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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企业改革到金融改革的不断演进的过程。
李克强曾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正是因为承包制政策的实施，调动了亿万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也因为允许人口流动，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由下至上的探索试验和由上而下的包容支持，交相呼应，磨合互动，达成平衡，然后再探索，再平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平安的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探索创新、打破原有边界、找到新舞台、开拓新空间的历史。企业家精神是平安发展的引擎，而没有各级政府特别是监管机构的认可，这辆新型跑车也行而不远。
可以说，平安的空间是自己“争”出来的，也是监管机构“放”出来的。
1989年初，马明哲提出“立足深圳、辐射全国”的口号。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批文中，平安是“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按理说在整个深圳都可以开展经营，但实际上只能在蛇口展业，连宝安县都去不了，常常有人以“蛇口开的公司凭什么到我们宝安来拉保险”为由进行质疑。区域局限，大大束缚了平安施展手脚。
马明哲把“走出蛇口”的想法向袁庚做了专题报告。袁庚认为，平安是要做大的，蛇口实在太小了。他完全同意、积极支持平安保险迈出“把总部迁往深圳”的关键一步。各位董事也赞成平安保险应当“打出去”，到全国闯一闯，“就算出点差错也不要紧”。
但走出蛇口、迁往深圳，无论是对平安还是蛇口，都要承受一定压力。当时有一篇报道称，“平安保险从蛇口迁到了深圳，使得蛇口成为南方金融中心变成了泡影”。靠着袁庚和董事会的支持，平安才放下了包袱。
为了表示支持，袁庚出任平安的名誉董事长，并连续三年参加平安董事会，每次最后都表态说：“平安是一家很好的有前途的公司，以马明哲为首的年轻人，有理想和追求，有激情，想做些事情，我们要给他们空间，要对他们包容，不要让老的体制来干预它，招商局、工行、市政府都不要干预它，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年轻人保驾护航。”
生于蛇口的平安，带着蛇口精神又走出了蛇口。
为了实现走向全国的战略目标，平安必须在各地设立机构，然后才能经营业务。但人民银行的口子一直没有放松。平安的《公司章程》也有限制，就是公司只能在深圳开展业务。为此，整个管理团队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时机。
保险公司没有网点就无法很好地开展理赔，这对保险公司的声誉有很大影响。之前平安采用的方式是和具有全国网点的人保签订全国性的检验理赔协议，让人保代为查勘理赔。但1989年初，人保宣布取消代理关系。这使平安的很多业务没法继续再做，因为即使接了单，如果承保的车辆、货物在内地出了问题，人保也不会再给平安提供检验、理赔服务。
孙建平回忆，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等平安自己派人花几天时间赶到现场处理时，往往已经造成了货物积压，平安要承担大量罚款的损失。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平安向监管部门请求，在部分沿海城市设立代表处，开办理赔、检验业务，但一直没有得到反馈。
唯一能突破的口子是海南。1988年海南建省，从广东的一个行政区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省和改革开放的新前沿。这年10月5日，马明哲一行三人为筹建平安保险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赴海南省考察，并与人民银行海南分行、工商银行海南分行进行了多次商谈。
一个月后，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深圳人行（88）深人融管字75号文《关于对平安保险公司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的意见的函》，同意平安设立分公司。这是平安保险在特区外设立的第一家分公司。
一个海南市场当然不能实现平安的全国梦。但踏破铁鞋无觅处，机会一直垂青有准备的人。
1989年3月21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到招商银行检查工作。马明哲听说后，抓起外套就赶过去“截胡”。他说，平安保险离招商银行就100多米，希望领导们能移步视察一下。
刘鸿儒被马明哲的热情和诚恳所感染，移步平安。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马明哲做了精准汇报，针对平安面临的困难提出了三项请求：追加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3000万元人民币和3000万港元追加至1亿元人民币和1亿港元；在国内部分沿海开放城市建立办事处；增加开办人身险、石油险、航空险等业务。
平安很快等来了好消息，开设办事处的申请获得了批复。几年后，人行建议平安规范运作分支机构，这些代表处又申请变更为分公司。
保险业同行经常说，平安总能先做一步，“真的是太能‘捡便宜’了”。事实上，“便宜”不是捡来的，是千方百计争来的。
1989年5月27日，平安第一个司庆日。这一天，海南分公司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