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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艳艳
摘要 从洪熙元年（1425）至正统五年（1440），“三杨”共同在阁，此一期是有明一代阁臣诗歌唱和的高峰期，也是台阁体的兴盛期。身居台阁的“三杨”，其诗歌唱和离不开台阁惯常的唱和形式，如节日唱和、斋宿唱和、赏花唱和、游宴唱和、雅集唱和、结社唱和、赠别唱和、题画唱和等，可以说其诗歌唱和是台阁式唱和。“三杨”唱和的兴盛离不开皇帝对赓和的爱、阁臣对唱和的推、众人对酬答的捧三条路线。在唱和内容上，“三杨”基于明初相对富庶的经济、文学侍从黼黻皇猷的职责、自身的感恩心态，以鸣国家之盛为要，放声高歌盛世；在格调上，“三杨”在朱元璋制定的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与宣宗皇帝共同推动和平雅正的文风。“三杨”唱和成为当时及以后明代台阁唱和的典范：其唱和诗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推崇，远播乡野，传到地方，甚至少年亦能背诵；其唱和雅集活动成为后世台阁文学活动的传统，并随着台阁文人的致仕或贬职，进入山林，促进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三杨” 诗歌唱和 台阁体
据洪早清《阁臣任职时间分段统计表》统计，有明一代161位阁臣中，在阁20年以上的仅有4位，分别是杨士奇（42）、杨荣（38）、杨溥（22）、金幼孜（30）。
“三杨”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在阁最久。由于在阁时间长，“三杨”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如杨士奇现存诗2000余首，杨荣《文敏集》400余首，杨溥《杨文定公诗集》500余首——大部分作于在阁期间。在明代文学领域，只要提及“三杨”，人们便自然联想到“台阁体”；只要谈到“台阁体”，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三杨”。换句话说，假如没有“三杨”的积极创作和有意识倡导，“台阁体”很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形成气候；如果没有“台阁体”声动京师，远波乡野，“三杨”在文学史上的声名也会黯然失色，甚至会像历朝历代的高官一样身名俱灭。如此看来，“三杨”和“台阁体”之间相互借重，彼此成就。对于两者，学界已从跨学科、跨文化、跨文类等多维度、多层面的视野进行过一些研究，或集中梳理和探析“台阁体”的概念或流变，或集中于单个作家的诗文研究。本文拟从诗歌唱和视角，对“三杨”诗歌唱和盛况及“台阁体”特质、“三杨”唱和诗的台阁特征、“三杨”台阁体诗歌唱和的典范意蕴三个方面对其展开探讨，以期更好地审视“台阁体”诗歌之特质。
从洪熙元年（1425）杨溥入阁至正统五年（1440）杨荣去世，“三杨”共同在阁，其诗歌唱和兴盛，“台阁体”诗歌创作随之达到鼎盛。
从纵向上看，与永乐朝元辅胡广引领的诗歌唱和相比，“三杨”引领的诗歌唱和由于南北内阁合并和阁臣在阁时间久，得到翰林院、六部和地方官员的积极响应，声势浩大，影响甚广。与后世唱和所处的不和谐的君臣关系、阁臣关系、部院关系等相比，“三杨”诗歌唱和正逢盛世，国家稳定，君臣相得，阁部关系和谐，上下一心，故其唱和能够一呼百应，影响深远。确切地说，不论是永乐朝阁臣诗歌唱和，还是后世阁臣诗歌唱和，在唱和频率、持续时间、声势等方面均难以与此期相较。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段，“三杨”诗歌唱和频繁，如有聚奎宴集唱和、大祀宿斋坛唱和、春雪赐宴史馆公卿唱和、东郭草亭雅集唱和、南园宴游唱和、登正阳楼唱和、真率会唱和等各种类型的唱和。这些唱和贯穿于“三杨”共同执政时期。根据提倡者的不同，“三杨”诗歌唱和兴盛期可细分为两期：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十年（1435），以皇帝为主的阁臣唱和；正统元年（1436）至正统五年（1440），以“三杨”为主的阁臣诗歌唱和。
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十年（1435），“三杨”诗歌唱和骤然增多，且类型丰富，有君臣唱和、斋居唱和、宴集唱和、节日唱和等，其中君臣唱和最有代表性。这与仁宗和宣宗喜与臣子赐诗赓和有关。仁宗朱高炽现存两卷诗集中存有不少赐诗及和诗，如《和徐老储字韵》《和典簿张箕韵》《冬至赐学士士奇醴席》《赐杨士奇醴席》等。明仁宗企图通过君臣唱和，增进政治祥和，唯仁宗寿所限，未能更有发挥。宣宗亦喜与群臣赓和：“宣德中每遇令节，令词臣应制赋诗”，“是时太平无事，上留意词艺，翰林儒臣常常命赋京师八景以献”。
甚至在巡行途中，宣宗亦不废诗笔，曾连夜召杨士奇至帷幄，出示御制诗数篇，命杨士奇和之。
对此，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上《宣宗章皇帝》有记载：“万机之暇，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而运际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赓歌继作，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
再如《明史·王英传》记载：“宣宗立，还朝，是时海内宴安，天子雅意文章，每与诸学士论及文艺，赏花赋诗，礼接优渥。”
由此可见，仁宗和宣宗都喜欢与臣子赓和。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仁宗和宣宗的激励下，“三杨”等人的诗歌唱和热情被调动起来：一方面，“三杨”积极呼应皇帝的唱和之作，凡皇帝在公共场合所作诗歌，其多和之，如诸家集中喜雨诗、喜雪诗等均为此类和作，甚至连皇帝赐画上的题诗也要唱和一番，如杨荣有《共和御制春山图诗》《共和御制竹石图诗》等；另一方面，“三杨”热情地倡导唱和活动，不论办公还是休沐，亦不论公私领域，他们唱和不断，有赠别唱和、题画唱和、赏花唱和、节日唱和、内阁唱和、斋宿唱和等。由此可知，助燃“三杨”诗歌唱和的内在动力是皇帝对唱和的热衷和提倡。
正统元年（1436）至正统五年（1440），英宗年幼，难以与臣子赓和，在此情况下，“三杨”依旧延续仁宗和宣宗时期唱和传统，倡导不少唱和活动，诸如东郭草亭宴集、南园宴游、杏园雅集、登正阳门楼唱和、真率会唱和等，努力鼓吹盛世。此一期，“三杨”受张太后委托，独立掌握票拟权。所谓票拟，又称票旨、条旨、票本、拟票、调旨、拟旨，即阁臣将汇集内阁的奏章列出处理意见，贴于奏章之上进呈皇帝，由其裁决。有学者认为，票拟的出现使内阁突破了翰林院旧制的樊篱，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
而票拟的制度化恰恰是内阁最终形成的标志。由此可知“三杨”掌握票拟权的重大政治和现实意义。伴随着内阁权力的增大，“三杨”心态有所变化，流露出自安自得的心态。具体来说，从纵向上看，将仁宗、宣宗及英宗对其的信任和肯定，与太宗皇帝对其的怀疑做对照，“三杨”此时有一种自安心境；从横向上看，与当时郁郁不得志、赋闲在家的昔日阁臣黄淮、胡俨相比，身居庙堂的“三杨”有一种自得心境。这种自安自得心境在“三杨”唱和诗序中多有表现。杨士奇《南园宴游诗序》云：“今吾数人者，幸耆艾康和，亦皆达夫理欲之几无所累乎外，而际治平无事春和景明之时，二难契合，又有文字之娱，岂非至乐然！”认为他们身体康健，仕途通达，且适逢国家太平无事，在这种情况下，以文字自娱，真是幸事，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自适自安的心态。杨荣《重游东郭草亭诗序》亦有此种心态：“惟圣天子在上，治道日隆。辅弼侍徒之臣仰峻德，承宏休，得以优游暇豫，登临玩赏，而岁复岁诚可谓幸矣！意之所适，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皆发乎性情之正，足以使后之人识盛世之气象者，顾不在是欤！”此种自安自得心态在诗歌创作上体现为以鸣国家之盛为内容和追求和平雅正的风格，如杨荣《东郭草亭宴集》“岁岁有期寻胜赏，载歌既醉答皇仁”，
《东皋草堂为汤指挥题》“多因暇日观书帙，总道安居荷圣明”
等。鸣国家之盛的内容与和平雅正的风格恰恰是“台阁体”的显著特质。由于身居高位，“三杨”的一言一行成为文人士大夫关注的焦点，他们倡导的这种文风在一唱一和之中迅速扩散，造成“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的局面。
在多方合力之下，此一期成为有明一代阁臣诗歌唱和的高峰。由于身处台阁，“三杨”领导的诗歌唱和活动有着鲜明的台阁特质。就唱和时间和地点而言，“三杨”诗歌唱和多产生在皇帝赐宴或节日之时、斋宿之暇、休沐之际，发生在宫廷、办公衙门、同僚园林之内。
具体来讲，一是在皇帝赐宴或节日之时，阁臣、六部官员等大臣聚集在皇宫之内，唱和皇帝之作，其中不免歌颂太平、鸣盛颂圣之词。
二是在斋宿之暇，此时“文武百官先沐浴更衣，本衙门宿歇，次日听誓戒，致斋三日”，其间“不饮酒，不食葱韭薤蒜，不问病，不吊丧，不理刑名，不与妻妾同处也”，
百官聚集一处无事可做，通过赋诗唱和消磨时光，像杨士奇对雨唱和、听琴唱和即作于此时。由于唱和时间和地点较为特殊，“三杨”唱和诗呈现雍容典雅的风格，如杨士奇《斋宿次韵曾学士》“坐闻玉漏传西掖，起看龙光绕北辰。吉日郊禋集繁祉，庆成预拟拜枫宸”；杨荣《郊祀恭侍大驾宿斋宫有作》“五色云霞依凤辇，九天星斗映龙旗。侍臣肃睦惟瞻仰，满袖天香近紫微”；杨溥《奉和少师建安先生陪祀南郊韵》“风微香蔼浮金鼎，月正祥光烛羽旗。回望九重才咫尺，云霞五彩共霏微”等。
三是在休沐之际，“三杨”与翰林同僚相邀出游，其间赋诗唱和，诸如东郭草亭雅集、南园宴游、杏园雅集等。此时，“三杨”宴游不忘阁臣鸣盛之职，如杨荣在《登正阳门楼倡和诗序》云：“吾辈叨逢盛时，得从容登览胜，概以舒其心目，可无纪述乎？”
前两类虽是“三杨”闲暇之时，但均发生在皇家范围之内，此时“三杨”唱和对象要么是皇帝，要么是共同参加皇家庆典或节日的同僚，由于唱和时间或对象较为特殊，“三杨”唱和诗多以颂赞为主题，不免显示出台阁气。休沐之时或办公之隙，“三杨”邀约内阁成员或翰林院同僚，效仿古代文人士大夫诗酒酬答，构筑台阁风流，但与往日士大夫的酬唱不同，“三杨”酬答只因袭先贤的风流形式，摒弃抒写性情的内容，以鸣国家之盛取而代之。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明确的存史意识，希望通过文字来共同构建馆阁故事，以期成为后世台阁学习的典范。如杨士奇在《书东郭草亭宴集诗后》中，提及效仿兰亭雅集赋诗唱和，并期许像它一样流传后世，说：“兰亭已矣，后世所慕之者以文字存焉，此东郭之集诸君子不容于无作也。”
再如，杨荣《文敏公年谱》谈到组织真率会就是为了构建馆阁故事：“（杨士奇）顾在坐者，文雅风流，道义相发，如群玉交映，可谓盛矣。而士奇最老，犹厕于列，能无愧乎？因赋近体四韵，且属和章，以备他日馆阁故事云。”
由此可知，在存史意识作用下，“三杨”在私人领域的唱和中有意识地伪装自我，努力与公共场合下的唱和保持一致，共同歌唱太平盛世。也就是说，“三杨”唱和不论何时何地均有台阁痕迹。
就唱和成员而言，参与唱和的成员较为广泛，有翰林院官员、六部官员、地方官员。这些人以“三杨”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内而外的唱和团体，其中距其较近的是翰林官员，如王英、王直、李时勉、陈敬宗、钱习礼、陈循、徐有贞等，他们与“三杨”有着师生、同僚或同乡之谊，故其积极默契地响应“三杨”诗歌唱和。稍远的是六部官员，如夏原吉、蹇义、胡濙等，这些人与“三杨”资历相当，均在“靖康之役”中因迎降朱棣而见用，故他们在皇帝举办的宴集中与“三杨”步调一致应制唱和，亦在雅集中酬答“三杨”之作。最远的是地方官员，如提学、教谕等，这些人有的是“三杨”往日的朋友或同乡，他们进京考核之时得其援引暂时进入京师文坛，参与到“三杨”等人的私人唱和活动中；考核结束后，临别之际，往往邀请“三杨”等人临别赠诗，该诗遂引来京师士大夫唱和，之后，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将唱和诗带到地方，并影响地方文坛，与“三杨”的京师唱和遥相呼应。就其关系而言，这三类群体中以台阁群体为主，以六部官员、地方官员为辅。而这三类人恰恰是“台阁体”的主要成员，与“三杨”构成骨干、羽翼的关系。也就是说，“三杨”诗歌唱和成员与“台阁体”成员是同一批人，故“三杨”唱和诗亦不免沾有台阁气。
总之，“三杨”以诗歌唱和为媒介，上与皇帝默契配合，一唱一和，携手构造盛世之景；中与同僚尤其是翰林院官员，一唱一答，共同协作，高歌盛世；下与地方文化精英遥相呼应，鸣国家之盛。这样，由中央到地方的明初文化精英集团勾连起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文化链条，它们之间上呼下应，相得益彰，形成居庙堂之高的高雅文学群体。
“三杨”柄国既久，道德功业为士人所追慕，其文学创作自然也成为大众追捧的对象，以致“凡文武大臣勋绩之所纪述，中外名流先德之所表扬，以及海内缝掖之士欲有所借誉者，得片言只字莫不以为至幸”。
“三杨”视为余事的诗歌也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径向索求。如杨士奇在《题东里诗集序》中云：“余早未闻道，既溺于俗好，又往往不得已而应人之求。”
彭时《杨文定公诗集序》评论杨溥诗曰：“公亦乐于应人之求，肆笔成章，皆和平雅正之音。”
周叙在为杨荣《文敏集》作的序中云：“公亦随其人之所求，乐然应之不倦，皆各适其意以往，何其富哉。”面对文人士大夫求诗索文，“三杨”有求必应，其诗一经写成，便受到士人竞相唱和，故他们的诗集中绝大多数为唱和诗，尤其是首倡之作。由于在台阁文学尤其是大制作、大议论之中浸润既久，“三杨”诗歌特别是唱和诗也呈现典型台阁特征，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内容上以鸣国家之盛为要；二是格调上以追求和平雅正为主。
第一，内容上以鸣国家之盛为要。
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自鸣其不幸”之余，还提出了“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这一说法。所谓“鸣国家之盛”，指的是为盛世唱赞歌，是《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其政和”的延伸。“三杨”生逢盛世，放开喉咙为太平唱赞歌，于是“鸣国家之盛”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三杨”不论是职业性写作，如大制作、大议论、应制创作，还是非职业性写作，诸如序、跋、行状、诗、词等，均充斥着“圣明”“圣主”“圣恩”“明主”“皇仁”“海宇”等鸣盛字眼。
确切地说，“三杨”在唱和诗中的“鸣盛”主要体现在歌颂皇帝德行、圣治两方面。在德行方面，“三杨”突出皇帝奉天敬神的虔诚之心，如杨溥有《奉和少师建安先生陪祀南郊韵》“神驭分明来赫赫，圣心祗敬益迟迟”，《呈少师庐陵杨公列位先生》“圣主忧民深引咎，诸公体国在输忠”
等句，塑造了上敬天、下爱民的贤君形象。在治理方面，“三杨”描绘出人民知礼作乐和生活富裕的生机勃勃的国家气象，如杨溥《太学新成幸得瞻览有作》“行看圣化躬行至，四海从容礼乐中”，杨荣《喜雪歌》“圣皇御天敷化理，民安物阜天心喜。九重垂拱万方宁，唐虞熙皞真堪拟”等句，传达出国家安定的信息，以此凸显皇帝盛治。“三杨”如此不遗余力地鸣国家之盛，与当时经济、个人职责、君臣关系有着密切关联。
鸣国家之盛的底气是雄厚的经济。“三杨”共同在阁时期是洪熙、宣德、正统初年，国家雍熙，民物康阜，经济较为富庶。其中，仁宗和宣宗两朝被认为是“仁宣之治”。此一期距百废待兴的明初已过去半个世纪之多。国家经济在朱元璋三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之下，逐渐呈现转好态势，其间虽有“靖康之役”，但在朱棣的努力下，经济很快复苏，并呈现勃勃生机。王直《送曾学士诗序》谈到此一点云：“太祖皇帝既安定之，承以太宗之圣，深仁厚泽，洽于天下，五六十年之间，人物生息，所在繁滋，以至于今，盖太平极盛之时也。”在此基础上，仁宗和宣宗两位皇帝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使国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此被后世称为“仁宣之治”。如谷应泰云：“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谷氏将其与周代成康之治、汉代文景之治相提并论。有学者认为：“此种安定之环境，亦成为深受程、朱理学熏陶之士人创作颂美之因由。”
《建安杨公文集》序云：“国朝既定海宇，万邦协和，地平天成，阴阳顺序，纯厚清淑之气钟于人，于是英伟豪杰之士相继而出，既以其学赞经纶兴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复发为文章，敷阐洪猷，藻饰治具，以鸣太平之盛。”
强调在安定富庶的环境中文学辅助政教的功能，一味追求鸣国家之盛，忽略了文学抒情特质。
鸣国家之盛是文学侍从之职责。除政治职务，“三杨”还担任文学侍从之职。关于其具体职务，黄佐《翰林记》卷一“职掌”条记载甚详：“学士之职，凡赞翊皇猷，敷人文，论思献纳，修纂制诰书翰等事无所不掌。”
作为身兼学士职务的阁臣，自然担负着润色鸿业的使命和责任。具体来说，“赞翊皇猷”指的是“三杨”进行职业性写作，如大制作、大议论。除公务性的文章，“三杨”等人还以诗、赋、颂等文体来歌颂盛世。杨士奇在《出师图颂后》中云：“伏自思惟师出之岁，叨职词林，实与扈从亲睹文皇帝之誓师东平王之祗命及军容之甚盛，天日之融霁欢切于中，尝作出师颂以纪当时之盛事。”
杨荣也谈到这一点，其在《御编为善阴骘书颂》序中云：“叨逢盛世，列职词林，进得依日月之光，退得尽文翰之职，屡承圣训，谆切恳至，恩眷之隆，荣幸已极！今既喜睹圣道之复明，乐斯民之尽善，安得不铺张盛事以昭示于无穷乎！”
强调自己身逢盛世，又恰在词林，有义务将盛世之景记载下来，昭示天下，以传永久。不独阁臣如此，其他翰林学士亦认为鸣盛是其职责，如王直在《瑞应麒麟颂》序中云“臣忝职词林，以文字为业，睹兹瑞应无任，忻抃宜有颂歌”，
李时勉《瑞应景星赋》有序“今日于以见天眷，圣德有隆而无替，而国家万万年太平之盛，亦兆于此矣！何其幸哉！臣蒙国恩备词林，躬睹嘉祥，不敢以默，谨撰赋词一篇，以歌颂盛美，垂示无极”。
“三杨”将这一职责带入非职业性写作之中，如杨荣《登正阳门楼倡和诗序》云：“吾辈叨逢盛时，得从容登览胜，概以舒其心目，可无纪述乎？公遂赋二诗，予与诸公和之，诗成之。明日侍郎公又属予为之引，遂僭书此于首，俾观者知诗之作，所以颂上之大功也。”
杨氏指出诗歌唱和的目的在于鸣国家之盛，这一言论与其职业性写作理论一致。
鸣国家之盛是自安自得心态之表现。正统初，在皇帝缺席的情况下，“三杨”仍不遗余力地鸣国家之盛，而这种鸣盛是基于其自安自得心态。与动辄见杀的永乐朝相比，“三杨”此一时期的生存境遇得到极大改善，不再战战兢兢度日，故而心态较为自安；与同一时期失意文人相比，他们身居高位，抱负得以施展，故而心态较为自得。“三杨”这种自安自得心态，主要通过结社唱和的形式表现出来。正统五年（1440），杨士奇在馆阁内仿唐宋洛中诸老的样子主持真率会诗社，成员共七人，平均年龄在六十五岁以上：其中，杨士奇七十四岁、杨荣六十八岁、杨溥六十七岁。其间，杨士奇作近体四韵首倡，余者皆和之，其诗不乏感恩之情，如杨士奇《馆阁真率会诗》“朝廷有道公多暇，尊俎相娱老益清”，
杨荣《和真率会诗》“明时优老圣恩深，雅会雍容集禁林”。
强调在国家之盛的基础上，他们才能悠悠林下，安闲自得。此外，他们自安自得的心态还表现在对皇帝优老行为的歌颂上。宣宗和英宗对“三杨”等台阁重臣较为关照。一则，勉其行程之苦。宣德四年（1429），杨士奇扈从西巡，一同随行的还有老臣金幼孜、蹇义、胡濙等，宣宗考虑四人年事已高，故让其优先渡河，并许其先行回京。对此，杨士奇颇为感动，写道：“圣主深恩恤老臣，赐归先渡白河滨。”
金幼孜在《廿五日早奉旨同杨少傅先归京》中云：“衰年同扈跸，特诏许先归。”
可见宣宗对旧臣的照顾。二则，免其早朝。正统时，“三杨”等人年事已高，英宗免去其早朝。关于此事，杨士奇作诗一首，并得到杨荣的唱和。遗憾的是，其首倡诗今已不存，仅从杨荣《和答少傅东里先生》中可知其为首倡。杨荣《和答少傅东里先生》中有：“齿德俱尊冠百僚，圣恩优宠免趍朝。”
这种优待行为被“三杨”等人视为盛世之体现。杨士奇在《送徐崇威佥宪致仕还乡序》中云：“仁宗皇帝临御制诏，吏部居官年七十听致仕去，有疾而年未及亦听去，申著令典盖于今四年仕者老病不任，咸得所欲而士君子进退从容，无所羁系，有以见太平盛致矣！”
王直在《归来堂记》中提到：“我朝列圣以深仁厚泽涵育天下。天下之人无无业之家，仕者之老而倦也，则不欲烦以政，使归休于田里，而无留禄之人。此太平极盛之世也。”
从两人叙述来看，当时对老臣待遇较为优渥，年老有疾者，允其归田，而对待“三杨”等老臣更是如此，故他们通过讴歌此一行为鸣国家之盛。
第二，格调上以和平雅正为主。
“和平雅正”主要讲诗中的情感，具体表现为创作中感情不温不火，和平温厚，甚少慷慨激昂、大悲大喜、深情缠绵。
在论诗和创作方面，“三杨”多强调此一种格调。在评论他人诗歌中，“三杨”多用“和平”“微婉”等词夸赞对方。如杨士奇《刘氏倡和诗序》：“其写情体物，和平微婉，盖有得于诗人止乎礼义之意。”
认为诗人有得于“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诗教观念，故抒写性情和描摹事物能够做到“和平微婉”。又如，杨荣《大祀宿斋坛倡和诗序》谓：“矧诸公才思振发，其言和平，盖盛世之音。”
认为和平是盛世的表现。无独有偶，其他翰林院官员、六部官员等文集中持论与之大致相同。如任职翰林院的王直在《刘仲良墓志铭》中曰：“所著诗和平婉丽。”
再如，久居翰林院的陈循在《虚庵稿序》中评刘君士之诗文云：“其言之见于今者，和平而清润，秀伟而畅达，为可爱也。”
六部官员文集中也不乏此类观点，如兵部右侍郎于谦在《玉岑诗集序》中说：“大凡士之未得志者，其气未免于不平，而言亦随之。今遂初于未达之时，而所作温粹和平如此，是尤不可及也。非深于理，而适于趣者能之乎。”
赞许诗人在仕途失意之时，诗中亦没有一点怨恨不平，可见其性情之正。从上可知，以“三杨”为首的明初文化精英集团由上而下追求平和而温婉的诗歌格调。
“三杨”的创作与理论大体一致，唱和诗中流露的情感温和不激越，婉转而不直白。以悼念阁臣金幼孜为例。金幼孜（1368—1432），名善，以字行，号退庵。明江西临江府新淦县人。金氏与“三杨”等有着多年的同僚之谊。其亡故后，“三杨”多有诗悼念。宣德九年（1434），杨溥在金氏谢世两年后，随皇帝西巡途中记起亡友，于是作七绝《过旧店忆亡友金少保》：“昔年扈跸度居庸，接帐联镳四友同。却忆负托乘化去，重来把酒酹西风。”
诗歌由回忆写起，先写往日四人扈跸同行的场景，接着顺势写出故地重游对亡友的思念之情。杨士奇作《次韵弘济过居庸佛院怀幼孜（其一）》：“又随翠辇度居庸，不复当年语笑同。下马还寻旧游处，伤心寒树起秋风。”
杨士奇和诗受首倡影响，也选择通过今昔对比来传达自己的故旧之思。两首诗虽为缅怀之作，但因多用套语，情感较为平淡，所以整首诗很难动人。不仅如此，其他类型的唱和诗，诸如应制唱和诗、宴集唱和诗、节日唱和诗等，也多用套语，如“太平”“盛世”“金莲”“祥云”等，而这些华丽辞藻背后缺乏诗人的真实情感，显然是为了创作而创作，故而整首诗了无生趣。对于这种剥离情感的创作，后世学者颇有微词。如朱彝尊《明诗综》卷十九《杨士奇》云：“蒋仲舒云，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酬酢雅驯，无复生气。”
可见，剥离诗歌真性情的台阁式创作违背诗歌原初的抒情理念，终究行之不远。
凭实说来，“三杨”之所以形成和平雅正的文学观念，与当时程朱理学的文教政策和皇帝的提倡密切相关。一则，“三杨”既是明初程朱理学文教政策的接受者，又是推行者。“三杨”等人成长求学于洪武朝，以国家规定的程朱解释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以程朱理学为学习内容，并借此进入仕途，其中杨荣和杨溥为建文二年（1400）进士。永乐朝，他们参与了程朱理学文教政策的推行，其中杨荣曾担任《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总裁官。《明史·金幼孜列传》载，永乐时“翰林坊局臣讲书东宫，皆先具经义，阁臣阅正，呈帝览，乃进讲。解缙《书》，杨士奇《易》，胡广《诗》，幼孜《春秋》，因进《春秋要旨》三卷”。
可见，“三杨”具有较高的理学造诣。基于此，“三杨”文学追求的和平雅正首要表现性情之正。而这种性情之正的观念可以在《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中找到渊源。《四书大全·大学或问》讲正心，是指收其放心。放心，就是心起邪思邪念。正心，就是去掉邪思邪念，回到自然本心。《性理大全》卷二十九论性理，引朱子说：“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引程子论性情说：“情者，性之动也，要动之于正而已。”归于正就是节制情感，去私欲，不要过度。
也就是说，“三杨”将理学中性情之正运用到文学之中，淡化文学中的情感，以此来表现盛世。二则，宣宗朱瞻基推尊雅正诗风，在《御制诗集序》中云：“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盖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心之所感不能以皆正，而言必归于正。此诗之所以为教也。……朕喜吟咏，耳目所遇，兴趣所适，往往有作。虽才思弗逮而志乎正者，未尝不自勉。盖人之志必在乎正，必因言而可见。间命左右梓录积岁所作，将以自验其志，总若干卷。”
推崇儒家诗教观念，强调诗歌世教风化功能，且突出创作中的正心修身之志，对创作中的才思却不甚重视。基于此种观念，其称赞杜甫作诗“不失其正，卓然名家而行远也”。在程朱理学“性情之正”的熏染以及宣宗皇帝推行“和平雅正”之风的影响下，“三杨”在理论和创作上均推崇和平委婉之风。
总之，“三杨”唱和诗深受职业性写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鸣国家之盛为内容与以和平雅正为格调等方面。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鼓吹鸣国家之盛。在程朱理学的浸润下，作为儒者的“三杨”在诗歌情感上追求感情不温不火的平和之美。
“三杨”诗歌唱和不仅在当时掀起台阁式的唱和风，吸引大批文人士大夫争相效仿，而且对以后台阁唱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唱和内容和形式成为后世台阁唱和的典范。
首先，“三杨”唱和以其强烈的政治鼓吹色彩产生了经久不衰的震撼力。洪熙元年（1425）至正统五年（1440），“三杨”倡导的唱和，可以说一呼百应，很快风靡大江南北。其唱和诗广泛流布京师内外，以东郭草亭宴集诗为例。正统元年（1436）三月十五日，“三杨”游览鸿胪寺卿杨善的东郭草亭别业，参与者还有胡濙、王直、王英、周述、钱习礼、李时勉、陈循等，共十人，席间他们饮酒赋诗，其唱和诗由杨善汇总，结集为《东郭草亭宴集》。此后，在杨善倡导下，该雅集于正统二年（1437）和正统四年（1439）三月十五日又分别举办。对此，杨士奇《书东郭草亭宴集诗后》记载：“鸿胪卿大兴杨君思敬，每岁季春之望，必置酒会文儒于东郭之草亭，自正统改元之岁至今己未凡会者三。”
可知，东郭草亭宴集共举办三次。此雅集虽在杨善主持下举办，但诗歌唱和却由阁臣杨士奇或杨荣等首倡，众人和之，最后杨善将唱和诗结集，并请杨士奇、杨荣等人作序，如杨士奇《东郭草亭宴集诗序》《书东郭草亭宴集诗后》、杨荣《重游东郭草亭诗序》、王英《东郭草亭宴集诗序》。遗憾的是，这些唱和集均已亡佚。但从散存于诸家文集的唱和诗可以窥见“三杨”热络的唱和场景，如杨士奇《重游东郭草亭》有“园亭风日好，邀客绮筵开。重合金闺彦，兼联玉署才。泉流经近席，花气拂深杯。不断劝酬意，更堪弦管催”诸句。
从明人序跋和笔记的零星记载看，“三杨”一而再再而三的宴游引来文人士大夫的跟风。就其唱和诗而言，“三杨”唱和诗在当时广为流传，受到京师士大夫的积极追捧，甚至溢出京师传到地方。远在南京任国子祭酒的陈敬宗看到《东郭草亭宴集诗》后，在《东郭草亭诗序》中说：“正统二年（1437）春，鸿胪卿杨公寄予以东郭草亭一集。自少傅尚书三杨先生而下，凡十首，皆杰作也。诵之，知胜景之佳，主宾劝酬唱和之乐，望之如瀛洲。然窃以不得预左右为恨。”可知，陈敬宗曾读“三杨”等人的唱和诗，并给予很高评价。除成人外，甚至私塾少年亦能背诵“三杨”唱和诗。曹安《谰言长语》记载：“正统初，鸿胪杨善《东郭草亭宴集诗》一册，予时年十三四，独喜少师杨士奇一首。”
也就是说，《东郭草亭宴集诗》在当时广泛流传于缙绅间，以至连少年曹安亦能记诵。可知，“三杨”的东郭草亭宴集影响较大：一是其流传甚广，遍布京师内外；二是波及老中青不同的年龄层，影响深远。东郭草亭宴集仅是“三杨”众多宴集中的一个，从中可以管窥“三杨”唱和巨大的影响力。
“三杨”诗歌唱和的地点成为文人士大夫雅集唱和的宴游饯行地。亦以东郭草亭为例。陈敬宗曾于正统二年（1437）和正统六年（1441）至北京述职，离别之际，其昔日京师同僚均在东郭草亭为他赋诗饯行。陈敬宗《东郭草亭诗序》：“今年春，予以报政趋朝，于具复职而南也。詹事王公、学士李公期于饯别亭中。”
再如《重游东郭草亭诗序》：“正统辛酉夏，五月三日，敬宗钦蒙圣恩，赐归故里祭扫。既陛辞，太宗伯胡公、少宗伯泰和王公、武城王公、翰林学士李公、钱公、陈公、太仆少卿沈公、礼部郎中养正黄公，皆饯送于鸿胪卿杨公东郭草亭。”
此外，倪谦《同王侍御饮东郭草亭并序》：“侍御王公满绩书最四月六日。谦持酒往贺至，则棘寺沈先生、草窗刘先生、内翰徐先生、宪幕陈先生已先至，置酒东郭草亭之上。侍御遣人来，速遂往，同罄一欢，退而赋此，以纪其胜。”
由其序可知，东郭草亭在“三杨”宴游之后，俨然成为京师高官宴游饯行地。对此，李贤《明一统志》亦有记载：“每朝士休暇，宴游及饯迎宾友，咸憩于此（东郭草亭）。”
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六亦有记载：“鸿胪卿大兴杨思敬筑草亭于东郭，自正统丙辰始岁，会文学名流，极觞咏之乐，自后遂为都城饮饯之地。”
可见，“三杨”一言一行是京师乃至地方士大夫行动的风向标，由此可知其巨大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东郭草亭在几经风雨之后，其遗迹成为象征前贤风流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后世士大夫缅怀文人风流的对象。如明中吴宽《与诸友东郭草亭看牡丹（其一）》：“风流前辈凋零尽，欲觅遗踪事已赊。”
祝允明《三月三日施侍御邀宴姚将军庄宅即旧名东郭草亭遗址（其三）》有：“篇章传保傅，地主识嫖姚。”
其中，前句旁标有“故相三杨诸公有《东郭草亭集》”。清人毕沅《经东郭草亭遗址》：“树掩朱门翠岛西，风流群屐几招携。”
从诗中可知，东郭草亭业已成为后世士大夫感怀先贤风流的地方。总之，东郭草亭雅集唱和仅是“三杨”倡导的唱和活动之一。从该雅集唱和诗的广泛传播到唱和广受追捧，可以看到“三杨”唱和在当时影响甚巨。当然，东郭草亭雅集仅是“三杨”众多雅集活动中的一个，其杏园雅集、南园宴集等亦影响甚大。
其次，“三杨”唱和凭着文人性较强的诗酒风流，产生令人油然追慕的魅力。“三杨”唱和不仅在当时受到推崇，在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唱和被奉为明代台阁唱和的典范。具体来说，“三杨”的雅集活动成为后世台阁文人追慕和模仿的对象。其一，“三杨”文学活动受到后世，尤其是成化、弘治时期台阁文人的热情追捧。例如，李东阳在诗中不止一次表达对“三杨”的追慕之情，如《曰川会诸同年用韩昌黎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二句分韵得时字因效韩体》“三杨二王辈，风采犹当时。我初敛容立，已乃再拜之”，
《用韵与乔希人郎中》“莫向兰亭羡二王，杏园前辈忆三杨”
等句，对“三杨”文学风采的爱慕溢于言表。其同年倪岳也表达了同样的渴慕之情，在《腊月二日诸同年会饮予家因作图以纪终会云》中曰：“忆归鳌禁直，爱说杏园图。中朝仰盛谟，文章臻道妙。”
作为台阁文人，他们推崇文人雅集，尤其是前辈“三杨”的杏园雅集，认为其文章是盛世的反映。其二，“三杨”雅集活动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以杏园雅集为例。该雅集于正统二年（1437）三月初一在杨荣府邸举办，参与雅集者有“三杨”、王直、王英、李时勉、钱习礼、周述、陈循共九人，每人作诗一首，其特殊之处在于宫廷画家谢环将此一过程绘成《杏园雅集图》。后世台阁文人对杏园雅集的模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模仿杏园雅集活动；二是模仿杏园雅集绘图形式。第一，台阁文人效仿杏园雅集，诗酒唱和，希望与之比肩。例如，吴宽在《竹园寿集》中云：“杏园雅集今重见，良史当筵亦写真。”嘉靖阁臣严嵩《司徒许公宅修瀛洲之会限韵（其一）》云：“杏园绘事风流在，此会他时合共传。”
追慕“三杨”杏园雅集之风流，期许能够与之共传于世。第二，台阁文人模仿杏园雅集作图形式。如吴宽在《竹园寿集序》中提到：“屠公援宣德初馆阁诸老杏园雅集故事，曰：‘昔有图，此独不可图乎？’二公遂欣然模写，各极其态悉。因按其次第系于卷中。”
他们以杏园雅集故事为楷模，模仿其风流形式。不仅如此，台阁文人甚至模仿杏园雅集图的布局、组合、方位、动态乃至笔墨风格等，
由此产生一批雅集图，如弘治二年（1489）翰林李东阳、吴宽、王鏊等人的《冬日赏菊图》（不存），弘治十二年（1499）创作的尚书屠滽、佀钟、闵畦等人的《竹园寿集图》（故宫博物院藏），弘治十六年（1503）尚书吴宽、李链、张宪的《同年三友图》（不存），同年大学士李东阳、刘大夏等人的《甲申十同年图》（故宫博物院藏），同年吴宽、吴洪等的《五同会图》（故宫博物院藏），等等。可知“三杨”唱和在唱和形式方面对后世台阁文人雅集的影响。
最后，“三杨”雅集对文人结社也有一定的影响。“三杨”作为台阁文人的代表，开启了明代台阁文人宴游酬唱风气，这种风气被后世台阁文人所延续，其唱和之风被世俗所效仿，伴随着官僚致仕或落职带到地方，由此形成文人结社的中心。
如天顺、景泰间，无锡张思安等十二人“同时致仕归，结曹英社于山中”，“月轮一举，分题赋诗，优游林下”。
像张思安一样归田后结社娱老并不少见，此种现象是台阁雅集结社之风的远播所致。
概而言之，“三杨”诗歌唱和在皇帝提倡和自觉引领之下，得到了翰林院官员、部员官员、地方官员等自上而下的支持和呼应，一时风头无二，占据文坛，成为文坛主流。这种文学较为重视文学的政治功用性，以鸣国家之盛为己任，以和平雅正为格调。由于“三杨”身处台阁，其唱和雅集结社成为当时和后世台阁文人，以及山林文人效仿的典范。
（责任编辑：车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