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座宝库

齐裕焜

摘要 黄霖先生所辑的《历代小说话》，收辑了从晚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到1926年周瘦鹃、骆无涯的《小说丛谈》等小说话378种，包括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七类三编，皇皇十五册，四百三十多万字。这部巨著为我们保留了有关小说作者、版本、作品的评价、传播等方面的资料，其中涉及的小说价值论、虚实论、真幻论、创作论、人物论、结构论、语言论，对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小说理论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块奠基石。

关键词 小说 《历代小说话》 《水浒传》

黄霖先生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分为三个时期：从汉代至明中期为幼年期，晚明至清末为成熟期，20世纪后为新变期。在明中期以前，小说研究者的关注点在于文言小说，基本没有涉及现代意义的小说文体研究。从晚明开始，中国才真正有了现代意义的小说文体研究。 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和“三言”为代表的通俗小说盛行，涌现了李贽、袁宏道、谢肇淛、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为小说作的序跋、评点等，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小说理论。第三个时期，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西方理论急剧涌入，新旧观念相持不下，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从明代后期的胡应麟开始，特别是晚清，另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小说理论形式——小说话发展起来了。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诗话”“词话”迅速发展，但当时小说还处在文学的边缘，所以还没有“小说话”。随着小说的发展，类似“诗话”“词话”那样“随事生说”“即目散评”的“小说话”也逐步兴盛起来，表现形态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到了20世纪，小说评点逐步淡化，1903—1904年连载于《新小说》上的梁启超等人的小说讨论集《小说丛话》，是小说话兴盛的标志，从此“小说话更是站在小说变革与论争的前沿”。

黄霖先生历经40年，收辑了从晚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到1926年周瘦鹃、骆无涯的《小说丛谈》，也就是小说研究的成熟期以及开始转到新变期的这个时段的小说话378种，辑成《历代小说话》，其中包括考辨类、故实类、传记类、绍介类、评析类、理论类、辑录类七类三编，皇皇十五册，四百三十多万字。这部巨著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及小说批评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开创性意义，从中大致能看出中国历代小说话的整体风貌，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块奠基石。

《历代小说话》主要涉及小说价值论、虚实论、真幻论、创作论、人物论、结构论、语言论，对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小说理论有重要意义；收集了分散在文人著作，特别是浩如烟海的报纸杂志上的小说话，为我们保留了有关小说作者、版本、作品的评价、传播等方面的资料，“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的研究，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和促进小说经典化；对晚清到民国初年创作和翻译的作品的介绍和评价，可以让我们对晚清在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

这几年笔者主要做《水浒传》研究。我和冯汝常等几位学者一起编了一本《水浒学史》（上海三联书店，2015），最近又写了一本《齐裕焜讲水浒》（东方出版中心，2019）。笔者没有能力全面评论《历代小说话》这一内容丰厚的巨著，只能结合自己的《水浒传》研究来谈谈读这本书后的体会和收获。

李贽、金圣叹等人对《水浒传》的评论，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下面笔者将着重引胡应麟和清代特别是晚清学者的论述。

有关《水浒传》成书过程、作者考证、版本研究等方面，胡应麟都有重要论述。如揭示了《宣和遗事》《瓮天脞语》等是《水浒传》故事的来源，认为作者是元人武林施耐庵，而写《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是其“门人”；说到版本，“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等等。胡应麟之后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朱一玄、刘毓忱先生编的《水浒传资料汇编》（以下简称《资料汇编》） 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笔者就不重复了。有一条资料，涉及《水浒传》成书时间，《资料汇编》里没有，这里遂介绍给读者。

程瞻庐《小说杂评》：“《水浒传》之文体，系白话文之最古者。近人《水浒传考证》谓《水浒传》之作者，当系明代中叶人，施耐庵其托名也。吾谓《水浒传》之作者，无论是否施耐庵，然可断其决非明中叶人。明人所著之白话小说，如《金瓶梅》，如《隔帘花影》，如《今古奇观》，如《禅真逸史》，均另有一种笔墨，与《水浒传》绝不相同。《水浒传》之文体，确系南宋人之白话文，此非吾之武断也。但读《宣和遗事》及《金佗粹编》卷二十四（中有白话文一篇），均与《水浒传》之笔法相类，故曰《水浒传》之文体，南宋人自白话文体也。”“明代始讳龟，宋代则否，如杨龟山以龟为号，即其例也。宋代不讳龟，而独讳鸭，詈人以鸭则怫然怒。”他引用宋庄绰《鸡肋篇》关于宋人讳鸭的说法，然后说：“《水浒传》第二十四回，郓哥以鸭嘲武大，武大云：‘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此与《鸡肋篇》所载‘讳鸭’之说，若合符节。”（《历代小说话》第14册，第5911—5912页 ）程瞻庐用宋代的习俗来反驳胡适《水浒传考证》关于作者“当系明代中叶人”的判断，可备一说。

我们再看看对《水浒传》的评价。

眷秋：“吾国近代小说，自以《石头记》《水浒》二书为最佳。”“世之读《水浒》者，多喜其痛快淋漓，为能尽豪放之致。《水浒》之叙事雄快，令人读之块垒俱消，自是其长处。然《水浒》之能冠古今诸作者，正不在此，实以其思想之伟大，见地之超远，为古今人所不能及也。吾国数千年来，行专制之政，压抑民志，视为故常。……施耐庵乃独能破除千古习俗，甘冒不韪，以庙廷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足令小儒咋舌。民权发达之思想，在吾国今日，独未能普及，耐庵于千百年前，独能具此卓识，为吾国文学界放此异彩，岂仅以一时文字之长，见重于后世哉！”（第7册，第2753页）

冥飞：“《水浒》在章回小说中，为前无古人之作，后来所有长篇小说，无不脱胎于此。汉唐人小说，大率皆文言短篇（如《杂事秘辛》《红线传》之类），至施耐庵之《水浒》，乃独创为白话长篇，与司马子长之作《史记》，皆横绝古今之奇书也。”（第8册，第3264页）

大觉撰《稗屑》：“生平最爱读《水浒传》，爱其无一语不是作者噙泪呕血体会出来，龠天之秘，启龟之灵矣。”“风雪寒炉，雕裘换酒，当读林教头火烧草料场；葵扇驱炎，一盏解醒，当读李铁牛大闹浔阳江。千载人物，不抚膺一哭，遥酹一觞。”（第9册，第3463页）

但晚清文人大多以新的政治民主与社会革命时期思想来看待《水浒传》，认为梁山英雄好汉们在水泊梁山建立起了一个民主平等的政权。如燕南尚生在《水浒传新或问》里说：“《水浒传》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第4册，第3551页）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第4册，第1470页）定一《小说丛话》：“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第4册，第1225页）用新时代的理论阐释《水浒传》思想，把今人的理想视为古人的追求，是这一时期《水浒传》阐释的流行观点。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如吴沃尧《说小说》言：“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如《水浒传》，志盗之书也，而今人每每称其提倡平等主义，吾恐施耐庵当日断断不能作此理想，不过彼叙此一百八人聚义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会之现状耳。吾曾反复读之，意其为愤世之作。吾国素无言论自由之说，文字每易贾祸，故忧时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说。且托之小说，亦不敢明写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为寓言，此古人著书之苦况也。《水浒传》者，一部贪官污吏传之别裁也。”（第4册，第1401页）他认为“轻议古人”，否定《水浒传》是不对的，应该肯定它的意义，它是“一部贪官污吏传之别裁也”，但“动辄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倾向也不对，应该说吴趼人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

对《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李贽 、胡应麟、金圣叹等都做了精彩论述。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中论及《水浒传》的艺术特点时说：“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第此书中间用意，非仓促可窥，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轻重，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第1册，第55页）胡应麟已经注意到《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结构布局、情节构思等所运用的独特的叙事手法了。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载于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首。可以说这是他评点《水浒传》的提要，着重提出的“性格”论和“文法”论，在他对全书的评点中则有更具体、细致的发挥。

他指出：“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第1册，第80页）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物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第1册，第82页）金圣叹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性格”一词来强调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并认为《水浒传》令人百看不厌的艺术魅力所在主要就是其个性化的人物塑造。

在这篇“读法”里他提出文学作品的虚构特征。他分析了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第1册，第81页）在文中，他还总结了“倒插法”“夹叙法”“背面铺粉法”“草蛇灰线法”等15种《水浒传》的文法，评论了武松、鲁达、李逵等梁山好汉。

晚清学者对《水浒传》的人物塑造评价也很高。俞明震《觚庵漫笔》：“《水浒传》《儒林外史》，我国尽人皆知之良小说也。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非阅历世情，冷眼旁观，不易得此真相。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第4册，第1505页）织孙撰《〈碎玉〉小说话》：“余平生最爱读平话小说，《红楼梦》细腻慰贴、丰神绝世；《水浒传》大刀阔斧、妙绪环生，此真天地间之至文，非后人所能仿佛者也。”（第11册，第4336页）蛮《小说小话》：“勇如林、史，侠如武、鲁，谋如花、吴，艺如萧、金，将略如呼延、关胜，神奇如公孙胜、戴宗之属，皆天下才也。然皆待用于人，而非能用人者也。于此而欲求一统摄驾驭之者，若径写作豁达大度之君主，休休有容之一人臣，则又不合分际。故耐庵尚论千古，特取史迁《游侠》中郭解一传为蓝本，而构成宋公明之历史。”接着他分析了郭解和宋江相似之处，说明为什么认为郭解是宋江形象的蓝本。（第4册，第1471页）

对《水浒传》的结构也有精彩论述。《古今小说评林》：“《水浒》布局之妙，绝非他书所能望其项背。当宋江未上梁山以前，处处是开展笔路。以史进为线索，牵出鲁智深；以鲁智深为线索，牵出林冲；由林冲牵出杨志；由杨志牵出晁盖；由晁盖牵出宋江；由宋江牵出武松；仍由武松牵出宋江；至江州劫法场为前半部书作一大结束。自宋江上梁山以后，处处是收束笔路。以宋江取爷，李逵取娘为钩钓，收回宋清、李云、朱富等；以访寻公孙胜为钩钓，收回杨林、杨雄、石秀等；由是而打祝家庄，打高唐州，打青州，打芒砀山，打曾头市，收回孙立、朱仝、柴进、呼延灼、徐宁、史进、樊瑞等；至赚玉麒麟，打大名府，为后半部书作一大结束。而以双打东平、东昌二府，为之余波。盖极布局之能事矣。”（第8册，第3271—3272页）当然，对《水浒传》的结构也有批评意见，如涵秋《我之小说观》论述小说结构：“吾姑先谈布局。八珍之席，错杂则异其味；一枰之棋，颠倒则失其势，此言局格之不可不慎也。……《水浒》写一百八人几几乎绘影绘声矣，然其精湛，要亦不过数处，至其收束且不免失之草率。大名、东昌声势何等浩大，得之之易，几同儿戏。”（第10册，第4087页）

论述水浒叙事。叶楚伧《中国小说谈》：“《水浒》《儒林外史》等书里络绎而来的材料——《水浒》的材料，出色在‘复’：史进剪径，林冲剪径；景阳冈打虎，沂岭杀虎；武松杀嫂，石秀杀嫂……都是在重复中显出异样的花色、各别的材料来。《儒林外史》的材料，出色不在‘复’：范进筷头的虾圆，严贡生的雪片糕，马纯上在蘧诜夫家吃的红焖肉，张铁臂送猪头……都在不复中显出异样花色，各别材料来。”在分析了材料运用的重要性之后，他说：“就小说证小说：《水浒》三打祝家庄中间，插入解珍解宝入狱一段；《三国志》曹刘争汉中中间，插入蔡邕故居一段，都是支配材料的样本。”（第12册，第5108—5109页）

杨志为什么不上梁山，而上二龙山？

金圣叹认为，如果都像林冲上山那样先到朱贵酒肆，酒食招待，再放号箭，来渡船，就会呆板单调，千篇一律，造成读者的视觉疲劳，而没有美感，所以有些人先分散在其他山头，然后再上梁山。但樵余（陈忱）《水浒后传论略》的解释更合理：“杨志当生辰纲劫后，宜上梁山，前者王伦钦敬款留至矣，何以到二龙山也？耐庵自有深意。王伦之钦敬款留者，欲其压制林冲也，若杨志上山，则王伦有心腹矣。林冲、杨志，正是敌手，岂能大并火？纵使得计，而晁盖等仇人相见，分明眼明，岂得相安？故姑置之散地，所以全晁盖诸人也，正所以全杨志也。”（第1册，第118页）

说到《水浒传》的风景描写，叶小凤《小说杂论》说：“《水浒》有老大不可及处。黄泥岗上之烈日，草料场前之雪，蜈蚣岭上之月色，景阳岗上之斜阳，皆非庸手所能；而鸳鸯楼外之月，孔家庄外之风，尤为不可几及。”（第9册，第3399页）

对《水浒传》的语言成就，胡应麟有一段评论：“《水浒》余尝戏以拟《琵琶》，谓皆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耳。”（第1册，第55页）对《水浒传》语言的自然、形象给予充分肯定，将其自然本色与《琵琶记》相比。高明《琵琶记》的语言之美历来为人所称道，如王国维称它“独铸伟词”， 吴梅称其“千古之妙文”， 所以胡应麟在这里不仅是肯定，而且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六逸《小说的作法》：“作对话不可忽的，要能与描写的人的心理性格密切关系，如此则可使阅者睹篇中对话，便知其人。譬如《水浒传》中人物的说话，皆随其人之性格各异，李逵所说的话，决不是武松所说的话。”（第10册，第4076页）

至于《水浒传》对社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胡应麟有论及。他说：“嘉、隆间一钜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第1册，第56页）他还有一个论述，《资料汇编》没有收录，可能是因为体例问题，《历代小说话》也没有收录。

《水浒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资料汇编》已收了多条资料，笔者这里只举《资料汇编》没有收录的资料。如枫隐撰《小说蠡测录》：“《儒林外史》作者实私淑耐庵，耐庵作《水浒》，开场先写一王进，次写一史进。金圣叹氏谓即孔子诗亡然后《春秋》作之意，《儒林外史》之周进即王进也，范进即史进也，此为其最显明处。其余脱胎处尚多，惟《水浒》所写皆豪客，《外史》所写皆冬烘，人物既不同，故人自读之而不觉，此之谓善学古人。”（第10册，第4004页）

《水浒传》的影响还表现在续书方面。笔者在这里介绍一条《资料汇编》里没有的评论。文华《读〈水浒后传〉杂识》云：“胡适之先生说，后写的暹罗似暗指郑成功的台湾。这说很近情理。” 然后他举出几个根据：（1）《水浒后传》说“暹罗”有钓鱼台，台湾附近也有钓鱼台；（2）李俊从闽浙前往“暹罗”只一两日就到，若去暹罗要五七日，所以实是台湾，不是暹罗；（3）《水浒后传》说“暹罗”有24个属岛，台湾有29个小岛，比较相近，而暹罗只有几个小岛。此外，写的风景、物产、居民等，大都与台湾情形相似。（第13册，第5300页）

说到《水浒传》的影响，还有个趣事，就是梁山天罡地煞一百单八将影响巨大。在娱乐方面有叶子戏，纸牌上标明梁山各英雄代表的金额，如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千万贯行者武松等；在政治方面，明末魏忠贤党羽，在天启五年（1625）为迫害东林党人，搞了一个《东林点将录》，托塔天王是李三才，天魁星是叶向高等；在文艺方面，清代舒位搞了个《乾嘉诗坛点将录》：托塔天王是沈德潜，及时雨是袁枚等。而《历代小说话》记载，1922年，大胆书生《小说点将录》把当时的小说家与梁山好汉相比附，如托塔天王晁盖、吴趼人，及时雨宋公明、林琴南，玉麒麟卢俊义、曾孟朴等，但他只做了70多人（第11册，第4467—4481页）。到了1925年，莽书生《文坛点将录》将其补成全璧，写了一百八人，评价亦不同，如把林琴南从宋江位置上拉下来，换成天魁星宋江、孙玉声，天罡星卢俊义、曾孟朴等（第14册，第5677页）。笔者认为不如大胆书生比附得恰当。

《水浒传》在海外的影响，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有云：“《日人论水浒》：‘余尝见日本人北村三郎近著《世界百杰传》，收及全地球古今人物，其例与《无双谱》为近，而其称吾中国小说家，独取施耐庵一人，谓为所撰《水浒传》有自由意境，此则金圣叹所未及知者矣。’”（第3册，第1099页）

以上是笔者阅读《历代小说话》中有关《水浒传》部分看到的一些论述和文献资料（不少是《资料汇编》没有的），觉得很有收获，很受启发。做文艺理论、古代小说戏曲理论研究和古代近代小说作家作品研究的学者，一定可以从这座宝库里挖掘出宝藏，推进自己的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车振华） TKFWahaidVWm1/A4DSPNx9Dhpr8ODoXaNOFyVIqvAHwK9+fO1je9oFhMJi0k8a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