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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刚开年，中国的“帝都”就密集发生几件大事。
1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牌匾从原址摘下，随后被送进了档案馆，四大班子通通搬往通州办公。
23日，官方发布北京市年度经济数据，2018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上年末下降0.8%。
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意见，支持国有企业总部及分支机构向雄安新区转移。
……
重构北京城的行动早已拉开序幕。经济上的北京正在远去，政治上的帝都正缓缓袭来。
今天，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巨变。未来，它离“中国第一大城市经济体”将越来越远。
赶人运动不分阶层
有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那时，北京刚刚解放，工人阶级仅占全市人口的4%。工业总产值不到天津的三分之一，上海的六分之一，工业整体很弱势。
作为一个依靠无产阶级上位的新政权，首都的“领导阶级”力量怎么能够如此薄弱？于是，把北京建设成全国的“经济中心”就成了首都的工作重心。
工业基地拔地而起，工人们不断涌来，没用多长时间，北京就从一座消费性城市变成了工业性城市。
过去几十年里，北京一直将上海视为经济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一步步地逼近后者的体量。
2018年，北京GDP相当于上海的92.78%，为1949年以来最高（见第一章图1-1）。不过，这个历史性的进程可能即将结束。因为今天的北京，正在淡化经济色彩。
据FT中文网报道，近年来北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赶人：停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腾退批发市场，以每天几千个足球场面积的速度拆除违建，给予货币补偿让直管公房退租，京津冀地区医保通用以鼓励北京居民到外地养老……
这一场非首都功能疏解，不分阶层，不分等级。整治“拆墙打洞”清理的是外来人口，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疏解的是公务员，规划雄安新区迁移的是各类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
不管你是世世代代生活在皇城根儿的老北京人，还是北漂20年终于混入主流社会的“凤凰男”，抑或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体制内人群，但凡两条腿走路的，都可能在疏解名单之内。
来自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减少了2.2万人，2018年末再减16.5万人。以往平均每年30万人的净流入通道，现在终于被有形之手死死封住。
伴随着人口减少而来的，还有制造、零售、批发、运输、仓储等业态的外迁，它们散落在河北、天津，给这些地方带去了新的活力。
对北京来说，这种经济要素的外流其实也意味着GDP、地方税收等的流失，可能会在后续产业替补上之前造成空当期，导致局部地区经济波动。
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还是进行得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因为，今天的帝都已经不是北京市的北京，而是中央的北京。
越靠近圆心资源越集聚
早前FT中文网刊发《北京的无奈》系列文章，作者黎岩提出，这几年中国官方一直在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实质上是对于传播中国经验和推广其价值观的内心渴求，不过更经常感受到的，是理论远远跑输实践而带来的“内心惆怅”。
确实，与历史上的顶峰相比，这种失落显而易见。
盛唐的首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有100多万人口，其中至少有1/20是外国人。在那个中国最为强盛的时代，海内外都为长安所代表的“中国模式”所折服，可谓是万邦来朝，气势恢宏。
今天，北京成为了国家的象征，展现着中国道路和中国力量。这个地方有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唯一出现在中国宪法中的城市。但这样一座活的历史博物馆，没有被无数次的天灾与战争打倒，却陷入了可能被城市病拖垮的危机中。
这些年，北京前后拆了两千多条胡同，旧城风貌岌岌可危。消失的四合院被高楼大厦取代，这些千篇一律的建筑，如何能体现一个复兴大国的历史独特性？
这些年，棚户区承载了无数北漂的梦，它变得越加拥挤，隐患重重。这种类似于贫民窟的居住环境，如何能向全世界证明这个国家的制度性胜利，如何能与社会治理失败的资本主义国家区分开来？
这些年，往来北京的外国领袖，所见的是为人民“服雾”、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宇宙第一高房价等。
这些年，靠近权力中枢的重大活动，时常被大城市病干扰，从首都机场出来到天安门，可以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
大国崛起的路上，北京似乎越来越不首都。在决策者眼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北京集聚了太多资源。
这里有中国最好的教育机构，最好的医生医院，最有权势的衙门，最有地位的国企。它像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抽水机一样，虹吸了全国的资源。整座城市如同一个同心圆，越靠近圆心的位置，资源就越集聚。
不排除成立中央政务区
现在，中央要给所有这一切来个大翻篇。
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中，北京有四个定位：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该份规划出台前报党中央、国务院审定，这在城市规划审批中极为罕见，基本可以看作中央的思路。
请牢牢记住上述四个定位，这将是未来京津冀版图百年巨变的起点。
先看“科技创新中心”方面。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市政府开始追求“世界城市”，想要将北京打造成为与纽约、伦敦并列的“世界第三极”，其特征之一就包含金融中心。野心之大，连上海都不放在眼里。但真要走到那一步，也意味着北京要像香港那样，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外汇进出自由等。这对于国家的心脏来说，试验风险很大。
所以北京注定走不了纽约、伦敦的道路——用金融来引领全球。既然如此，中央认为那不如干脆开创出第二种模式，让北京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新引擎，用科技来引领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就交给上海好了。
再看“全国文化中心”方面。如果说科技创新中心是“引领未来”，那么全国文化中心就是“承接过去”，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在一个蕴含古老中华文明的城市里，孕育着一股指引世界文明方向的科技力量。这种顺承和展示，隐含着以中国模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望。
而“全国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都是首都的核心功能，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前者服务于中央党政军三套班子，保障国家政务活动安全高效运行；后者服务于重大外交外事活动，需要建好国际会议会展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区、国际交通枢纽、外国驻华使馆区等平台。
在中心城六区的范围内，只要是这四个功能以外的其他城市功能，都会被中央开启离心机模式一一甩出。正如FT中文网的评论所言，包含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在内的两个“千年大计”，实际上都是中心城六区的“泄洪区”。
未来随着首都核心功能的进一步强化，东城区、西城区可能会迎来深刻的行政区划调整。
这两个区域是首都的核心，承载了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但作为地方一级政府，东城区、西城区却仍要接受GDP等指标上的考核。
这种绩效指挥棒，使得两区存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导致二环内大拆大建，人口过度膨胀。如果要将经济发展从两区政府的职能中完全剥离出来，不排除东城西城会合并、组成中央政务区，换上一套全新的财政体制。
谁能想到，这一梦七十年，首都的形态已更迭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