟则在一日内反复发作。
以我的疟疾为例，每天中午过后，身体会准时发热，在下午3点左右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一个平稳期。每天晚上睡着时还正常，但半夜却总是被冻醒，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
疟疾的传播者主要是携带了疟原虫的蚊子。非洲是疟疾的高发地带，但不同地域又泾渭分明。在北非几乎没有疟疾，但进入与北非摩洛哥比邻的毛里塔尼亚，蚊子突然多了起来，而住宿条件却跟不上。在毛里塔尼亚首都，我住的房间屋顶的木梁突然掉了下来，吓得我半夜跑出去，蚊子飞舞着形成一张网将我罩住。
也许在上船之前，我已经感染了疟原虫，十几天后恰好在最与世隔绝的地方发病了。
对于现代人来说，疟疾如果及时治疗，通常不会致死，但会把人搞得非常脏。除了定时的发冷发热之外，每天都有擤不完的鼻涕，汗臭熏人，眼睛发红，让人隔着老远就能看出来。
但这是建立在及时治疗之上的，如果不治疗，死亡率会立刻飙升。在塞内加尔时，我曾经买了一板治疗疟疾的药，一直没有用上。在登船前，我将部分行李寄存在旅馆里，这板药也放在其中，没有带上船。我以为在船上只待几天就可以回去，疟疾不会这么凑巧在这几天找上门。真得了疟疾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我是在最缺乏治疗条件的地方——一艘移动的船上——发病的。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马依噶却开始在他庞大的行李堆里翻了起来。他在一个箱子里翻出了一个巨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许多药品。事后我才知道，药品是世界对非洲最大的改变。现代药品的普及使非洲成了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
非洲人对药品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出行时行李中总是或多或少放一些药品。非洲的药品大都来自印度。事实上，印度正在成为全世界仿制药品的天堂，这些药品价格便宜，效果也不错，让普通人能够消费得起，迅速将昂贵的欧洲药挤出了市场。欧洲药失去市场之后，非洲人的寿命却大幅度延长了，这可以视为印度对非洲的最大贡献之一。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与我们同屋的教师也总是在偷偷吃药。马依噶告诉我，这位教师并没有得病，而是出于习惯吃药。有些中国人即便没有病也喜欢胡乱吃中药，到了现代，又总是随时吃几片抗生素。由于药品价格下降，非洲人也染上了同样的毛病，把吃药当成一种生活习惯。至少在现阶段，对于药品的滥用还没有表现出多少副作用，反而大幅度延长了非洲人的寿命。
马依噶的药品是带给父母的，他把药品摊开，竟然铺了一床。等我能下床时，查看那满床的药品，能够辨认出治疗发烧的药、拉肚子的药。马依噶还指着一个小盒子神秘地告诉我：“这是治疗埃博拉的药……”
马里西南方有三个国家，分别是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2014年，这三个国家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所有病例（包括疑似的）一共28000多人，确诊15000多人，死亡11325人。这还不包括在乡村许多因没有及时送诊而致死的人。当地人传说病人一被送到医院就会死，所以故意不把他们送去医院。当然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死亡。
作为三国邻居的马里战战兢兢，最终躲过一劫。大概这次事件给人们留的印象太深，所以马依噶给父母的药品里都有专门防治埃博拉的药。但恐怕只是心理安慰，因为据说埃博拉疫苗并没有面世，所有的药品都很难治疗这种病毒。
不管怎么说，满床的药品都彰显了一位孝子对父母的爱，也表明马依噶的确不是穷人。
更重要的是，这些药能够救我的命。马依噶从他储藏的药品里挑了两种出来。第一种是我熟悉的阿司匹林——退烧药。他递给我阿司匹林时，示范性地往自己嘴里也塞了一片，嚼碎咽下，告诉我这会让药品生效更快。
接着，他把一个小盒子递给我，上面写满了法文，产地却是印度。事后，我知道这款药叫蒿甲醚，是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的变种。
盒子里只有六粒药片。马依噶示意我一天吃两次，每次一粒，分三天吃完。这是一个疗程的量。他储藏的药品里也只有这一盒，没有更多了。
我看着这盒药，又发愁了。在中国，吃药往往是成把吃，即便是小小的感冒也会吃好几种药，每一种都是两粒、三粒、四粒，很少有一次一粒的。我已经深深体会到疟疾的折磨，远超感冒数倍。但一个疗程只有六粒药，到底会有多大的效果？
马依噶并不知道我的担心，他叫我吃了第一粒，把盒子塞给我，提醒我不要忘记吃。
从那时开始，我就养成了另一个习惯，每天中午和深夜都等待着，看疟疾是否还会准时到来。
当天晚上风雨交加之时，发冷准时到来，而且更猛烈了，我在床上打着哆嗦吃下了第二粒，心中更加忐忑。除了担心身体，更担心到了廷巴克图之后怎么办。在到达码头时，我的身体是否允许我进城，又能否按时出来？会不会病倒在城里，无法出城？我又想起了索博巴的话，如果停留超过一天，危险程度会迅速增加。
从当晚开始，我的症状又增加了一条：每次睡着后都会做同样的梦，在梦里我离开了大地，在空中翱翔，俯瞰大地，将地面上的每一个地理元素都尽收眼底，不管是树木、河流还是房屋都显得那么逼真，就仿佛是实际存在的。我的灵魂仿佛早已经脱离了引力，在非洲的大地上空四处游荡。
在梦中我总是睁大眼睛，想看清楚地面上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我似乎看见了一艘被围追堵截的小船，它努力地在河中避开那数十条想把它逼到岸边的独木舟。我知道，那就是两百年前帕克的船。帕克到达了距离廷巴克图只有十几千米的河边，却无法上岸，只能随波而下，被土人逼死在河中。
在病痛中，我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非洲的苦难。这片大地虽然富饶，却隐藏着太多的危险，人们要在这里生存，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其他地区的好几倍。从这时开始，我乘的这艘船仿佛具有了象征意义，它就是整个非洲。我要在十几天时间里，看到和经历贫穷、战乱和疾病带来的所有的苦难。
发病之前，我坚持到餐厅用餐，但发病后身体的虚弱让我很难下床，是马依噶和那位教师轮流将我的饭带回来。几天前我总是将食物吃得精光，但现在病痛让我没有胃口，往往要剩下一大半，被他们倒入河中。我的身体消瘦得非常快，几天时间，大腿已经细了一圈，背包行走积累下的肌肉已经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两条无力的麻秆。当我拿出手机做镜子照一下时，深凹的两颊吓了我一跳。
第二粒、第三粒、第四粒，药物似乎没有办法阻止疾病，每天我的身体仍然在按时发热和发冷，下床费力，关节疼，头晕。
在外面，船员们在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船能动起来。期限一再拖后。按照计划，船应该在四天后到达，但到了第五天、第六天，它仍然在河流上缓慢地漂荡。
我甚至祈祷这艘船再慢一点，因为我的身体吃不消。如果过几天，我的身体能恢复一点，也会更加有勇气进入那座城市。但是，万一身体无法恢复呢？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过了代博湖，下一个城市是尼亚丰凯。船在距离尼亚丰凯几千米时，终于失去了动力，船长在当地找到了一条机动船，将古老的“坎库·穆萨号”拖到了尼亚丰凯。我们在尼亚丰凯休息了半天，船员们到岸上去寻找工具对船进行修理。
由于停留时间较长，马依噶和教师都下船了。我拖着患病的身躯也想下船看看。
但就在我走到三等舱的大门口时，门外却站着一个持枪的士兵。看到我走来，他伸手阻止了我，示意我回房间。
我吃惊地望着他，却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士兵看上去很坚决。
直到马依噶回来，我才知道士兵为何有此举动：两天前，廷巴克图发生了枪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