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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典的供需理论（你拥有的东西越多，价格越低）不适用于移民？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哪怕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明显不受移民影响，但除非我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否则我们总是会怀疑这些情况或数据只是特例。
事实证明，许多因素是彼此相关的，而基本的供需关系潜藏其中。第一个原因，一批新工人的涌入通常会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这将有助于抵消需求下滑的趋势。新移民需要消费，他们要吃饭、理发、购物。这些需求创造了就业，并且大部分的工作适合低技术的人群。如图2-2所示，这倾向于增加他们的工资，或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平衡了劳动力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图2-2 重绘餐巾纸上的经济学。
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如果需求渠道关闭，移民确实可能对当地人产生“预期的”负面影响。有很短一段时间，捷克工人被允许越过边境去德国工作。最高峰时，德国边境城镇多达10%的劳动力来自捷克。此时，当地人的工资变化很小，但就业却大大减少。原因在于，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情况不同，捷克人在挣到钱以后，选择返回家乡进行消费。因此，德国的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出现连锁反应。除非将挣到的钱花在当地，否则移民可能无法为新社区带来经济增长。如果这些钱被汇回本国，东道国将无法获得移民所创造的经济利益。
这时，我们就回到了图2-1所描述的情况，沿着向下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动，却没有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进行补偿。
低技术移民可能会增加劳动力需求的第二个原因是，低技术移民减缓了机械化进程。低薪工人的稳定来源，降低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吸引力。1964年12月，在农场打短工的墨西哥移民被逐出加利福尼亚，因为他们被指压低了加利福尼亚本地居民的工资。但他们的离开对当地人没有任何帮助：工资和就业都没有增长。
原因是，墨西哥的短工被赶走以后，过去曾经严重依赖他们的各地农场立即着手干了两件事：首先，将生产机械化。以番茄为例，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可以将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提升一倍的收割机，但其推广使用非常缓慢。1964年，也就是墨西哥短工被赶走的那一年，收割机在加州的使用率还是0，而到1967年，收割机的使用率就变成了100%。而在没有受到墨西哥短工影响的俄亥俄州，收割机的使用率在那几年则没有任何变化。其次，农场放弃了那些无法机械化生产的农作物。加利福尼亚就是这样，至少是暂时地放弃了芦笋、草莓、生菜、芹菜以及腌黄瓜这些美味食材。
第三个原因是，雇主可能会希望通过重新组织生产方式，提升新工人的效率，这样可以为本地的低技术人口找到新的定位。以丹麦移民为例，丹麦的低技术工人最终受益于移民的涌入，其部分原因是移民使他们能够改变自己原有的职业。
在有大量移民的地方，更多的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作从体力劳动提升为非体力劳动，并更换了雇主。同时，他们也开始从事更复杂、需要更多交流和技术的工作；这与移民刚到丹麦时因为不会说丹麦语而无法与当地人竞争此类工作的情况一致。在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洲人大规模迁徙到美国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职业升级。
更广泛地说，这说明低技术的本地人不必和移民直接竞争。他们可以从事不同的工作，移民主要从事不太需要沟通的工作，本地人则从事其他工作。实际上，移民的存在可能会鼓励企业雇用更多工人。移民从事较为简单的工作，而本地人则转向辅助性的、回报更高的工作。
第四个原因，移民愿意从事本地人不愿从事的工作，这是移民与本地劳动力是补充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的另一种表现。移民修剪草坪，制作汉堡，照顾婴儿或病人。当更多移民涌入时，这些服务的价格往往会下降，这便有助于本地人
削减生活成本，并将他们从过去的低端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便从事其他工作。当本地存在很多移民时，掌握高技能的女性将更愿意外出工作。
高技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反过来又增加了其家庭或其所在企业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育儿、餐饮、清洁）。
很关键的一点是，移民的影响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那些有志向的人可能会创办企业，并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而素质极差的移民可能只能成为无法划分的群体中的一员，并与本地的低技术工人产生竞争。
移民需要跨越的门槛通常决定了哪些人能够选择移民。当特朗普总统将来自海地、萨尔瓦多和一些非洲国家（被特朗普贬称为“屎坑国家”）的移民与来自挪威的优秀移民进行比较时，他恐怕不知道很久以前，艾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还在诗中将挪威移民视为“群氓”中的一部分。
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移民时代来到美国的挪威移民，曾有过一项研究。
当时，除了船票的价格，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移民。该研究将移民家庭与没有移民的家庭进行了比较，发现移民往往来自最为贫穷的家庭，这些人的父辈的贫困程度远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很愿意以此为讥讽，因为那个时代的挪威移民正是特朗普本希望敬而远之的那类人。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些挪威移民正是他眼中的“屎坑里的人”。
相反，如今从贫穷国家移民出来的人，除了要有钱来负担交通费用，通常还需要有勇气（或者高学历）面对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移民控制系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非凡的技术、抱负、耐心和韧性，帮助他们成为能够创造就业的人，或者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美国创业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财富》500强中的美国企业，43%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此外，前25强企业中由移民创办的占52%，前35强中占57%，13个最有价值品牌中有9个是由移民创立的。
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亲生父亲来自叙利亚，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出生于俄罗斯，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名字来自他的继父、古巴移民迈克·贝佐斯（Mike Bezos）。
甚至那些一开始并不特别的人，面对移民到异国的现实，想要致富却缺少社会关系，一心一意追求前程却面临种种限制，反而激发了他们想去尝试新鲜事物。阿比吉特认识许多跟他一样的孟加拉国中产阶级男性，在离家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自己洗过盘子。但是，等到他们在英国或美国的某个小镇上手头拮据，又有大把时间的时候，最终会做在本地餐馆传菜的工作。而且他们发现，比起想象中的白领工作，原来自己更喜欢做动手的工作。也许发生在那些原本要做渔民的冰岛人身上的事正好相反，当他们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有更多人会进入大学的地方，他们会觉得上学也是不错的选择。
因此，将供需分析应用于移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移民的涌入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是当存在更多移民时，工资并不会下降的原因之一。劳动力市场从本质上讲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供需关系并非描述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情况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