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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的蛇口，现在属于南山区。它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隔海相望，占地10.85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前，这里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不要说没有一个干净的公共厕所，就连干净的洗脸水都不能正常供给。
时代大潮造就了新蛇口。1978年6月，受交通部委派，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袁庚赴香港调查。10月9日，交通部党组向党中央呈报了袁庚起草的报告，提出充分利用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的优势，“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三天后，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一请示。袁庚也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的工作。
1979年1月31日，交通部负责人彭德清和袁庚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谷牧做了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外向型工业区的汇报，这一天成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生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工业区。
机会来了！1979年7月2日，在“改革开放第一炮”震耳欲聋的开山炮声中，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
招商局是民族工商业的先驱，1872年在“以商务立富强之基”的洋务运动中成立。这年12月26日，清廷批准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三天前呈上的《试办招商轮船折》的奏折，同意“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创设轮船招商局，执行“分运漕粮，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依照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开展轮运业务活动。
招商局创立时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启事，说明设局宗旨。“潮流如斯，势难阻遏，中国惟有急起直追”，李鸿章提出，创办招商局“乃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冀为中土开风气”，“谋深虑远，实为经国宏谋……（国家）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尽在此举”。
在招商局身上，家国情怀与生俱来。如同清政府驻欧洲四国公使薛福成所说的，“国运即商运”，“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招商局创立百年之后，袁庚在蛇口创造了它的第二次辉煌。袁庚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闯禁区，全面改革，缔造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改革试管”。
时势造英雄。袁庚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相对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若改革成功，对全国来说很有意义，但若是失败，也无伤大局。试验遇到挫折也无关宗旨，中央放心让我们探索，先行一步，我们也比较有胆量去进行各种富有挑战性的试验。”
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招商局始终肩负富强自立、民族复兴的重任，既谋“商情”更筹“国计”，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矢志前行。这一基因也传承到中国平安、招商银行等一批生于蛇口、脱胎于招商局工业区的企业身上。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被刷在大街小巷的口号，源于袁庚本人。其实袁庚写的一共有六句，其余四句为“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考虑到社会接受程度，这四句没有宣传，只保留了开头两句。这两句能够传开，也有一段特别的插曲。
1984年1月下旬，袁庚接到通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将视察蛇口。几天后确认，邓小平抵达深圳的时间为1月26日。
曾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副总经理、后曾长期担任中国平安监事会主席的顾立基是邓小平视察蛇口时的亲历者。他祖籍浙江，在上海出生长大，198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蛇口工作，1984年时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袁庚给他的任务就是紧紧跟着小平同志，“他说了什么话都要一字不漏地记下来”。顾立基的笔记，后来经人誊写保存在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里。
作为工业区一级的领导，袁庚并不知道首长的车队路线。他让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连夜赶工做出来，竖在从深圳到蛇口的必经之路上。牌子又高又大，十分醒目。
袁庚后来说，这个口号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在香港受到的启发。他到香港招商局主持工作后，找银行贷款买楼，看中了港岛干诺道上一栋24层的大厦，以6180万港元成交。买卖谈成后，袁庚邀请对方一起吃午饭，对方不肯去酒楼，只简单吃了几碗河粉、面条，同时要袁庚下午2点一定准时到律师楼办相关手续，交付2000万港元订金。当时香港已经实行了双休日制度，周五下午3点各大银行停止营业，如果不在此前把支票交到自家账上，会损失三天的活期利息，将近3万港元。
袁庚深受触动，多次提及这堂“香港第一课”。“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香港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真正把时间当作了金钱。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我们提出这个口号，酒是旧的，但瓶是新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争分夺秒创造效益。”
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袁庚又提到了这句口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旁边提示说：“就是我们进来的路上看到的。”邓小平说了一句：“对！”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几天后，在广州，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
1984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游行队伍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赫然在目。
1984年初在广东、福建的视察，让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效应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回到北京后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的政策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3月26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回首往事，顾立基说：“国家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袁庚是有功劳的，通过蛇口的实践和小平同志的视察，很多人对经济特区的质疑被打破了。”
蛇口按照国际惯例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最早更新了价值观念、时间观念、人才观念，最早建立了全新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这片体制改革的沃土，也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公司的摇篮——蛇口是万科创立后的第一站，华为诞生在蛇口的一个三室一厅里，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更是孕育在蛇口工业区的母体中。在袁庚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最后几年，他还力排众议，让平安保险和招商银行深化股份化改革，进一步跳出传统体制，为它们走向全国奠定了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涌现出了一批市场化、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和以人为本的优秀公司。来自深圳的平安、华为、万科、腾讯、中集等，其精神血脉都有同一个原点，那就是蛇口。蛇口赋予了它们一些共同的特质：
财富不聚敛于个人，不是私人企业，也不是产权不明晰的传统国企，而是率先探索建立现代治理结构的新兴股份制公司；
企业文化都有明显的移民特征和开放特征；
起于蛇口，但放眼全国乃至全球，敢于和世界最佳标杆对照，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忧患意识；
公司创始人充满企业家精神，对创办一家基业长青的大公司的兴趣远胜过积累个人财富的欲望；
追求卓越，矢志创新，超越自我，永不满足；
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专业化经营，注重承担社会责任，走光明正大的正道。
这些打着蛇口烙印的公司的成功，既有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拜蛇口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文化所赐。
2016年1月31日凌晨，袁庚在蛇口去世，享年99岁。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一天，恰好是蛇口工业区成立37周年的纪念日。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原《蛇口通讯报》总编辑韩耀根说，“蛇口精神”远非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么简单，真正的“蛇口精神”是“敢想、敢言、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的“五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