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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夕，腓力五世之子帕尔修斯在东地中海地区不断扩充实力，此事引起罗马担忧；在帕加马的吁请下，罗马进入希腊，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结果帕尔修斯战败，马其顿被肢解。战后，罗马对罗德岛在战争中犹豫观望的态度甚为不满，对其实施严厉的惩罚：剥夺所属地卡里亚、吕西亚的土地；免费开放提洛岛；向罗德岛课以重税。
罗马的敌视态度、惩罚措施致使罗德岛国力日益衰落。就政治层面而言，有如下影响。其一，罗马剥夺卡里亚、吕西亚等地的举措，无疑使罗德岛在小亚细亚大陆上的政治影响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26] 其二，与罗马交恶致使罗德岛国内外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正当罗德岛派遣使者前往意大利谋求罗马谅解之际，考努斯（Caunus）的附属城市发生叛乱，与此同时，米拉萨（Mylasa）和阿拉班达（Alabanda）攻击罗德岛的北部领土，占据了欧洛姆斯（Euromus）的众多城市。 [27] 罗德岛虽平定了这些动乱，但无疑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三，在某种意义上，罗德岛逐步沦为罗马的附属国。罗马的敌视态度致使罗德岛深感不安，多次遣使向罗马示好，请求加盟， [28] 罗马最后虽同意其加盟，但所谓“加盟”意味着其独立地位基本丧失 [29] 。就经济层面而论，卡里亚、吕西亚等地的暴乱本已使罗德岛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罗马的经济制裁更使其雪上加霜。公元前167年，罗马免费开放提洛岛港口，大批商船从罗德岛转停提洛岛，罗德岛的港口税收骤减，从之前的100万德拉克马锐减到15万德拉克马，同时罗马向罗德岛课以重税。这些举措终致罗德岛财政拮据，难以维持庞大海军，更无法镇压海盗。 [30] 罗德岛的海上势力从此逐渐衰败。公元前155年到前153年，罗德岛在第二次克里特战争中遭到惨败。 [31] 之后，罗德岛逐渐沦为罗马进一步东扩的工具，在罗马打击米特拉达梯、剿灭海盗的过程中效力。公元43年，罗德岛正式被罗马吞并。
至于罗马为何严惩罗德岛，国外学者有多种解析。 [32] 事实上，罗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双方利益冲突所致。
第一，二者嫌隙由来已久。吕西亚叛乱和罗德岛护送帕尔修斯新娘之事，导致双方产生隔阂。吕西亚地区原为安提柯三世控制，公元前189年，随着安提柯战败，罗马将其赠予罗德岛，吕西亚对此大为不满，遣使向罗马申诉，罗马为了安抚双方，并未在此问题上强硬表态，只声称吕西亚应“作为礼物”赠予罗德岛，但双方都对此说法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阐释：吕西亚人声称获得了自由，罗德岛人则宣称吕西亚归属于自己。 [33] 由此，吕西亚发生叛乱，而罗马并未给罗德岛以支持。公元前178年，罗德岛历时十年，耗资巨大，终于镇压了叛乱，但就在这一年，罗德岛应帕尔修斯的请求，派遣一支舰队护送其新娘前往马其顿， [34] 此举可能引发了罗马的疑虑和不满。 [35] 此时，恰逢吕西亚再度遣使向罗马元老院申诉，声称本国遭到罗德岛的残酷虐待，罗马便借机宣称：吕西亚不应被作为臣民遭受虐待，而应该将其视为朋友和同盟者。 [36] 罗马的声明无疑是引发冲突的诱因；不久，吕西亚再度叛乱，并得到帕加马国王欧麦尼斯（Eumenes）的积极支持，罗德岛无视罗马声明，出兵镇压。罗马开始怀疑罗德岛的企图和“忠心”，罗德岛则对罗马在吕西亚问题上反复无常的表态甚为不满，“反罗马”情绪渐生。 [37]
第二，双方因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之前，罗马和罗德岛在抵制马其顿与塞琉古崛起、维持地中海均势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战后，尤其是《阿帕米亚和约》之后，地中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其一，马其顿和塞琉古相继遭到削弱，埃及则由于内乱一蹶不振，而作为罗马战时盟友的罗德岛则获利甚多，不但获得大片海外领土，还巩固了在爱琴海地区的海上霸主地位，对外政策的独立意愿也变得更加强烈。其二，对罗马而言，战争的胜利激发了其进一步征服、扩张的欲望，对外政策变得更加蛮横 [38] ，对希腊事务大肆介入 [39] ，双方政治利益间接上发生冲突。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双方的政策主张明显不同，罗马多次失利，几易主将，仍力图彻底打垮马其顿，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而罗德岛国内则出现分歧， [40] 加上吕西亚问题的影响，“反罗马”呼声渐起，部分官员试图抵制罗马东扩，维持地中海均势。笔者认为，罗马之所以削弱罗德岛，主要是因为罗德岛的均势政策已“变相阻碍”其东扩。此外，对罗德岛势力增长的担忧亦是罗马对其惩罚的重要动机。 [41]
第三，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对罗德岛而言，四通八达的海运贸易一直是其海上势力赖以发展的基础，为了营造海运的安定环境，罗德岛一直以来极力维持地区和平，坚定奉行打击海盗的政策。但从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扩张造成地中海局势十分混乱：其一，战争造成大量流民无家可归，流落海上；其二，罗马打垮了东地中海地区原有的政治势力之后，并未承担起维护海域安全航行的责任，反而有意裁减海军、废弃军港。 [42] 这些因素促使海盗活动东山再起，从而对罗德岛的海运贸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罗马而言，罗德岛对东地中海海运贸易的垄断可能引发了罗马商人集团的嫉妒和不满， [43] 元老院受到商人阶层的压力，才对罗德岛施以严厉制裁。
罗马对罗德岛的削弱和压制并非偶然，而是双方矛盾长期集聚的结果。罗德岛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态度，为罗马采取削弱行动提供了借口。二者关系的恶化，实质上反映了地中海霸主罗马与区域性海上霸主罗德岛的利益冲突，表明罗马对罗德岛的对外政策的不满和罗德岛对罗马扩张的忧虑。
罗德岛地处希腊化三大强国之间，时常遭受海盗袭扰，但不可忽视的是，罗德岛的海上势力恰恰是在与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海盗势力等外部势力的互动、博弈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可以说，外部环境尤其外部敌对因素刺激了罗德岛海洋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其国家机器的发展与完善，推动了其海上势力的崛起。
但罗德岛自身国土面积狭小、国力有限，无法凭借一己之力与任何大国相抗衡，只能审时度势，借助外力谨慎周旋。在埃及、马其顿、塞琉古等势力纷纷衰败之后，罗德岛继而成为罗马东扩中的又一个障碍，最终难逃被征服的命运。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ritime Force of Rhodes during the Hellenistic Period
Abstract： Rhodes is the fourth largest island in the Aegean sea.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it is a maritime hub linking up Asia minor，the Greek mainland and Egypt. From the end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Rhodes，being among the three great hellenistic kingdoms，has been a strategic area coveted by several great powers. Increasingly active piracy has threatened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Rhodes. But the maritime force of Rhodes has developed gradually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foreign powers such as hellenistic kingdoms and the pirates. By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Rhodes，following the kingdoms of Macedonia and Seleucid，was another obstacle to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Rome. Owing to Rome’s sanctions，Rhodian maritime force fell gradually.
Keywords： Hellenistic Period；Rhodes；Maritime Force；the Siege of Demetrius；Piracy
（执行编辑：徐素琴）
[1] Michael I. Rostovtzeff，“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no.2（Jan.，1936），p.236.
[2] 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否成为仲裁者，依据的主要条件便是其声誉，仲裁者的声誉越高，其仲裁结果越有说服力，罗德岛因其良好声誉，成为希腊城邦中最负盛名的仲裁者。参见Sheila L. Ager， Interstate Arbitrations in the Greek World，337-90 B.C.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2。
[3]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Russel M. Geer，20.81；以下所引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哈佛大学“洛易卜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翻译。公元前227/226年，罗德岛发生地震灾害，希腊化王国和许多城邦纷纷援助，参见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3，5.88-90.4；Klaus Bringmann认为，希腊化王国和希腊城邦之所以援助罗德岛，主要在于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参见Klaus Bringmann，“The King as Benefactor：Some Remarks on Ideal Kingship in the Age of Hellenism，” in Anthony Bulloch et al eds.， Images and Ideologies：Self-Definition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3，p.15。
[4]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2，4.51.1-6；托勒密，即托勒密埃及王国。
[5]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3，5.63.
[6]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3，5.100.9-11.
[7] Livy， Roman History ，trans. F. G. Moore，1943，27.30.3-5.
[8] 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Itii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95～96.
[9]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 R. Paton，1922，4.51.5-52.9.
[10]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Russel M. Geer，20.81.4.
[11] Michael I. Rostovtzeff，“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p.242；Lionel Casson，“The Grain Trade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p.172；随着埃及在爱琴海海权的衰落，罗德岛继而兴起，成为爱琴海地区的海运中心。罗德岛的陶罐遍布希腊海岸，这充分表明罗德岛海运贸易曾经的兴盛局面。参见Vit Bubenik， Hellenistic and Roman Greece as a Sociolinguistic Area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gs Publishing Company，1989，p.52；在亚历山大里亚所发现的双耳陶罐中，来自罗德岛的陶罐就占据5/6；此外，在雅典等地也发现许多来自罗德岛的双耳陶罐。参见François Chamoux，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trans. Michel Roussel，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2002，pp.311-312.
[12]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6，25.4.8～10；Appian， Roman History ，trans.，Horace White，1912，Macedonian affairs，11.2.
[13]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Russel M. Geer，20.81.3-4；Pili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9.
[14]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 R. Paton，1922，4.47.1.
[15]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trans. H.L.Jones，1929，14.2.5.
[16]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Russel M. Geer，1954，20.88.7-9，20.96.1-3.
[17] 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79.
[18] 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80.
[19]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Russel M. Geer，20.93.2-5，20.97.3-6；Plutarch， Lives，Demetrius ，trans. Bernadotte Perrin，1920，22.1.
[20] 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78.
[21]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Russel M. Geer，20.98.4-9，20.84.2-5；决战之前，不愿参与守城的外族人遭到驱逐，阵亡将士的孩子得到安置，愿意参与守城的奴隶得到释放，其他罗德岛人或负责后勤保障，或操作战舰，或为轻装步兵。斯特拉波认为，罗德岛政府很关心平民，所以得到人们拥护，战时不缺乏人力，参见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trans. H.L.Jones，1929，14.2.5。
[22]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Russel M. Geer，20.99.1-3；Plutarch， Lives，Demetrius ，trans. Bernadotte Perrin，1920，22.4.
[23] Richard M. Berthold，“The Rhodian Appeal to Rome in 201 B.C.，”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71，No. 2（Dec.，1975-Jan.，1976），pp.106-107.
[24] 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142.
[25] Sheila L. Ager，“Rhodes：The Rise and Fall of a Neutral Diplomat，” 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Bd. 40，H. 1（1991），p.23.
[26] 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p.202-203.
[27]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trans. H.L.Jones，1929，14.2.3；Livy， Roman History ，trans. Alfred C. Schlesinger，1951，45.25.11-13；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7，30.5.11-15.
[28]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7，30.5.1-4，30.19.14-16，30.21.1-2；Livy， Roman History ，trans. Alfred C. Schlesinger，1951，45.25.4-7；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F. R. Walton，1957，31.5.1-2b.
[29] 参见FranÇois Chamoux，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trans. Michel Roussel，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2002，pp.118-119。
[30]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 R. Paton，2012，30.31.7-13；M.Grant and R.Kitzinger，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Greece and Rom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8，p.841.
[31]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trans. F. R. Walton，1957，31.43-45；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 R. Paton，2012，33.17.
[32] Helmut Koester认为，罗马惩罚罗德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动因。他认为，罗马元老院受到商业游说集团的强大压力，所以向罗德岛施压，要求对方放弃对小亚细亚大陆土地的所有权，并严格限制贸易活动，以便符合罗马人占主导地位的提洛岛的利益。参见Helmut Koester， History，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New York and 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95，p.19；Sheila L. Ager认为，罗马惩罚罗德岛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他认为，马其顿和塞琉古衰败之后，罗德岛对于罗马而言，已不再具有之前的价值。参见Sheila L. Ager， Interstate Arbitrations in the Greek World，337-90 B.C. ，pp.336-337。
[33]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6，22.5.1-8.
[34]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R.Paton，1926，25.4.8-10；Appian， Roman History ，trans.，Horace White，1912，Macedonian affairs，11.2.
[35] Richard M. Berthold认为，罗德岛护送帕尔修斯新娘一事引起了罗马的不满，罗马由此借吕西亚问题来警告罗德岛。参见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176；Peter Derow认为，菲利普五世之后，帕尔修斯继位为马其顿国王，他与许多邦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在爱琴海地区的影响力大增，成为爱琴海地区一支重要的势力，罗马对此甚为忧虑，而罗德岛护送帕尔修斯新娘一事更是直接触碰了罗马的敏感神经。参见Peter Derow，“The Arrival of Rome：From the Illyrian Wars to the Fall of Macedon，” in Andrew Erskine，eds.， 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p.67。
[36] Polybius， The Histories ，trans. W. R. Paton，1926，25.4.1-7；Livy， Roman History ，trans. Evan T. Sage and A. C. Schlesinger，1938，41.6.8-12；Appian，“Roman History，” trans. Horace White， The Mithridatic Wars ，1912，9.62. 很显然，罗马依据与罗德岛关系的亲疏变化，做出完全相异的表态，使自己成为罗德岛和吕西亚之间纠纷的仲裁者，而吕西亚实际上已成为罗马手中的一枚棋子。起初，罗马以牺牲吕西亚拉拢罗德岛，随后，在与罗德岛关系恶化时，又鼓动吕西亚“反叛”，借此惩罚、牵制罗德岛。参见Sheila L. Ager， Interstate Arbitrations in the Greek World，337-90 B.C. ，pp.277-278。
[37] 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178.
[38] 罗马在吕西亚问题上，完全以罗德岛和吕西亚之间纠纷的仲裁者自居，把吕西亚作为牵制罗德岛的工具。参见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p.174-176。
[39]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埃及、罗德岛等国引入罗马以抑制马其顿和塞琉古的扩张势头。在一定程度上，罗马因此成了希腊城邦的“保护者”。从此，罗马大规模介入希腊事务，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政治中不可或缺的势力。参见Arthur M.Eckstein， Mediterranean Anarchy，Interstate War and the Rise of Rome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306。
[40] 对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态度，罗德岛内部出现两种声音：其一，派兵支持罗马，对抗马其顿；其二，采取观望态度，试图从中调停。Erich S. Gruen认为，罗德岛内部只是对两种外交策略的选择存在不同看法，而非在选择依附者方面有所冲突，两派本质上殊途同归，都是为了维护罗德岛的独立和稳定，而最后罗德岛执行的政策也恰好是两派折中的结果，即：有限支持罗马，试图从中调解。参见Erich S. Gruen，“Rome and Rhodes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25，No. 1（May，1975），pp.70-71。
[41] Richard M. Berthold认为，随着马其顿、塞琉古的衰败，罗马不再需要罗德岛、帕加马这些“二流国家”的好意，并可能将它们视为其东方秩序的威胁。参见Richard M. Berthold， Rhodes in the Hellenistic Age ，p.205。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对帕加马也日益敌视，Peter Derow认为，这是因为二者在某些方面产生冲突，尤其帕加马的崛起对罗马在东方的影响力有所冲击。参见Peter Derow，“The Arrival of Rome：From the Illyrian Wars to the Fall of Macedon，” in Andrew Erskine，eds.， A Companion to the Hellenistic World ，p.69。
[42] C. G. Starr， The Infleunce of Sea Power on Ancient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61.
[43] Helmut Koester， History，Culture and Relig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