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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人好像不符合这个规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愿意承担风险并能够抓住机会，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美国的神话。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19世纪的法国贵族，他将美国视为自由社会的典范。在他看来，永不停息是使美国与众不同的原因之一：人们一直在跨部门和跨职业地流动。托克维尔将这种不安分归因于没有世袭阶级的结构，以及对财富永不停歇的渴望。
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奋斗变得富有，因此不论机会出现在哪里，抓住它就变成了一种责任。
美国人仍然相信这个美国梦。尽管相比欧洲，遗传在当今美国人的命运中的作用更大。
这可能与美国逐渐变得稳定有关。在美国人对国际移民容忍度下降的同时，他们自己的流动性也开始降低。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会有7%的人口搬家到另一个地方。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不足4%。下降始于1990年，并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开始加速。
此外，美国国内迁移的方式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富裕州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其他州快得多。但从1990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富裕州不再吸引更多人。高技术的工人继续从贫穷的州搬迁到富裕的州，但是低技术的工人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依然保持流动，但其流动的方向似乎与之前相反。这两个趋势意味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在技术水平方面越来越分化。沿海地区吸引着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似乎集中到了内陆，特别是东部地区，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等老工业城市。这一系列变化助长了美国社会在收入、生活方式和投票模式等方面的两极分化，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度不平衡，带来了一种混乱的感觉。
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软件或生物技术人员而言，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或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具有强大吸引力不足为奇。受过教育的人在这些城市获得的工资更高，也更容易找到朋友和喜欢的设施。
但是，为什么受教育程度低一些的人没有跟随他们的步伐呢？毕竟，律师也需要园丁、厨师和咖啡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集中在一起应该会产生对低教育程度工人的需求，并鼓励他们流动。而且美国和孟加拉国不同，这里几乎所有人都付得起全州乃至全国的巴士钱。这里的信息也更加透明，所有人都知道新兴城市在哪里。
在蓬勃发展的城市里，只有高中学历的工人的工资增幅低于高技术工人，但这只是部分地解释了上述现象。
低技术工人也有工资溢价。根据网上发布的薪资信息，星巴克的咖啡师在波士顿每小时的工资约为12美元，在博伊西约为9美元。
这比高技术工人的收入要少，但仍然不容忽视（波士顿的咖啡师已经开始抱怨了）。
然而，正是由于不断增长的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帕洛阿尔托、剑桥和其他类似地方的住房成本激增。纽约的律师和大楼管理员都比南部诸州的相同工作挣得要多得多，而且两地律师的薪水差异（45%）要比大楼管理员（32%）更高。但是住房成本仅占纽约律师薪水的21%，却占到了纽约大楼管理员薪水的52%。如果比较扣除生活费用的实际收入，纽约律师的收入的确比南部诸州的律师高出许多（37%），但对于大楼管理员来说则完全不同（纽约的只比南部诸州的多挣6%）。这让大楼管理员去纽约工作变得没有任何道理。
旧金山的教会区已经变成这种现象的典型。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都是一个由不久前到来的西班牙裔移民占主导的工人阶级社区，但它的地理位置对科技行业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单间公寓的平均租金开始飙升，2011年的租金是1900美元，2013年就涨到了2675美元，2014年则上涨到3250美元。
如今，教会区一套公寓的平均租金已经完全超出了拿着最低工资的这部分人的承受能力。
“教会区雅皮士清除计划”（Mission yuppie eradication project）是通过破坏汽车来驱赶这些技术人员所做的最后努力，这一行动确实引起了人们对教会区住宅高档化的极大关注，但最终该计划还是失败了。
当然，在快速扩张的城市周边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屋，但这需要时间。此外，美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区划规定，限制建造新的或是密集的住宅。新建筑与已有的建筑不能有太大区别，占地面积必须是最小的，等等。这使得当地在住房需求上升时，很难有高密度社区。与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使得新移民面临相当糟糕的选择：要么搬到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生活，要么出高价住在城里。
美国近些年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拥有强大教育机构的地区。这些地方往往是有些历史的城市，房价昂贵，而且很难扩张。许多城市也非常“欧化”，相比发展城市，它们往往更愿意保护自己的历史，因此催生了严格的区划规定和高额租金。这可能是普通美国人没有前往正在迅猛发展的地区的原因之一。
如果一个人因为其所在地区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而失业，并且考虑是否搬到其他地方找工作，那么房产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只要他拥有自己的房子，哪怕转手的价值非常低，他也可以选择住在里面。如果他没有房子，那么在当地经济崩溃导致房屋租金下降的情况下，相比高技术工人，他所获得的收益要更大，因为住房原本占据了他更多的生活预算。
经济低迷往往会导致当地住房市场的崩溃，而这反过来却让穷人无法前往其他地方。
即使家乡的机会少，其他地方的机会多，人们还是会找到理由留下来。比如，由于法规严格和缺乏公共补贴，托儿服务的价格在美国很高。对于从事低薪工作的人来说，以市场价格购买托儿服务通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求助对象是爷爷奶奶，如果不行，就只能找其他亲戚或朋友帮忙。因此，除非可以带着这些人一起搬家，否则搬家是不可能的。当大多数妇女专职在家照看孩子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当今世界，这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此外，工作可能不会一直都有。失业让人没有归属感，而没有家庭地址则会让人很难再找到一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能提供财务和情感上的安全网。失业的年轻人搬回父母家。正当壮年的失业男性中，有67%的人与父母或近亲属同住（从2000年的46%逐渐增加）。
由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愿意放弃这种舒适感和安全感，搬到另外一座城市了。
年轻时进入家乡的一家制造企业，为一个老板工作了大半辈子后，却丢掉了工作，对这样的人而言，不得不重新开始的创伤体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许多父辈从安逸的工作平稳过渡到优雅的退休生活不同，他们被要求重新设定期望值，搬到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小镇，从最底层开始干一份从未想过的工作。难怪他们宁愿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