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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前途突然陷入未知之中，所以即使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攒钱来应对各种财务意外，人们还是非常不愿意贸然行动。背后的原因更多是规避不确定性，而不是规避风险。此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特别讨厌自己犯的错误。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其中许多是人类无法掌控的。这些变幻莫测的事情使人们感到沮丧，但相比之下，主动做出选择，却仅仅因为运气不好，导致结果比什么都不做更糟，会让人们更加难过。所谓现状，是顺其自然的结果，是自然的基准。相对于这个基准的任何损失都是令人极其痛苦的。这个概念被两位在经济学领域有着非凡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称为“损失厌恶”（卡尼曼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特沃斯基本来也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去世太早了）。
继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大量文献证明了损失厌恶的存在，并且利用这一理论解释了许多看起来古怪的行为。例如，大多数人为了获得较低的免赔额，会为自己的房屋保险支付巨额保费。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避免在房屋因意外损失之后，必须自掏腰包支付大笔费用（较高的免赔额）的痛苦。相比之下，让他们在当下付出更多的钱（为了获得免赔额较低的保单）的痛苦却比较轻，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发现这样做是否是一个错误。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容易受骗的买家常常会选择购买贵得离谱的“延长保修”。实质上，损失厌恶使我们对任何来自主动选择的风险——哪怕很小——都极度担忧。除非所有人都在做，否则移民就是这样一个主动的选择，当然也是一个重大选择，不难想象很多人会谨慎对待。
最后，移民是否失败是人们从个人角度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人们听过太多用赞许的语调讲出来的成功故事，以至他们相信，既然人人都可以成功，我怎么会失败呢？1952年，埃斯特·迪弗洛的祖父、兽医阿尔伯特·格朗容（Albert Granjon）在法国勒芒经营着一家屠宰场。那一年，他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前往阿根廷，接着乘船航行了几周。他在冒险精神的感召下，制订了一个大概的计划，想在那里找些熟人一起养牛。抵达阿根廷后不到一年，这个计划就宣告失败了。农场的条件比他想象的更差，他一直与商业伙伴争吵，其他人抱怨他没有带来足够的资金。年轻的一家人发现自己身处这个国家的陌生荒野之中，还断了收入。那时返回法国并不困难。在战后蓬勃发展的年代里，埃斯特的祖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工作，他的两个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兄弟本来可以出钱帮他们一家返回法国，但是祖父没有选择回去。多年后，祖母伊芙琳告诉埃斯特，空手而归、恳求兄弟出钱帮他返回法国，是祖父无法接受的耻辱。这个家庭历尽艰苦支撑了下来，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极度贫困，而且因为祖父相比当地人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使得情况变得更糟。孩子们在家里不允许讲西班牙语。埃斯特的母亲维奥莱纳通过一门法语函授课程完成了她的全部学业——她在阿根廷从未上过学，业余时间则做家务，给孩子们穿的布鞋打补丁。阿尔伯特最终找到了一份为法国制药公司梅里埃研究所（Institut Mérieux）管理一个实验农场的工作，家里的财务状况终于有所改善。他们在阿根廷待了十多年，然后又去了秘鲁、哥伦比亚和塞内加尔。阿尔伯特在健康状况恶化之后（尽管还很年轻）回到了法国。至止，他的职业发展轨迹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但艰苦的生活也让他付出了代价，他回到法国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对失败的恐惧严重阻碍了人们去冒险，许多人连试一试都不愿意。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聪明、勤奋、正直的个人形象，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实际上是愚蠢、懒惰和不道德的。此外，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遭遇时保持不断尝试的动力。
如果保持一定的自我形象这件事很重要，那么对其加以呵护也就说得过去了。我们可以通过过滤负面信息来主动实现这一点，也可以简单地避免采取至少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的行动。如果我过马路时不从乞丐身前经过，也就不会让人发现我不够慷慨的缺点。一个优秀的学生可能会在考试前不认真复习，这样他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借口，就算成绩不理想，也不会影响自己很聪明的自我认知。一个待在家里的准移民总是能够幻想只要自己离开，就一定能成功。
想要改变这种维持现状的倾向，需要坚持梦想（埃斯特的祖父阿尔伯特追求冒险，而不是逃避困境），或者具备相当程度的自信。这也许就是移民（除了那些在绝望中被赶出国门的人）往往不是最富有或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而是拥有特殊动力的人的原因，也是移民中涌现出那么多成功企业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