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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奎
摘要 除了中国小说文献、文本研究，黄霖先生还投入大量心力进行小说理论研究。从序跋、杂论到评点、小说话，其小说理论资料整理的成果得以逐渐铺展，全部开花。在小说理论研究中，他坚持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并举，使理论研究基于扎实的、系统化的新资料，又使资料整理建立在富有创见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做到了相互倚重，言必有据，言必有物。四十多年来，先生的小说理论研究虽面向古代，却注重服务当下；既注意从西方文论汲取营养，更注重立足本土，追求自主性，始终把重构堪与世界文论对话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谱系当作自己学术研究的使命。
关键词 小说理论研究 资料整理 《历代小说话》 本土化 谱系重构
四十多年来，黄霖先生一直勤奋耕耘在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块园地上，不仅以其严谨和睿智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建构、近代文学与文论、文学史学与文学研究史研究等领域引领着学术潮流，而且在小说与小说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在谈到自己的学术之路时，先生曾戏言说是“两金起家”。所谓“两金”，指的是“怪杰”金圣叹和“奇书”《金瓶梅》。先生以此为家底向小说文献与文本、小说理论等领域纵深开拓，成果丰硕。
单就小说理论研究而言，先生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便是，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统筹兼顾，互相策应，彼此相济，这种学术追求成就了其体大思精的学术建树，达到了文献、文本、文论并举的研究境界。关于其小说作者、版本以及文本等问题的研究，笔者曾有专门评述，此不赘述。
当此时，正值《历代小说话》十五册洋洋四百三十六万三千字巨制盛大问世，笔者不揣浅陋，再就其小说理论研究谈一点感受。
黄霖先生治学向来重视资料的占有与积累，尤其是在小说理论资料的积累上广泛搜罗，择善而从，从杂论、序跋、评点、小说话等小说理论形态的各个维度逐渐展开，几乎涉猎了小说理论批评形态的方方面面。先是推出了中国第一部古代小说理论著作的选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0年合订精装本，2000年修订版），继而推出了集纳《金瓶梅》研究史料的《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初版，2005年新版），直至最近隆重推出话体小说理论资料丛编《历代小说话》十五册（凤凰出版社，2018），一路含辛茹苦，披荆斩棘，筚路蓝缕。
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开始，黄霖先生就注意资料积累中的学术性输入。有人常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同另外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序跋选集相提并论，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书：两本序跋选集是从小说史研究的角度来选编小说序跋的，黄先生的论著选则是从小说理论批评史角度来选编的，所收不仅有序跋，而且有提要和评鉴。从小说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这实为第一本小说理论的资料选集。还有人拿这本论著选与其他小说研究资料集相提并论，显然也是不当的，归根结底不是同一类书。可以说，《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编选虽谓资料选编，但基于梳理和研究，内含着新见性、考辨性和学理性。
后来，随着新材料不断被发现，黄霖先生对一些理论术语和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百忙之中，他让罗书华教授执笔，继续开展这项研究，出版了《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在对历代小说序跋、杂论、小说话资料汇编校释的过程中，突出了某些术语的理论价值，并注重了评释的连缀性和系统性，为理论谱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资料固然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又是资料整理的铺垫和提升。可以说，如果没有对《金瓶梅》作者和版本的密切关注，就不会有高质量的《金瓶梅资料汇编》的诞生。黄霖先生是新时期较早投入《金瓶梅》研究的学人之一，在《金瓶梅资料汇编》问世前后，他已经对《金瓶梅》这部“奇书”进行过多方面的纵深研究。从《〈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的发表，到1983年首倡《金瓶梅》作者为“屠隆说”（《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并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予以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再到《金瓶梅漫话》（学林出版社，1986）、《金瓶梅考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金瓶梅大辞典》（巴蜀书社，1991）等考辨研究、校勘整理、辞典编撰系列著述问世，为《金瓶梅资料汇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部资料汇编辑录了自明代万历至五四时期三百多年间有关《金瓶梅》的主要资料，其心血和功力渗透于字里行间。尽管这本书的出版相对滞后，甚至有的资料被别人“借鉴”了去，但其撰写却是动手最早，用力最勤，也最精致细密，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更令人惊叹的是，新近出版的《历代小说话》丛编，收辑了自晚明万历间刊印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到1926年的小说话378种，包括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七类三编。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见，竟然是一人独立完成。这里包含着先生四十多年来的日积月累、含辛茹苦，包含着“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挑灯夜战，包含着时时刻刻的记挂与不懈的冥思苦想。“深思熟虑”依然是这部皇皇巨著的底色和亮点，这里既有对中国文论整体研究的视野，也有对诗话、词话、剧话、小说话等“话体”文学批评的反复思考。《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复旦学报》2009年第1期）、《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复旦学报》2017年第3期）、《关于小说话》（《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等论文在某种意义上传达了《历代小说话》编写的理念。同时，“尽善尽美”依然是黄霖先生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凤凰出版社原社长、总编姜小青对黄霖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清晰记得2013年出版协议签订时，书稿已经非常成熟，但黄霖教授还是不断修改、增补，一直到2019年的上半年才印出来，因此他感叹道：“应该说出版周期是推迟了，但是学术质量提高了。”为了保证质量，宁肯晚出几年，这在学术研究急功近利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在黄霖先生看来，“小说话”之名虽然出现于1902年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前后，但其雏形应该是诞生于晚明时期，当时虽然尚无“小说话”之名，却已有“小说话”之实。因为这本丛编确实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小说批评与学术文化奠定了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还可能引发很多新的命题，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一个新的起点，故甫一问世，就被学界广大同仁称为“古代小说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学界福音，研究必备”，“将会成为高引用率的辉煌之作”，赢得了众口交誉。
黄霖先生经久而用心的小说理论资料整理告诉我们，研究固然离不开资料，资料理应先行，但资料整理又往往基于学术研究，乃至成为学术研究的“副产品”。当然，资料整理难以一蹴而就，不可能短期见效，但高质量的成果却能够利在当今，功在千秋。先生所从事的这些资料整理工作不仅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便利，而且为资料整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示范，具有重大意义。
资料整理固然可以算作功夫活，但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没有学术含量和理论高度的资料整理工作将会是事倍功半。黄霖先生的小说理论资料积累之所以赢得广泛的信任，获得了较高的引用率，主要是因为其包孕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丰厚的知识、敏锐的学识。他从来没有停留于小说理论资料的整理，而是边整理、边研究，通过二者相互倚重，将自己的思想、情怀输入小说理论研究中。
在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金瓶梅资料汇编》等资料整理成果陆续推出前后，先生的小说理论研究专著《古小说论概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以及《明清小说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等论文陆续问世，吹响了“如何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它在古代文论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研究的号角，表明其小说理论研究正式起步。尤其是《古小说论概观》这部算不上“厚重”的小册子，却是以“第一次”的姿态亮相：既第一次纵向地对小说理论批评做了史的描述，又第一次横向地勾勒了古代小说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小说理论的系统化重构过程中，黄霖先生首先注重了“史”的梳理。在先生看来，小说理论研究要用资料说话，而资料要讲究可靠真实，还要通过比较凸显其价值，并努力实现前后的贯通，使之逐渐系统化。从《辨性质 明角度 趋大流——略谈古代小说的分类》（《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关于小说概念及其分类的思辨，到《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的声音》（《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对民国初年“旧派”小说家坚主“兴味”第一、坚持传统路数、坚持社会责任等被“遮蔽了的声音”的重新发现，显示出先生是在对中国小说理论进行通盘观照。其次，在先生看来，小说理论研究更离不开“论”。说到研究方法，先生一方面以谈作者、论版本的考证功夫见长，另一方面又以古今中外融通的理论分析取胜。这种学术理念一直贯彻在其小说理论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可见，先生始终坚持小说资料整理与小说理论研究相互倚重，没有顾此失彼。
只有对整个学术史有着全面的把握，才能找到症结，从而有的放矢地提出真知灼见。在《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黄霖先生总结了金圣叹研究中产生矛盾与争论的三个症结，从而提出了相应的破解策略。一是关于“论学与论人的问题”，先生指出：“研究学术史，似乎不当（至少是不当完全是）以人品的高低、乃至权位的大小来论列，主要应当考量他在学术史的长河中提供了哪些新鲜的而有价值的东西。”“论人论世，必须全面观照，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就为学术研究提出了几个指导性的意见。二是关于“小说与八股的问题”，先生指出，不能将八股与八股的僵化等同起来，而应当将它视为一种文体形式来看待。主张在“实事求是”的总原则下，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而不能凭印象打分，更不能全盘否定。三是关于“客观的评价与主观的阐释问题”，先生的态度是：“以阐发批评家主体意识为主的评点，与旨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作冷静客观的评价一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为社会所需要，都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假如大家偏执于一端，那就难以找到共同的语言了。”
种种论断，都体现出先生求真务实的治学原则。在新时期伊始，金圣叹似乎还是臭名昭著，黄霖先生却不囿于陈见，大胆地以其为研究对象，找出这一研究对象被“污名化”的历史原因，从而拨乱反正，对其在小说戏曲理论史上的贡献进行了重新判定。
黄霖先生的小说资料整理不是通常的资料堆砌，而是有新的发现、新的辨析，这无疑是不断地思考、探索的研究所得。姑且不论其基于史料的考索、辨析、校勘、编辑等文献考辑，就是各种资料整理中的提要、注释本身，只要化零为整，由点而面，即可见出其系统化、学术性，因而也是一种学术研究。可以说，先生长期坚持的资料整理与理论重构相互支撑、彼此倚重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路数，颇有成效。
在黄霖先生的学术视野中，古与今、中与西、新与旧几种关系经常浮现。经过多年的探索，先生的立场是立足古为今用，坚持洋为中用，本土化、现代性是其小说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和落脚处。
先生治学，非常注重前沿问题，注意借鉴外来的理论方法，但又非常讲究融会贯通，把融通中外文论的“化境”当作自己的学术追求。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理论，先生曾经坦言：“……我追求的是在接受新东西的时候，努力与传统的结合起来，融化为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
为此，先生曾花大力气以“原人论”为核心建构起一套全新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这番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也为其“以人为本”“以文为本”的小说理论研究确定了基调和方向。
先生向来对矮化自我、自毁传统的风气极为反感，对那种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国外理论方法的做法颇为不屑。如，20世纪80年代撰述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人物典型论》通过总结中国古代关于人物典型理论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古代写人论的三个重心，即“坚持绘形传神”“强调性格对比”“主张从实到虚”，显然不是拿外来的“典型”去硬套，而是借鉴外来观念和思路，立足于阐发中国本土的“典型”。
笔者和先生合作的《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文史哲》2005年第1期）也是以众人热衷于“叙事”理论研究为镜照，初次集中于小说理论的中国写人理论的发展演变，概括出形神论、性格论、典型论、多元论等写人理论脉络与体系，并指出“以形写神”乃中国小说理论的生命线和根本特点。
近些年，先生的这种治学理路更为成熟而坚定。如他评价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曾将金氏文法学比作英美关注文本内部研究的“新批评”，既纠正了以往对金圣叹借鉴八股文法评说小说的偏见，又强调了其“把文学当作文学来阅读”的当代价值，还指出了其与西方纯然“形式主义”理论观念的不同。尤其是，先生看到并充分肯定了金圣叹对《水浒传》评点的散而不乱及其内在的体系性：“一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圣叹就小说中的人物、叙事、写景，乃至一句一字的点评，看似信手拈来，随意点到，却都围绕着他的‘性格论’‘因缘说’‘动心说’‘结构论’‘文法论’等，井井有条。”
继而，先生对古代小说理论中的“文法论”批评的历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理论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既把中国小说理论与西方文论对接、镜照，又立足本土，在中国文论语境下用中国话语探讨中国小说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并重建中国话语谱系，这是黄霖先生多年来从事小说理论研究的做法。
近年来，先生转而对清末民初涌现的数量众多、色彩斑斓的“小说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搜集整理，还专门以《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为题撰文，对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等问题做了述评，揭示出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并明确指出：“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
由此看来，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问题专家”，他的问题常是避前人之所熟，发前人所未发。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独创性。
最后，黄霖先生之所以多年执着于《历代小说话》丛编，也主要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话体文学批评最富有中国特色。它与诗话、词话、曲话一类有关小说的评论、故实和考辨等随笔式著作一样，虽然以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为主要表现形态，或录事，或论理，或品人，或志传，或说法，或评书，或考索，或摘句，带有“即目散评”特点，带有“直觉思维”的性质，但品格各异，丰富多彩，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感悟”“意想”批评特质。可以说，《历代小说话》的出版，标志着先生在“立足本土重构自主性的小说理论谱系”征程上向前跨出了大大的一步。
高屋建瓴，别出心裁，黄霖先生从《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金瓶梅资料汇编》到《历代小说话》，从《古小说论概观》《金瓶梅漫话》《金瓶梅考论》到《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研究史》，为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整理与研究及其谱系的重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诗云：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们在景仰其小说理论研究造诣的同时，也期待先生正在致力的规模更为宏大、立意更为高远的《历代小说论著集成》等著述顺利问世。
（责任编辑：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