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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的某一天，唐朝国都长安，人们奔走相告，传着一个消息：昨天，一个自称擅长音律的青年买了一把价值百万的琴，今天，那个青年要用那把琴当众为大家演奏。青年还没来，约定的地方已经站满了人，大家翘首以待，想听听那价值百万的琴能奏出怎样的天籁之音。青年终于来了，在大家充满期待的注视中解开琴囊，取出那把昂贵的琴，但是，他并不急于弹奏，而是站在人群中央，讲了一番话：
“我是四川的陈子昂，虽无二谢之才，但有屈原、贾谊之志，我携带诗文百篇，自蜀入京，无人赏识。可是大家听说我要弹奏这把价值百万的琴，观者如堵。其实，这种乐工的低贱小技，又能算得了什么？！”
说完，他举起琴，在大家的惊呼声中把琴摔得粉碎。然后，陈子昂将自己的诗文分发给在场众人，从此他名声大震。
诗风折射的其实是世风。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暖风熏得游人醉”的齐梁只能诞生脂粉气浓重的永明体诗歌了。大唐帝国建立之后，唐太宗几乎是凭借本能指出，全新的帝国需要全新的诗歌为之增光添彩：“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帝京篇》）他认为要改变齐梁颓废绮靡的诗风，把诗歌由靡靡之音变为雅音正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是唐太宗自己，写出的诗也经常是“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这种诗与南朝那些跟着皇帝起哄的诗人所作的，几乎毫无区别。而他手下的大臣们，被高贵的地位限制了真实情感的流露，再加上“上之所好，下必从之”，其诗作大多也未脱离齐梁之风，因此，唐初的诗风仍然是轻薄婉媚的。这种诗风的代表人物就是上官仪，即后来权倾天下的风云人物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的诗歌“以绮错婉媚为本”，由于他位高权重，一时竟成为当时诗坛的领军人物，这种诗也就被称为“上官体”。
真正的智者，需要的不仅是清醒的头脑，更要有过人的胆略，因为凭一己之力与整个社会抗衡，下场可能很悲惨，但是，这又是成为智者的必由之路，因为智者首先是觉者。
陈子昂就是这样的智者。当人们都还沉浸在齐梁的颓废绮靡中的时候，他在一篇文章里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这篇文章如战场上的第一声鼓声，为整个战役奠定了宏伟的基调；又如天空中的一道闪电，划开了颓废的阴霾，露出湛蓝的天空。这篇文章就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在这篇文章里，陈子昂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兴寄和风骨。兴寄就是诗歌应该有所寄托，而不能无病呻吟，更不能堕入下流庸俗的泥淖；而风骨则直指当时诗歌的绮靡风气，并且把建安风骨拿来作为诗歌的榜样。的确，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潇洒和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迈，也许才是医治当时“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的诗风的良药。
傅雷先生在《〈贝多芬传〉重译本序》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
我相信，陈子昂写《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时候，心中怀着的是同样的信念。他不惮于前驱，一意孤行，愿以呐喊来扫清五百年来诗歌的积弊，在这个矮小的四川汉子的身上，凝聚的是超越了凡俗的勇气和精神。杨炯旗帜鲜明地批驳当时的诗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英雄们互相呼应，终于宣告了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
多年以后，“诗圣”杜甫在拜谒陈子昂故居时说：“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元稹更是感慨地说：他刚学写诗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正好有人给他看了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他激动地反复吟诵，当天就仿照写了《寄思玄子》诗二十首，拿给亲友看，令他们“深相骇异”。
就这样，一个觉悟的智者，开启了一个时代，带领着后代无数智者走进了一个辉煌的王国。
王夫之说，陈子昂以诗歌闻名于唐代，但是他的才能远不止吟诗作文，如果遇上赏识他的明君，他能成为一位建功立业的大臣。可惜，陈子昂没有遇上赏识他的明君。
我经常在想，当陈子昂用摔琴这种近乎哗众取宠的炒作手段终于成名的时候，他心中浮起的，到底是得意还是酸楚？我想应该是后者吧。心高气傲的才子，何尝不希望自己的才华能够被当权者主动发现，筑起黄金台，“卑辞重币”来邀请自己。可是，这种“千金买马骨”的佳话似乎也只存在于史书和传说中，正如唐玄宗对孟浩然说的一样：“你不来找我求官，怎么还诬陷我，说是‘不才明主弃’呢？”三顾茅庐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人才济济的唐代，文人只有“不择手段”地自我推销，才能求得功名。这对现代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对那个时代的文人来说是苦涩的。陈子昂别无选择，因为，当时他已经在长安一无所获地游历十年了。
自己的人生究竟能有几个十年？当时的陈子昂并不知道，但是，他显然已经感觉到了在这无尽的时空中，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二十四岁，陈子昂中进士，任麟台正字，再迁为右拾遗，多次上书评论时政。二十六岁和三十六岁时两次从军出塞。但是，不管是在朝廷还是在军营，他的意见总是不被重视。在第二次出塞的时候，他与主将武攸宜意见不合，遭受排斥打击。在陈子昂的多首《感遇》诗中，都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不被信任的愤懑：
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
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
自古皆有死，徇义良独稀。
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
伏剑诚已矣，感我涕沾衣。
697年的一天，三十六岁的陈子昂登上了幽州台，传说这里是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的地方。可是，斯人已殁，斯景已逝，独自站在这高台之上，陈子昂感觉到的不是豪迈，而是发自肺腑、痛彻心扉的孤独和悲哀：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其实他未必不知道，只有麻雀、斑鸠那样的凡鸟，才会整天聚在一起，它们不会有鸿鹄那样的寂寞，不会有苍鹰那种无法回避的孤独。上天选择自己成为鹰隼，自己就必须承受寂寞和孤独。这孤独划破了永恒的时间壁垒，越过过去和未来的无数庸庸碌碌，飞过此前和此后一直被无限复制着的蝇营狗苟，呼啸而至，裹挟着诗人，飞翔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高度，看见自己的孤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既是一声痛苦的呼喊，也是一声豪迈的宣言：过往里不曾有我，未来里也不会有我，我只生存在当下，但是，我的孤独从远古而来，向未来而去。当诗人仰望蓝天、俯视大地的时候，在这无限广阔的空间中，他突然感觉到另一种大寂寞和大孤独。滚滚红尘，芸芸众生都生活在这悠悠天地之间。其实，不管是麻雀、斑鸠，还是鸿鹄、苍鹰，它们都不孤独，因为，麻雀、斑鸠不止一群，鸿鹄、苍鹰也远非一只。真正孤独的是这湛蓝的天、苍茫的地，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因为权贵的青睐而晴空万里，也不因为富贵的远去而淫雨霏霏。永恒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一起，就是永恒的大寂寞，也是永恒的大孤独，同时，也是永恒的大自在。
此时的诗人涕泪纵横。因为，他感觉到此时自己的孤独已融入了无尽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中。他不再孤独，他已经为天地找到了一个家，这个家就是自己的心灵；他陷入了永恒的寂寞，因为，他的寂寞从此不再有时间的阻隔，不再有空间的羁绊，穿越了有限，成为无穷。
就在这一年，陈子昂离开了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官场，辞官回家。六年后，他被武三思指使的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时年四十二岁。但是，他的寂寞和孤独，穿越了牢狱的墙壁，穿越了王朝的更迭，充盈了天空，遍布了大地；从无穷的时间而来，向无穷的未知而去。于是，一千多年之后，我的眼里，也噙着泪，和他一样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