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轻狂枉少年

——王勃

西方有一句谚语：造就一个艺术家需要三代。这句谚语的意思其实是家学渊源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艺术上尤其显得突出。很多天才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家庭熏陶出来的，王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少年得志挥斥方遒

王勃，字子安，出身书香门第，是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也是唐初著名诗人王绩的侄孙，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王勃自幼聪慧好学，《旧唐书》中说他六岁就会写文章，“构思无滞，词情英迈”。唐代大儒颜师古作的《汉书注》，是大家公认的最权威的注本，直到今天，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仍用他的注。而九岁的王勃读颜注《汉书》的时候，居然挑出了一大堆毛病，还写出了《指瑕》十卷，一时震惊海内。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年仅十四岁的王勃上书右相刘祥道自荐，被刘祥道表荐于朝。两年后，王勃应制科（唐代一种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临时性科举考试——作者注），对策高第（考试成绩优异），被授予朝散郎之职。

十四岁的王勃，和那个正如朝阳的东方帝国一样，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时代的自信与豪迈通过人生际遇转化成他满满的骄傲，再通过他的笔端抒写出来，即使是痛，也痛得自信，痛得潇洒，痛得壮阔。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南朝文学家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总是一个让人痛苦的主题，不管是此前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还是之后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离别的每一时、每一刻，似乎都是一把钝刀，绞割着人们已经伤痕累累的心。因此，离别的诗句总是让人黯然神伤。

可是，王勃这首诗却一反常态，首联以一组工整的对仗句，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气势雄浑、境界壮阔的画面，仿佛在这离别之时，城阙与山河都肃立两旁，为朋友送行。第二联安慰朋友，离别是为了“宦游”。“宦游”二字颇有深意：虽则是离家远行，但也是展翅高飞；虽然是背井离乡，却是为了日后的衣锦还乡。因此，暂时的离别不算什么，因为男儿远行，是为了开辟一方更广阔的天地。第三联是传诵至今的名句，多认为是从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中“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一句化用而来。不过，王勃在这里突出了“知己”二字，在勉励朋友的同时，又注入了友谊的温情。最后一句似戏谑，提醒朋友勿作小儿女态，而应放眼未来，勇敢地走自己的路。明代著名诗论家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此诗“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时的王勃，已经从朝散郎任上离职，应唐高宗的儿子沛王李贤之邀，担任沛王府修撰。《唐才子传》中说当时王勃名满天下，出重金请他写诗作文的人很多，因此他靠润笔都可以过得相当的宽裕。他写作的时候，总是先磨墨数升，再酣饮美酒，然后蒙头大睡，醒来之后拿笔就写，一字不改，人们称之为“打腹稿”。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王勃算是年少成名者中的翘楚。但是，也许正是由于出名太早，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对人世间的很多事情无法看得真切，王勃得罪了不少人。很快，王勃就遭遇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稀里糊涂的“文字狱”

严格意义上讲，唐代是一个相当开明的朝代，终唐两百多年，没有一个文人因为文字而被砍头。杜牧在《泊秦淮》中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暗示唐代将走上陈朝灭亡的老路，也没被人说大逆不道；李商隐在《马嵬》中说“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毫无遮拦地调侃唐玄宗与杨贵妃，也没有像在别的朝代那样马上被定为“大不敬”，被抄家、充军或者诛灭三族。但是，这并不代表唐代文人写作就没有禁区。专制社会总有很多微妙的敏感话题，立储问题就是敏感话题中的一个，一旦涉及，引来的很可能就是滔天大祸。

专制社会，天下为家，君主视天下为私产，统治权传子而不传贤。暴力争夺、阴谋篡取成了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基本方式。为了争夺权位，父子相残、兄弟操戈的现象层出不穷。

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当时秦王李世民羽翼已经丰满，是争夺太子之位的最强力量。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屠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家眷也大都被诛杀；李渊不得不将皇位让出，当了唐朝第一位太上皇。

李世民即位之后，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随着时间推移，又对太子多有不满，而喜欢魏王李泰。李泰知道之后，极力活动，想谋求太子之位。《旧唐书》记载，李泰知道太子被废的消息之后，喜滋滋地去找李世民，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如果当了皇帝，死前我就杀掉我的儿子，把皇位传给晋王（李治）。”唐太宗信以为真，把这话告诉了褚遂良。褚遂良说：“魏王一旦当了皇帝，成为天下的主人，哪里有杀了自己的儿子把皇位传给晋王的道理？如果陛下一定要立魏王，就必须为晋王寻找一个好的安身之地。”被废的太子李承乾也上书说：“我已经当了太子，难道我还有什么别的欲望吗？只是因为魏王相逼，无奈之下才做了傻事。陛下如果让魏王李泰当太子，就正好落入了他的圈套。”

此时唐太宗才如梦初醒，说：“我如果立李泰，就意味着太子之位是可以凭借手段得到的。立李泰为太子，李承乾和李治都不可能活下去；立李治为太子，李承乾和李泰都有可能保住性命。”于是，当初根本没有竞争实力的晋王李治，在“鹬蚌相争”之中，被立为太子，后即位，就是唐高宗。

有父亲杀兄屠弟的先例，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唐高宗李治对立储问题十分谨慎，害怕悲剧再次发生。就在这个关头，王勃却干了一件触龙鳞的傻事。

当时诸王以斗鸡为乐，一次沛王与英王斗鸡，王勃闹着玩，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檄”指的是檄文，是古代战争中宣布对方罪状、表明讨伐原因的文章。现在来看，王勃充其量也就是恶搞而已，可是这篇文章却触动了唐高宗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唐高宗看到之后，很自然地就联想到唐太宗和自己坐上皇位前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他认为王勃是在“离间诸王”，于是将王勃赶出了王府。

遭遇第一次挫折之后，王勃傲慢随意的性格没有多少改变，很快他又做了第二件傻事。

咸亨三年（672年），王勃在友人的帮助下，谋得虢州参军之职，任职期间，一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王勃将他藏匿了起来，后来怕走漏风声，居然将曹达灭口。事发后，王勃被判死刑，好在遇赦，没被处死。后来有人怀疑此事可能是同僚陷害，原因是嫉妒王勃才华卓越。这次大祸，不仅使王勃的仕途宣告终结，甚至还连累了他的父亲，其父王福畤因为儿子犯罪，被贬为交趾（今越南河内）县令。

上元二年（675年）秋，王勃前往交趾探望父亲，路过南昌。南昌赣江边上有一座由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修建的楼阁，后人称之为滕王阁。李元婴在修建这座楼阁的时候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座楼阁会和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年轻人的名字永远联系在一起。提起滕王阁，人们几乎不会想起李元婴，但会想起王勃，及那篇名垂千古的《滕王阁序》。

礼岂为我辈设邪？

从王勃大大方方接过纸笔的那一刻起，阎都督就开始后悔了。

南昌的滕王阁是原滕王李元婴所建，到唐高宗时，楼台已经朽败不堪。当时在此任职的都督阎伯屿重修了滕王阁，为了纪念这一盛事，阎都督请来了当地的名流，在重阳日那天会聚一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照例是要写文章来纪念此事的。几百年后的滕子京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重修了岳阳楼，并请人作文，于是范仲淹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滕子京跟阎伯屿不同的是，滕子京是光明正大地直接请范仲淹作文，而阎伯屿却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

阎伯屿举办这次宴会，除了庆贺滕王阁重修成功，更重要的是想借此向宾客夸耀他女婿的才学。因此，在宴会之前，阎伯屿嘱咐他女婿事先做好并背熟一篇序文，打算在席间当作即兴所作来给宾客看。宴会上，宾客坐定之后，阎都督命人拿出纸笔，假意请宾客为这次盛会作序。当代学者吴思写了一本书叫《潜规则》，讲述那些上不得台面但是大家又必须遵守的无形的规则。其实，潜规则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当侍者将纸笔奉到宾客面前请他们作序时，宾客都假意推辞，因为他们都知道，今天的潜规则是——文章是阎都督女婿的，如果自己不知深浅接过纸笔，就是极度的无礼。

但是，二十多岁的王勃显然没有明白这个潜规则，当纸笔传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居然没有推辞，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满座皆惊，阎都督更是怒形于色，拂袖离席而去。

王勃似乎什么都不知道，提笔便写。阎都督在帐中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叫下人去看王勃写了什么，随时向自己汇报。一开始，下人回报：“他落笔先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都督冷笑说：“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过一会儿，下人又来报：“他现在写的是‘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都督收起了轻蔑的笑容，沉吟不语。许久，下人又来报：“现在写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都督大惊，说：“此真天才！”于是从帐中出来，宾主尽欢。

宴会结束的时候，阎都督肯定没有当初的悔意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名字被列在《滕王阁序》里（“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与这篇文章一起流传千古而不朽的话，他也许会庆幸自己当天邀请了王勃，更会感激王勃的“无礼”。如果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潜规则了然于胸，和大家一样世故，就不会有这传世的杰作了。

三国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人豪放不羁，《世说新语·任诞》中说，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竟然不顾男女之大防，去跟嫂子告别。当别人讥讽他不懂礼法的时候，阮籍反唇相讥：“礼岂为我辈设邪？”

礼法束缚越来越紧，于是无所措手足，这也许是《滕王阁序》成为千古绝唱的最大原因。从汉代的经学到唐代的儒家道统，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中国人的锐气和想象力被消磨殆尽，唐诗宋词的开阔意境不复存在，读书人所有的智慧都耗在了八股文中，耗在了无聊的礼节和谦让之中，耗在了暮气沉沉的内敛和稳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