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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依噶的全名是穆罕默德·杜·马依噶。教师是悄无声息独自进来的，马依噶的阵势却很大。有三四个士兵帮助他拿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和箱子，进门放在一张床边。马依噶熟练地数着钞票递给士兵们，把他们打发走。
他50岁左右，身材高大，几乎剃光了头发，面容严肃。他穿着西装，看上去像中国的乡镇企业家，但言谈举止却又有点知识分子气质。他的英语比船长要好，我们沟通更加方便。
次日和他混熟了，发现他熟练地和士兵们聊天，给他们发烟，有时还把枪借过来摆个造型。我好奇地问他和这些士兵以前认识吗。
“不认识。但他们多重要啊！”马依噶说。他告诉我，最近几年，他已经被抢劫过两次了。“有了士兵，就不会被抢劫。他们是朋友。”和士兵搞好关系，已经成了他本能的一部分。人们的言行总是因为环境逼迫而形成的。
马依噶是北方人，有着一个穆斯林的名字，却并非虔诚的穆斯林。每天的祷告时间，与我们同住的那位教师都会铺上席子，在地板上面朝麦加方向祷告，但马依噶从来没有做过。一次他避开教师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宗教人士，他相信有一个神，但不相信这个神符合任何一个宗教的定义。
他也曾经当过教师，但后来成了商人。即便在北方战争时，他也没有停止过在火线之间穿梭。那两次抢劫都发生在冬天，由于冬天河上没法航船，只能冒险坐越野车穿越不同的控制区。
他讲述了其中一次的情况，我记不清这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了。
“连接廷巴克图和莫普提的是一条土路，他们把车一横挡住了路，我们的司机减速绕过时，他们用枪把车逼停。
“一个人问：‘车上都是干什么的？’
“车上一共五个人，他们不抢司机。剩下四个能坐得起吉普的都不是穷人。他们挨个问：‘你是做什么的，去廷巴克图做什么？’
“轮到我，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商人，要到巴马科去。如果不说实话，怕更吃亏。
“‘哦，那你一定带了钱去进货。’他们从我身上搜出70万西非法郎（大约1400美元）。他们想都拿走，我和他们争论说：‘如果你们都拿走了，我就没钱进货啦。我破了产，下次你们抢什么？’他们听我说得有道理，给我留了20万，拿走了50万。其实我更多的钱都没有放在身上，而是电汇走了。其余的人也都交了钱，劫匪都没有全搜走，给他们留了一部分。这还得谢谢我呢！
“他们从来不杀当地人，只要你配合他们，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你只要大胆一点就可以和他们说说笑笑，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心疼钱，好好配合他们，他们也会照顾你。”
如今的他住在首都巴马科，但父母仍然在老家的村子里，这个村子距离廷巴克图还有2个小时的船程。也就是说，他下了这条船，还必须打一艘“船的”才能到村子。带上船的东西并不是他要贩卖的货物，而是带给父母家用的。
我问他：“他们真的不伤人吗？”
“那些所谓的叛乱分子，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他们抢劫，是因为这个国家失去了稳定，他们吃不上饭了。”
他显得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感情，慢慢地和我聊开了。
“你现在看到的全是混乱，你也许不相信，十年前，马里是非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它曾经被独裁过，但已经实现了民主。它种族众多，但种族之间的冲突并不多。十年前，人们安居乐业，十年后即便陷入了战乱，但人民还是这些人民，他们即便铤而走险，却并不是坏人。”
马依噶的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路上，我所听到的都是谈论马里的凶险，马依噶却告诉我，这里曾经是非洲的和平天堂。
“可我眼里的马里却遍地是失业、贫穷，每个人都告诉我这是战乱国家。它怎么会从你口中的天堂，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问道。
“你听说过卡扎菲吗？”马依噶反问。
卡扎菲是利比亚的领导人，2011年死于“阿拉伯之春”运动。利比亚与马里之间隔着巨大的撒哈拉沙漠，并不接壤。我点点头表示听说过，但不解卡扎菲怎么会和马里联系在一起。
马依噶继续说：“正是利比亚的革命导致了马里的叛乱。”
“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于北方的突尼斯，席卷了阿拉伯世界。利比亚是运动爆发最激烈的国家之一。经过了卡扎菲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各个部落突然间爆发出巨大的反抗精神，共同反对他。但把卡扎菲推翻之后，人们才发现，所谓的部落力量并不是民主的象征，他们之所以推翻卡扎菲，只是为了划分势力范围。许多反叛组织随后激进化了，成了“基地”组织与ISIS的外围组织，这些激进组织随后开始了扩张，影响到周围国家，比如埃及、苏丹、乍得等。
正是在这个时期，有人穿越了撒哈拉沙漠，来到了南面的尼日尔，又从尼日尔扩散到了马里。
但导致马里叛乱的直接原因还不是这些武装分子，而是利比亚战争传播的思想：每一个部落都可以独立。这个思想到了马里，让曾经的部族观念复活了。
在马里，南方居住的是以班巴拉人为首的黑人群体，其中班巴拉人占人口总数的30%还多。在北方，却有一支特殊的人种。马依噶曾经指着船上的一个青年让我看，第一眼看见他时，我大吃一惊。青年人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卷发，我的第一感觉是，他是西方人，之后意识到他应该是阿拉伯人。
马依噶告诉我：“他就是图阿雷格人。”图阿雷格人带有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血统，只占人口的10%，却分布在广大的北方和东方，这里是大片的沙漠，人口稀少，而南方领土虽然人口占了90%，土地面积却小于北方。
在近代马里，图阿雷格人与班巴拉人已经学会了和平相处。另外，马里还有许多小种族，也都呈现出复杂的杂居状态，但它们一直是温和的。马依噶就属于桑海人，人口比例大约只有5%多一点。
利比亚战争是西方思想中民族独立的产物，却演变成部落之间的混战。这种思想到了马里，让曾经的民族团结消失了。在非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民族混合体，如果实行民族自决，立刻会变得四分五裂。
图阿雷格人和利比亚人一样，有着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双重血统。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民族运动突然间复活了，让马里所有人，包括政府，都没有做好准备。
2012年，图阿雷格人在北方宣布独立。北方的独立让南方政府措手不及。南方政府担任首脑的是阿马杜·图马尼·杜尔总统，这位总统受人尊敬，他执政的时期至今被怀念为马里的黄金时代。他遵守宪法，本来已经处于执政的最后一年，也宣布不参加新的总统选举。北方的独立突然间打乱了政府的政治进度，政府也无力镇压。于是，南方突然发生了军事政变，将这位已经计划下台的总统赶走了。南方的政变，北方的分裂，让和平的马里突然成了战乱之地。
更麻烦的是，北方的图阿雷格人突然发现，由于人口稀少，要想保持独立，必须依靠外来力量。他们向阿拉伯世界发出了呼吁，请求帮助。于是，利比亚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极端武装分子闻风而动，来到了这个不设防的国家，将它变成了一个军事训练营地。
在非洲，最主要的极端组织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简称AQIM）。所谓马格里布，是伊斯兰世界对北非（特别是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四国）的称呼。AQIM的中心在撒哈拉北面的阿尔及利亚，但随着组织的发展，也向着撒哈拉以南任何中央政权薄弱的区域扩张。
极端分子的到来，让马里曾经的宗主国法国也坐不住了，法国人选择了出兵，帮助马里政府击败了北方军。但法国人能镇压明的叛乱，却无力扑灭暗的反抗。于是，马里陷入了一种低烈度战争：恐怖分子在沙漠中扎营，北方的图阿雷格人虽然被镇压，却与极端分子藕断丝连，等待机会。马里骤然从被人称道的黄金之地变成了人心惶惶的动乱之地。
失去稳定的政局后，马里经济也一落千丈，它是一个对旅游业依赖很重的国家，随着大量的游客遭到袭击和绑架，旅游业很快就崩溃了。由于部族之间的裂痕无法修补，物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也不可能了。
“你根据现在的马里，无法想象十年前马里的和平与稳定。”马依噶总结说。
不过，他认为马里眼前的混乱仍然只是事情的表面，真正的原因在更深处。事实上，所有的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
“在非洲，我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痛心地说。在他看来，非洲的每个国家和每一个人都过着一种被迫的生活，他们的命运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在西方人到来之前，每一个部族都曾经是独立的，并没有想到要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之下生活。但欧洲人来了，将非洲带入了现代文明的纷争之中。
马依噶不认为欧洲人是坏的，他们带来了汽车、轮船和药品，让人们更容易生存。同时，他们还将国家这个超越种族的概念传授给了非洲人。现在，不同的种族必须学会在同一个国家架构之下生存。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不同的种族。他们的国界都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欧洲人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划定好的，非洲人只有乖乖地继承下来，没有任何重新划分的机会。
如果欧洲人仅仅带来了团结与和平共处的观念，还是有利的。但他们还同时带来了另一个观念，那就是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这个观念甚至影响着欧洲人本身，不管是苏格兰还是加泰罗尼亚都试图独立。对于非洲人来说，更难以把握到底是国家重要，还是种族重要。
按照前一个原则（不同种族和平共处于一个国家之内），大家应该组成同一个政府和平相处；按照后一个原则（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大家应该散伙，各自组成国家。马里的南方政府秉持前一个原则，而图阿雷格人坚持后一个原则，要求独立建国。西方人在两个原则之间也不停摇摆，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坚持支持种族自决，但在伊拉克、马里，则支持种族联合。
非洲最新的国家叫南苏丹，它原本是苏丹的一部分。英国人在建立苏丹这个国家时采取了前一个原则，把南北两部分不同的种族合在一起，建立了苏丹这个国家。可是后来欧洲人又开始支持民族独立，苏丹在新思潮下又分成了两个国家，结果两个国家都乱了套。
在这两种原则之下，非洲的国家和种族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纷争不断，从独立之初持续到现在。马里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曾经是表现不错的，但最近十年重新坠入了这个陷阱之中。
“班巴拉人、图阿雷格人、桑海人，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组成一个国家，又如何在一个国家下分享权利。他们只知道他们从生下来就是被决定的。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开，这也是外面传来的。”马依噶总结说。
关于非洲与马里，从历史到现代，他还和我讲了很多，但我的记忆却越来越模糊，因为我遭遇了非洲的另一种危险：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