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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华人教徒很早就出现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1510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印度沿海地区，建立了果阿等殖民据点，天主教会也随之展开传教活动，不久这里也有了华人教徒的身影。
这些华人很多是葡萄牙人收买的奴隶，教会希望将其中一些培养为传教士的助手以利其向中国传教。比如，一直陪伴在耶稣会士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身边的华人教徒安多尼（Antonio de Santa Fe），据说：“在卧亚城公举的学生中，他是最有德行的。”
方豪称这必是明末最早信教的华人之一。
安多尼在果阿学习拉丁语、葡语七八年后便协助沙勿略在上川岛向华人传教。1552年12月沙勿略在上川岛去世后，他于次年2月启程将沙勿略遗体护送至马六甲，接着在东南亚地区传教，1558年在果阿辅导望教生。
马来半岛地区很早就有华人移民在此进行商业贸易，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探险家平托（Fernand Mendez Pinto）说在马六甲出现“葡国化的信徒”
。这表明当时马六甲已经有了华人天主教徒。16世纪末，马六甲有7400名天主教徒，其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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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神父通过学习或传教的方式与东南亚地区建立了密切联系。越南在16世纪初就出现葡萄牙与西班牙传教士，但直到17世纪初耶稣会进入后，天主教的事业才有所进展，而该会到越南的第一个传教者便是澳门华人丘良禀（Dominique Mendez）。他于1610年加入耶稣会，因为语言流利、善于讲解教理，在1621～1626年被派至安南南圻传教。
1626年西班牙占领中国台湾北部后，多明我会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正式展开。一些中国教徒便直接到当时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中心菲律宾马尼拉学习或进行宗教活动。这其中包括中国首位主教罗文藻（Gregorio Lopez）。1633年左右他在福建福安受洗，1635年前往菲律宾，后于1650年在马尼拉加入多明我会，并在圣托马斯大学学习。1654年7月4日，罗文藻在马尼拉总主教见证下晋铎，据说他在晋铎后举行第一次弥撒“使马尼拉全城一致满意并使华人教徒备感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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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罗文藻一直在中国行教，鉴于他在中国禁教时期为2500多人施洗的成就，罗马传信部在1673年决定晋升其为主教，1674年任命其为南京代牧的通谕。不过传信部的决定挑战了西班牙保教派的权威，马尼拉的多明我会总会长表示反对，甚至在1683年5月10日罗文藻来到马尼拉后，遭其软禁于多明我会修道院，被要求只向华人传教，二者关系僵化。
直到1684年乘马尼拉的最高法院和教会冲突之际，他才逃回中国；次年在广州祝圣为主教。
罗文藻与马尼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幸的是最后一次赴马尼拉是一次糟糕经历。另一名来自福建的中国神父Pablo Domingo Ngien曾在1760年到1762年9月间掌管马尼拉华人社区八连（Parian）教堂的传教事务，三年中为1885名华人受洗，受洗人数约是前20年（1740～1759）的两倍（90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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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父向华人传教从心理上拉近了两者的距离，可见华人神父对亚洲地区天主教传播事业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人冯文子（Juan Fung de Santa Maria），以往认为他只是普通商人信徒，为躲避迫害才对官府声称在菲律宾经商，但实际上他也是多明我会士之一。他于1736年进入马尼拉圣约翰修院学习，1744年加入多明我会，并在马尼拉生活约十年，直到1747年回国。
回国后的冯文子成为多明我会1748～1753年在华传教的主力。“每至一处，即有昔日传教男妇，依亲旁戚，咸赴听讲教规，或十余人、七八人不等，冯文子遂将在吕宋所闻所见天主教规，一一讲论。”
除他之外，1748年左右，从马尼拉培训归来的漳州后坂教徒有严伯多禄、严多明我、严玫瑰、多玛斯、罗西满、江多玛斯等。
这些人对教会在华事业的拓展也起到重要作用。
18世纪初，教廷与中国之间发生著名的“礼仪之争”，清朝统治者开始“怀疑远人”
，外籍传教士多数撤离中国，中国本土教徒（特别是中下层人士）开始承担传教的任务，部分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引领下直接到海外“进修”。除了去往欧洲之外，华人耶稣会士如罗如望、龙安国还分别在暹罗住院和交趾支那的巴利亚学习进修；费若瑟和苏若翰也曾在马尼拉进修培养。巴黎外方传教会则从1666年开始先后在暹罗、越南、印度、马来亚等地设立的修道院中培养来自中国川滇黔地区的教士。许多神父在那里接受任命，如李安德在暹罗待了15年，于犹地亚修道院完成学业，1726年回到福建、湖广等地传教。部分中国教徒则在中国遭受驱逐后到暹罗定居生活。
也有赴安南、缅甸者。
包括前述罗文藻、冯文子等，上述中国教徒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基本是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各个修会都有一定的华人教徒在海外进行宗教传播活动。
一些华裔（混血）教徒也在对华及其周边地区的传教事业中发挥作用。中日混血儿倪雅谷（Jacques Niva，1579～1638），擅长西式宗教绘画，1601年作为中国传教区的画师而被范礼安派至澳门，后来在内地省份绘制教堂壁画，是利玛窦身边重要的绘画助手，并得到他极佳的评价。
1636年陆有机（Manuel Gomes）在上海的耶稣会住院，借用葡语和汉语教意大利神父学习中国语言，其父亲是爪哇人，母亲是在澳门长大的中国人，在陆有机的指导下，神父很快掌握了“四书”等中文典籍。
华菲混血儿（Chinese Mestizo，即密斯提佐，亦译作“米斯蒂佐”，专指华侨与菲律宾当地人通婚所生的后裔）Ignacio de Santa Teresa Noruega在被授予奥古斯丁神父之圣职后，于1701年来中国传教。1678～1685年间，华人密斯提佐Bro Julian Cruz曾经以杂役的身份来到中国为耶稣会士服务，几年后经过罗马总主教的批准而加入耶稣会，直到171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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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1987年被罗马追封为圣徒的菲律宾华菲密斯提佐洛伦佐（Lorenzo Ruiz），1600年左右出生于马尼拉，父亲是华人。据说他从小就参与教堂活动，成年后担任堂区秘书及教堂司事。1636年6月，洛伦佐随两名神父一同前往日本，不幸因为禁教之故而被捕入狱，次年9月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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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海外华侨华人社区中不乏华人天主教徒的身影，他们既是教会向中国周边地区传教的得力助手，也是为向中国本土传教所培养的人才，对天主教在亚洲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教徒与海外华人社区往来密切，华人及华裔教徒则也可能来往中国。华人天主教徒建立起与教会的密切联系，他们的神职人员的身份与其他华人群体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