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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书时知道“初唐四杰”的名字开始到现在，我经常思考两个问题：在诗人多如璀璨群星的唐朝，为什么他们能被称为“杰”？在风格如豹纹般斑斓的唐代，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开启一代新风的人物？这两个问题，直到最近，我才有了一个略微明确的答案。
中国诗歌，走过了先秦的蒹葭苍苍，走过了汉代的皎皎织女，走过了魏晋的东篱南山。当先人们将诗歌作为爱情的信物时，诗歌就回报先人以爱情；当他们将诗歌作为幻想的工具时，诗歌就回报他们以幻想；当他们把诗歌作为志向的载体时，诗歌就成为他们志向的坚强依靠。但是，当人们把诗歌当成宫廷的玩物，作为献媚的秋波，甚至作为猥亵的手段时，诗歌就沦落风尘，诗人也就陷入“猥琐”。
简文帝有句名言：“为人宜严谨，文章宜放荡。”这可以作为齐梁诗风的一个最好注脚，也可以作为诗人人格分裂的一个最好依据。诗人固然不可能是完人，甚至很多诗人自身就有很多问题，宋之问之卖友，王勃之狂傲，杨炯之残忍，卢照邻之悲观，骆宾王之孤注一掷，放在任何人身上，这些都是有可能使人陷入不复之境的人格缺陷，事实上，他们也用自己的人生为这些缺陷买了单。但是，他们更用自己的诗歌，为所有人的所有缺陷买了单。如果诗人的人格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人放荡，文章严谨”也许比“为人严谨，文章放荡”要好一些。因为，虽然他们自己是不完美的，但是至少可以用自己的诗歌使更多的人完美。
从“初唐四杰”开始，诗歌摆脱了齐梁时期的卑微和猥琐，摆脱了臣妾式的献媚和调笑，成为精神的载体、思考的翅膀。长久以来覆盖在诗歌身上浓浓的脂粉气终于开始淡去，一种逐渐靠近上苍和大地的诗歌开始出现。“四杰”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遭遇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他们是天才的诗人，但是同时又是苦命的诗人。诗人写诗是痛苦使然，但是，“四杰”的痛苦摆脱了以前诗人嗜痂吮痈的阴暗，走出了顾影自怜的狭隘，而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宏伟的境界。他们的人生都很悲惨，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悲惨，使我们在吟咏他们的诗歌时，更能体会到生命的澎湃，感受到灵魂无处不在的思索。他们有虚伪，却教会我们真诚；他们有苦难，却教会我们珍惜；他们有失意，却教会我们乐观；他们有卑微，却教会我们自尊。
于是，这些名字，不再属于他们自己，不再具有实在的户籍上的意义，而是成了一个个符号，一个个象征，一个个图腾。在唐代诗歌史上，他们开启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后面，不仅是宏伟壮观的诗歌的宫阙，更是一个超越了庸俗和卑微以及猥琐的大境界。这个境界的关键词很多，比如自信、骄傲、自尊、同情、潇洒、乐观……他们用诗歌装点了一个时代，用诗歌记录了一个时代，也用诗歌创造了一个时代。他们用诗歌挽救了被南朝的轻佻和阴暗毒化了的唐代人，也挽救了我们。
关于“四杰”，唐代的争论远比后代要多得多，甚至连李商隐都觉得“四杰”不过是诗歌的对仗使用得比较好罢了。但是，杜甫却在著名的《戏为六绝句》里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
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王国维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作诗如此，做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