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可以顺利付梓，我要特别提到三个人。第一位是埃里克·赖纳特（Erik Reinert）。埃里克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都有极其深入的了解，他给了我很多前所未有的灵感。第二位是詹姆斯·普茨尔（James Putzel），他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关键助力。我开展了一个有关制度发展历史的项目，詹姆斯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这一项目后来构成了本书第三章的主要内容。第三位必须提到的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虽然查尔斯对本书的观点有不同意见，但他对本书早期书稿提出了很多细致和翔实的评述。他还使我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经典论述，并且本书的书名就出于这段论述。

我要特别感谢沃尔夫冈·德雷什勒（Wolfgang Drechsler）、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本·法恩（Ben Fine）、艾琳·格雷贝尔（Ilene Grabel）、威廉·米尔贝格（William Milberg）、伊普·奥兹韦伦（Eyüp Özveren）、彼得·诺兰（Peter Nolan）、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in）、兰斯·泰勒（Lance Taylor）和拉里·韦斯特法尔（Larry Westphal）。他们认真阅读了本书的早期版本，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很遗憾我没能把这些重要意见都纳入本书的最终版本。范·阿南（Van Anantha-Nageswaran）、阿什维尼·德斯潘德（Ashwini Deshpande）、雅各布·古尔曼（Jacob Gulman）、孙莫克·哈（SunMok Ha）、伊尔凡·乌尔·哈克（Irfan ul Haque）、约翰·格里夫·史密斯（John Grieve Smith）、海德·汗（Haider Khan）、托尼·米勒（Tony Miller）、莱昂·蒙特斯（Leon Montes）、加布里埃尔·帕尔马（Gabriel Palma）、约翰·桑德（John Sender）、辛长秀（Jang-Sup Shin）、朱迪思·滕德勒（Judith Tendler）、约翰·托伊（John Toye）和朱天标（Tianbiao Zhu）也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乔纳森·平库斯（Jonathan Pincus）不但提出了重要建议，而且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编辑建议。邓肯·格林（Duncan Green）、乔纳森·迪·约翰（Jonathan di John）、理查德·科祖尔-赖特（Richard Kozul-Wright）、桑德拉·佩佩拉（Sandra Pepera）、鲍勃·罗索恩（Bob Rowthorn）、彼得·特敏（Peter Temin）和罗杰·威尔逊（Roger Wilson）都对本书第三章发表了重要评论。英国国际发展部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外，我要感谢三位非常有能力且严谨、认真的研究助手，因为没有他们的付出，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依莱·塔恩（Elaine Tan）为本书第三章的完成提供了卓越的研究帮助，并且对早期书稿的各个部分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本特·莫尔纳尔（Bente Molenaar）是一位非常有创造力、细致的助手，还为我翻译了斯堪的纳维亚语资料。埃德娜·阿门达里兹（Edna Armendariz）找到并翻译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资料。我还要感谢我的个人编辑丹尼尔·哈恩（Daniel Hahn）所做的出色的编辑工作。

在当今疲软和缺乏人情味的出版行业中，卡玛吉特·苏德（Kamaljit Sood）、诺埃尔·麦克弗森（Noel McPherson）以及他们的出版团队提供了出人意料的出版体验。汤姆·佩恩（Tom Penn）是本书在出版社的编辑，他不仅提供了宝贵的编辑意见，而且在实质性问题上提出了重要建议，尤其是关于都铎王朝历史的建议。

如果没有稳定和温馨的家庭，我也无法集中精力完成这本书。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一直都给予我大力支持；我的妻子熙贞（Hee-Jeong）、女儿尤娜（Yuna）和儿子金（Jin-Gyu）给予了我爱和关怀。尤其感谢他们忍受我不固定的作息并且对我未能尽到对家庭的责任的包容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