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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索马里裔诗人沃尔森·希雷（Warsan Shire，又译瓦森·沙尔）写道：
没人会离开家园，除非，
家园变成鲨鱼的血盆大口，
你只能奔向边境。
当你看到整个城市也在奔跑，
你的邻居跑得比你更快，
喉咙里透着血腥味儿，
过去和你一起上学的男孩，
曾在旧锡厂后面吻得你天旋地转，
此时正举着一杆比他还高的枪，
你只能离开家园，
如果它不让你留下……
希雷当然意有所指。人们最迫切想要离开的地方（比如伊拉克、叙利亚、危地马拉甚至也门这样的国家），远非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调整人们的生活成本差异［经济学家称之为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即PPP］之后，伊拉克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利比里亚的20倍，至少是莫桑比克或塞拉利昂的10倍。尽管也门2016年的收入水平经历了大幅下滑，但其富裕程度仍然是利比里亚的3倍（最近几年缺乏数据）。而特朗普总统最喜欢攻击的墨西哥，则是一个收入中等偏上国家，其福利制度广受赞誉并被他国效仿。
那些试图离开这些国家的人，恐怕不像利比里亚或莫桑比克的普通居民那样，面临着令人无法忍受的极端贫困。他们更多是由于日常生活的崩溃而选择离开：墨西哥北部的毒品战争、危地马拉恐怖的军政府，以及中东的内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动荡和暴力。尼泊尔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是在农业严重歉收的年份，也没有多少尼泊尔人离开国家。
事实上，灾年里离开的人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路上的费用。直到尼泊尔国内的政治环境突然变得恶劣，人们才开始逃离。他们是在逃离鲨鱼的血盆大口。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要阻止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可以回去的家园。
当然，相反的情况也存在：怀揣雄心壮志，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离开的移民。比如，在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执导的优秀系列电影《阿普三部曲》第二部《大河之歌》中充满矛盾的主角阿普，被夹在农村家中孤独的母亲和城市令人向往的丰富可能性之间；
比如一个想移民的中国人可以同时打两份工，为有朝一日能够供孩子去哈佛大学上学而省吃俭用。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存在的。
剩下的大多数，就是处在这两者之间的人，不论是内心欲望，还是外部环境，都缺乏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极端因素。他们并不打算竭尽全力赚走每一元可以赚到的钱。即使外国没有边境检查，也不需要躲避移民局，他们还是选择留在本国，譬如和城市存在着巨大收入差距的农村。
德里有一项调查，对象是贫民窟的居民，其中许多人是不久前从德里东部两个大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迁移而来的。该调查显示，在支付住房费用后，普通家庭每天的生活费仅略高于2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而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底层30%的人口每日平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两者对比，德里贫民窟的生活水准要远远高出后者。但是，那些极度贫困的人（大约有1亿人）并没有选择搬到德里，让自己的收入翻倍。
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不会因为更好的经济环境迁移。2010—2015年，希腊的经济危机正值最严重时期，整个国家饱受重创。但在这段时间里，大约只有不到35万希腊人选择了移民国外，
至多占希腊总人口的3%。而事实上，希腊在2013年和2014年的失业率高达27%，而且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希腊人是可以在欧洲各国自由工作和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