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1895年和1896年，我曾对歇斯底里症发病机理和心理过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时隔多年，如今我试图以详述一个病例及其治疗过程的方式，对以往观点加以佐证，那么本篇前言就必不可少了。它一来可在各个方面为我的行为进行辩护，二来也算是提前对可预见的质疑之声作出回应。

当初我将研究成果公诸于众，因为语出惊人，且并不中听，故而未能得到学界同仁的验证，这未免有些令人难堪。现在，我将支撑论断的部分资料开放给大众评判，又何尝不是一件尴尬之事？无论如何，我都必遭非议。从前有人指责我不公开病案，现在又会有人说我公开了不宜公开的病案。我只希望搬弄是非、借机找茬的是同一批人，也根本就不打算同他们争辩。

但即便我决心对见识浅薄、心怀恶意之辈不予理睬，公开病历资料仍是十分棘手。困难一方面来自操作层面，一方面也是由此事的本质决定的。

既然我们推测歇斯底里症的病灶位于患者性心理的隐秘之中，认为歇斯底里的症状是被压抑得最深的愿望的表达，那么，要彻查一个歇斯底里症病例，就必须揭露这些隐秘，将它们暴露在外。

显然，病人如果发现自白可能被用于科学研究，就必然不会开口；同理，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同意公开病案。那些心思缜密、有所犹豫的病人也一定会提及医生为病人保守秘密的义务，并就无法为科学研究提供帮助道声抱歉。

但我认为，医生不应只对单个患者负责，也该承担起对科学的责任。对科学负责，就是对更多有同类病症的患者或潜在患者负责。公开自己对歇斯底里症病因和结构的一些认识，我责无旁贷。为了保护一个患者而放弃其他患者，才是该被指责的懦夫行为。而我相信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使我的这位患者尽量免受伤害。

书中的这位患者，她的故事发生在维也纳之外某个偏僻的小城里，这地点在维也纳几乎无人知晓。而我从最开始便小心对治疗保密，以至于仅有一位完全值得信赖的同行知道她曾是我的病人。治疗结束后，我又等了四年才发表此文。这时她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使我相信她已不大在乎我要在此讲述的事情和心理过程了。

当然，我绝不会在文中使用她的真名，以免那些业余读者有迹可循。另外，将案例发表在严谨的学术期刊上，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外行的注意。假如这位患者偶然读到自己的病案，或许会感到不悦，这是我无法左右的。不过她也不会从中看出更多的信息，或许只会自问：又有谁能看得出这就是我呢？

我知道，有许多下流龌龊的医生，不把这样的病案视作探讨神经症病理的论文，反倒把它当成一部影射真人的小说来读，用以消遣——至少在这座城市的确有人如此。我可以向这类读者保证，在所有之后公开的病案中，我都会采取相应手段对患者身份严格保密。虽然这极大程度地限制了我对材料的选择。

在接下来要介绍的病案里，我除了将医生的保密义务和诸多其他限制因素抛在一旁，还会直截了当地谈论性关系，并对性器官和性功能直言不讳。从本书的表述中，纯洁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会毫不隐晦地与青年女子谈论这类话题。

难道我还需要为自己辩护吗？假如还有人认为这样的对话只是挑逗对方或是满足性欲的手段，那我不妨借用一下妇产科医生的权力，或是换一种更为谦逊的方式，将他们视作奇怪的变态色情狂。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引用一段别人的见解，来表达我的感受：

将学术著作的篇幅浪费在应对这类无端指责之上，本身就可悲至极。但这不能怨我，而只能怪罪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正是在它的影响下，我们才‘有幸’陷入了严肃书籍无处容身的境地。

接下来，我想再谈谈如何克服操作方面的困难。

对于一个每天要完成六到八场心理治疗、又不能在面对患者时做笔记的医生而言，如何将长期病案记录下来并发表，向来是无解的难题。因为笔记会引起患者的怀疑，从而影响收集病情的工作。

对我而言，在这个案例中，有两件事帮了我大忙：首先，整个治疗过程持续得不久，并未超过三个月；其次，随着治疗中期和后期两个梦的出现，病因日趋明朗，而那两次谈话结束后，我将患者的话原封不动地记录了下来，为接下来的解析和溯源保留了可靠的依据。

病案是我在治疗中止后根据记忆完整写成的。那时这段记忆还历历在目，而我又正好有意将它发表。所以，最后写成的文字虽然不像录音那样忠实，但依然非常可靠。它与事实并无重大出入，只不过在有些地方，我出于叙述连贯的需要，调整了澄清病情的顺序。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缺失的部分。

这篇报告原本名为《梦与歇斯底里症》，因为它很好地展现了梦的解析如何用于治疗，以及如何帮助我们填补记忆空白，达到诠释病症的目的。在计划就神经症心理学著书立说之前，我在1900年对梦进行了艰苦而深入的研究；这样做，其实不无道理。反倒是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使我意识到同行专家对这类努力的认识实在太过浅薄。有人说，因为缺少素材，我的观点很难被验证，所以就不容易服众。这说法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梦作为分析材料，通过我的指导和示范，很容易地掌握释梦的技法。即便是在多年以后，我依然坚持认为，对梦的深入研究是理解歇斯底里症和其他心理神经症过程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忽略了这个准备步骤，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些许进步。

了解梦的解析是阅读本例的前提；不满足此条件的人，恐怕只会在不满中放弃阅读。这样的人不但从书中得不到启发，反而会越读越困惑，还会把困惑的原因归咎到我身上，认为是我在胡思乱想。

实际上，困惑正是神经症的表现，只不过医生已经习惯于忽略它的存在；一旦我们试图去解释这些现象，它又会显露出来。根除它的办法只有一个：从我们熟悉的因素中，彻底筛查神经症的原因。更常见的情况是，在研究神经症的过程中，我们不断作出新的假设，并逐渐发现它们的正确性。然而，新的认识也难免会造成困惑，引起反抗。

梦和对梦的解析在该病例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如果认为所有精神分析研究都是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分析梦境方面，书中这个病例的确可圈可点，但它在其他方面并不能使人如意。不过恰恰是这些不足，使它得以顺利出版。我曾说过，如果一场治疗持续一年有余，那真不知该如何下手。这个案例只持续了三个月，所以看上去一目了然，也可以让人回忆起细节。从许多方面看来，最后的结果尚不够完整。治疗还未实现预期目的，就在患者的坚持下戛然而止。治疗中断时，我们尚未就一些谜题展开讨论，对另一些难题的讨论也并不完整；假如当时治疗能够继续下去，绝对会取得全面的成功。但现在，我只能提供这次分析的一些片段。

熟悉《歇斯底里症研究》一书中所介绍的分析技法的读者，肯定会感到惊讶：在三个月的治疗期间，我们竟然鲜有收获，甚至没能将已经观察到的症状研究清楚。但自该书出版后，精神分析技法发生了彻底的变革，所以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从前，我们的工作从症状入手，将逐一消除症状作为目标。后来，因为我发现这种技法无法分析结构精巧的神经症，便果断将其放弃。现在，我让患者自己决定每天谈论的话题，转而从联系到潜意识的表面现象入手。这样一来，我只能取得零散的成果，它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分布在不同的时空中；只有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消除症状的目的。这种新技法尽管缺点明显，却远胜旧技法，而且毫无疑问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由于分析并不完整，我不得不效仿考古学家，通过长期的发掘工作，让无价之宝重见天日，即便古董难免残损，也为之兴奋不已。我会根据自己对这类病症的了解，尽力将残缺的部分补充完整。但正如行事严谨的考古学家，但凡论述涉及设想而非事实，我都会及时说明。

书中其他的缺失，是我刻意追求的结果。一般来说，我不会描述涉及患者思想和言语的解析过程，只公布最后的结果。所以除了释梦的技法之外，我仅在少数几处地方提及了精神分析技法。我只打算通过分析这份病案，揭示症状的决定因素和神经症的内在形成过程；假如一心多用，反倒会引发混乱。解释那些多属经验之谈的技术规则，往往需要将众多的案例结合在一起。所以，本书在技法问题上有所省略，应当能得到读者的谅解。而且，这个例子并不涉及分析工作中最为困难的那部分内容：在短暂的治疗过程中，“移情”因素并未出现。这一点，我们在文末还会谈及。

本书的另一重大缺失，并非患者和作者的过错。显然，即便一个病案内容完整，证据确凿，也不可能回答有关歇斯底里症的所有问题，不可能囊括所有类型的病征，涵盖精神症的完整内在结构，反映患者可能出现的一切心理和身体关系。显然，我们不应该对一个案例奢望太多。歇斯底里症的病源无一例外都是性心理因素；那些至今不愿相信这一点的人，恐怕也不会因一个病案改变看法。在亲身实践之前，他们最好不要妄下结论。

【 1923年补注：本文所述的治疗过程于1899年12 月31日中止，这篇报告在随后的两周内写成，但直到 1905年才正式发表。二十多年过后，观点和表述肯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病例进行修订和扩充，让它“与时俱进”，变得与最新的认识相符。所以，我基本没有改变本文的内容，只是按照拙作两位杰出的英文译者——斯特雷奇夫妇（James Strachey，Alix Strachey）的意见，修改了他们认为草率和模糊的文字。至于我认为需要补充的内容，都被加在了补注之中，所以读者完全可以认为：如果我没有在补注中提出反对，就依然坚持当时的观点。

另外，我在本文前言中提到的医生保密义务，并不适用于我所公布的其他病案。其中三个病案的发表已经得到患者的明确同意；公开“小汉斯”的病案也得到了其父的授权；在另一个案例（“施雷伯”案例）中，分析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他写的书。而杜拉的秘密，一直被珍藏至今。

直到不久前，我听说这位多年杳无音信的女患者又因为别的原因重新患病，并向她的医生透露，自己在少女时期曾接受过我的分析。那位精通业务的同行，很快猜到她就是当年的杜拉。当时短短三个月的治疗，仅是暂时消除了她内心的冲突，却没能帮助她抵御日后疾病的侵袭。没有哪位公正的评判者，会因为这一点指责精神分析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