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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发展像一条长河，上游的每一滴水对下游都或多或少地起着作用。唐诗的产生，与齐梁诗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形成一种诗体，进而成为一种诗风。这种诗体注重声律，平仄协调，音韵铿锵，对仗工整，是中国诗歌史上格律诗的开端，也成为唐朝格律诗的先声。说到齐梁诗歌，不得不提另外一种诗歌体裁——宫体诗。宫体诗以流行于梁朝太子萧纲的东宫而得名，这种诗“伤于浮艳”（《梁书·简文帝本纪》），以描写宫廷生活为基本内容，“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写来写去关键词只有一个——女人，经常是从美人头上的发簪一直吟咏到美人的鞋底方才罢休。如简文帝的《咏内人昼眠》《咏舞》《独处怨》等诗歌莫不如此。上有好之，下必从之。由于太子殿下以及一帮文士的提倡，宫体诗成了当时诗歌的主流。《隋书·李谔传》中说当时的诗“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可以说是病入膏肓。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王勃十六岁入朝为官，而杨炯更是九岁就被赞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杨炯应制科及第，被授予校书郎官职。也许是由于年少得志，杨炯恃才傲物，他曾经讽刺当时的朝臣为“麒麟楦”。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你看玩杂耍的艺人，把画着麒麟的布蒙在驴身上，翩翩起舞，待到结束，把布拿下来，驴子还是驴子，并没有变成麒麟。由于他出言无忌，得罪了许多人，后来被贬到梓州当司法参军。
杨炯诗歌的风格和他在官场上的性格一样，也是锋芒毕露，绝不妥协。当他听说“四杰”的排名自己在第二的时候，他说：“吾愧在卢（照邻）前，耻居王（勃）后。”宰相张说曾经说，杨炯文思如泉涌，比卢照邻强，也不亚于王勃。更重要的是，杨炯毫不留情地对当时流行的齐梁诗风进行了批判，自觉担负起了改革文风的重任。王勃去世之后，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龙朔年间以来的诗歌，只会从小处入手，雕章琢句……毫无风骨可言，更无刚健气象，希望能改革这种弊端，以光大诗歌的事业（“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杨炯在许多诗人还沉迷于“石榴裙”下的时候，已经从亭台楼阁走出来，走向高山，走向大漠，走进了更广阔的天地、更广阔的人生。杨炯用自己的诗歌，为后人杀出了一条“血路”。这条“血路”指向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隘，指向不可攀登的蜀道，指向雄浑的大海，指向真正属于唐诗的境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跃马疆场，建功立业，似乎是男儿心中永远不会被磨灭的梦想，中唐的李贺曾不无感慨地长叹：“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杨炯的《从军行》一洗齐梁诗歌的脂粉气，于初唐诗歌的绮靡中横空出世，塑造了一个投笔从戎、出征边塞的书生形象。战火烧到国都附近，书生毅然弃书从军，一个“自”字，表现的是男人的血性、壮士的豪迈，这与莺莺燕燕春春的宫体诗，自不可同日而语。颔联写将军领兵出征，直捣敌人巢穴。颈联避免直接描写战场，而是从画面（凋旗画）和声音（杂鼓声）两个细节入手，描写了战事的激烈，也表现了将士们的勇猛。结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更是出语不凡，斩钉截铁，铿锵有力。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说：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王国维认为，气质、神韵，其实都是派生的，只有境界才是根本。作诗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人生最怕的就是境界狭窄，气韵狭窄，居于井底还自得其乐。如同《庄子·逍遥游》中的蜩和学鸠，满足于在树丛中飞翔，嘲笑高飞的大鹏，认为后者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庄子感慨地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这里的“知”与“年”，其实也有境界的含义在里面。有大境界者，才能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走出凡庸和狭隘，走入宽广和宏大。
杨炯和其他三杰，用自己的诗歌为唐诗打开了境界的大门，使唐诗终于走出了脂香粉浓，开启了盛唐气象。杨炯用自己的诗歌还了唐诗一个男儿身，也还了唐代诗人一个男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