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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希腊黑暗时代晚期，多利亚人移居罗德岛（指岛屿），先后建立三个城邦：林多斯（Lindus）、雅丽索斯（Ialysus）和卡米洛斯（Camirus）。古风时代，这三个城邦由僭主统治，公元前490年臣服于波斯。公元前478年，它们加入提洛同盟，遂成为雅典的属国，公元前412/411年，与开俄斯等邦一起，反抗雅典的统治，投向斯巴达。公元前408/407年，可能出于安全和商业上的考虑，三个城邦宣布联合，史称罗德岛国
。公元前4世纪初期，罗德岛建立民主制，把城邦居民编入德莫（村社）。马其顿王国兴起并征服希腊后，罗德岛一度受制于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逝世后，“继业者之战”遂起，罗德岛趁机独立。之后，“继业者”们纷纷兴建新城，建立各自的政治中心。许多东方城市的新建或重建，使东地中海的贸易趋于繁荣， [1] 罗德岛趁势发展。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其海上势力的发展达到极盛，成为爱琴海乃至整个地中海地区重要的海运中心和海上强国，同时亦成为影响希腊化诸王国之间、罗马和希腊化诸国之间博弈的重要因素。罗德岛的海上势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均有所发展。
其一，就政治层面而言，罗德岛实行中立政策，凭借雄厚实力和良好声誉，多次出任“仲裁者”角色， [2] 不仅是诸希腊化王国拉拢的对象， [3] 还是希腊化三大强国矛盾冲突的“缓冲阀”、海上城邦独立自由的“捍卫者”。从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中叶，罗德岛多次调解各国冲突，如在拜占庭冲突期间，罗德岛在托勒密和塞琉古之间斡旋，成功地劝服托勒密释放安德罗玛科斯（Andromachos，塞琉古王子） [4] ；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期间，安条克三世进逼埃及，罗德岛应埃及请求，积极参与调停、仲裁； [5] 公元前220年到前217年，希腊爆发同盟战争（Social War），罗德岛担心马其顿王国趁势做大，便极力调停，促成和谈； [6] 第一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德岛与托勒密、雅典等国一道再次参与调停，取得一些成果。 [7] 罗德岛调停地区争端、维护区域和平，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海运贸易的畅通，提升其在区域政治中的影响力。若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罗德岛亦不惜动用战争手段予以维护；公元前220年，拜占庭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征税，此举损害了包括罗德岛在内相关邦国的利益，一些城邦纷纷求助于罗德岛。罗德岛遂以海上诸邦领袖的身份，派遣使者前往拜占庭交涉，遭到拒绝后，领导海上诸邦向拜占庭宣战，同时使出外交手段从中斡旋， [8] 拜占庭被迫接受和谈，放弃之前的要求 [9] 。罗德岛对此次冲突强硬且灵活的处置，不仅维护了自身及其他城邦的海事利益，也借此巩固了其海上强国的地位，提升了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其二，就经济层面而言，罗德岛依凭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海运贸易。罗德岛拥有数个天然良港，组建了一个大型奴隶市场。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记载，商人们时常往返于罗德岛和埃及之间，罗德岛为此获利丰厚，埃及已然成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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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随着埃及海上势力的衰落，罗德岛继而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海运中心，尤其在马其顿衰败之后，其海运中心地位更为稳固，加上有罗马庇护，罗德岛贸易航线四通八达，其商人的踪迹东到叙利亚、腓尼基、奇里乞亚和潘菲利亚，西到西班牙、非洲和高卢，东北至克里米亚的希腊城市，北及喀尔巴阡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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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卫本国海运贸易的安全外，罗德岛海军也为他国海运护航，从中获取酬金。公元前178年，罗德岛应帕尔修斯的请求，派遣一支舰队护送其新娘（塞琉古四世的女儿）前往马其顿，获得不菲的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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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德岛颁布《罗德岛法》作为海运航行的准则，此法令得到东地中海所有商人的遵守，
为后来罗马的海商法和拜占庭帝国的《罗德海商法》（
Rhodian Sea Law
）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罗德岛打击海盗雷厉风行，从而赢得了“商人之友”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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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就军事层面而言，罗德岛融合希腊三列桨战舰和海盗的二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船的优点，造出三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舰；此种战舰机动性较强，成为罗德岛海军的主力战舰。从古代史家的记载中，尚难以确定罗德岛战舰的总数，但亦可一窥其非凡的海军实力。据波利比阿（Polybius）记载，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夕的一次海战中，罗德岛以损失3艘战舰的微小代价，击沉马其顿大小舰船50艘，俘获7艘舰船及其船员，重创马其顿海军。无怪乎波利比阿称罗德岛为“海洋事务的主宰”。 [14] 据斯特拉波（Strabo）记载，罗德岛大力建造兵工厂，制造各式武器设备，尤其对造船厂的管理甚为严密；他认为罗德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控制着海洋。 [15] 实际上，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至前2世纪中叶，罗德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爱琴海地区的制海权，其强大海军既是打击海盗和维护海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制服他国和海上扩张的坚实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