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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三十年前，人们可能依旧将前殖民时代的东南亚看作一个与更大的世界贸易圈隔绝的自给村落，没有理会其经济史：
1870年以后……以前妨碍欧洲人开发内地的各种障碍都被迅速铲除。于是，几个世纪以来在经济生活中抵挡欧洲人的冲击，以自给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实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制度令人吃惊地突然消失了。新景象取而代之：谷物由预付款提供资金，为世界市场种植。 [2]
随着后殖民时代经济史的式微与东南亚内外学者为超越殖民史学对其民族历史自主的强调，有关1870年前东南亚经济的这一定见继续因袭。大体上，东南亚资料仍被尝试从更长时段理解全球经济的新作所忽视。“真是太不寻常了”，珍尼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言道，“一个长期位居世界航道中枢的地区自身可说的竟然如此之少”。 [3] 该书例证的类型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截至目前只有若干的资料。人们开始有可能去揭示东南亚经济生活中某些更加广阔的、与世界其他地方惊人相似的周期节律。 [4]
相对而言，1820年前东南亚整体或其各部分的长期指标（long-term indices）鲜见收集。我们目前只有一些人口、船运、出口和进口的时间数列（time series）。最有助于评估东南亚商品经济周期的便是丁香、胡椒、咖啡、糖4种重要出口商品400多年的时间数列。数列显示，东南亚从这4种长距离出口商品中获得的收益在1530～1630年的100年中稳定增长，1650～1670年出现大幅下滑，至1780年代长期停滞。1780年代以后，东南亚迎来第二个更为强劲、稳定的增长期。第二个增长期差不多长达100年，4种出口商品的年均增长率超过4.5%。但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变革尚未进行，1870年后的殖民地时代就迎来刻骨铭心的出口暴跌期；到1890年代，4种商品甚至首次出现1770年代以来的负面影响。 [5] 18世纪末的转变值得特别注意，因为欧洲也陷入经济危机，而欧洲经济常被认为是当时全球贸易的引擎。东南亚大陆18世纪下半叶（1752～1788年）的经济危机要稍早于欧洲，且如欧洲同时经历的法国大革命战争一般，都明显通向一个重聚力量、重塑稳定的时代。在危机中建立新王朝的缅甸、暹罗和越南三国主要通过亲近繁荣的中国获益良多，但也从英国全球商贸利润中分得一杯羹。以上论及的出口（商品）资料主要采自东南亚海岛，下文笔者将重点讨论东南亚大陆更为重要的商品。
在乾隆帝绵长的统治期间（1736～1795年），中国人口膨胀、经济增长，帝国在遭遇近代衰败之前享受最后的和平与繁荣。乾隆末年，自1788年同缅甸、暹罗和越南等国建立异常亲密的邦交关系后，中国在这些南方邻国的皇位继承危机中主导了一系列强有力但不甚成功的调解。1788～1830年，越南、暹罗几乎每年上京入贡，而朝贡又为扩大贸易提供了大好机会。1820年代早期，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注意到，暹罗王廷利用岁贡“每年派遣两艘大帆船到达广州……每艘载重量在900～1000吨之间。仅需些微礼物，便可免除税费”。 [6]
中国人口总量在这一时期急速膨胀，从1700年1.5亿迅速攀升至1850年的约4亿。虽然南方稻米新品种引入、两熟稻种植推广带来农业技术进步，但许多地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沉重。中国历史见证了又一次大移民，许多人离开稠密的长江流域，前往南方亟待开发的边区。在这股移民潮中，1790～1805年云南人口年增长率超过5%，人口总量从1777年310万涨至1825年的630万。 [7] 与此同时，人们经陆路进入缅甸、老挝和越南北部，从广东、福建泛海至帝国隙地，华人的事业边界进一步南展。
1717年，康熙帝颁布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的最后一道禁海令——南洋禁海令。1727年，南洋禁海令废罢，海外帆船贸易合法化并得到鼓励，但居留海外仍要治罪。1749年巴达维亚富商陈怡老（Chen I-lao）可能是最后一名受罚者。1754年，清廷首次宣布，任何有正当理由的华人均可获准还乡，其财产亦受到保护。 [8] 弛禁令的影响迅速显现，商人、矿工、种植工、船工、水手与各色冒险者纷纷流向海外。据克劳福德估算，单是在其履职的1822年前后，一年就有7000华人涌入暹罗。 [9]
18世纪下半叶，华人矿工已在越南北部诸省、西婆罗洲、普吉岛、吉兰丹州和邦加等地聚居。在文莱、柬埔寨及尖竹汶府，华人种植工创建新的胡椒出口工业，类似的还有廖内、柔佛的槟榔，越南、暹罗的糖等。这些经济先锋的生产、贸易大多瞄向中国市场。因此，河仙、西贡、丁加奴、廖内、文莱和苏禄等港口的帆船贸易剧增。中国之外最大的华人港口是曼谷，它可能在18世纪末取代巴达维亚成为加尔各答与广州间最繁忙的港口。
越南南部的阮朝和暹罗却克里王朝尤其擅长利用华人移民拓土增源。约在1700年，来自广东的冒险家鄚玖建立港口国河仙。河仙最初是柬埔寨的藩属国，混合了多元族群和文化。自1708年起，它成为内区（Dang Trong）阮主（交趾支那）管下的自治领地。鄚玖之子，第二任统治者鄚天赐招引许多中国文士，并开始效仿中国朝廷礼仪制度。然而河仙依然居住着众多族群，特别是马来人和高棉人，在河仙日渐增多的广东移民同其在丁加奴州的竞争对手潮州人一样种植胡椒。到18世纪中叶时，越南南部的华人可能超过3万。 [10]
暹罗对华人移民的有效利用不仅使它从1769年的征缅战争中迅速恢复，而且使其新都曼谷前所未有地成为东南亚大陆的经济中心。1771年，拥有一半华人血统的郑信王带领复兴中的暹罗进攻河仙，而后者在大城王朝末期就已成为暹罗强大的贸易对手。郑信王被一支阮主的军队赶出河仙。这是南方阮主政权在三十年西山叛乱（1772～1802年）前取得的最后战果。正如樱井由躬雄等研究者所指出的，暹罗湾的华人港口政权的兴起得益于1569年大城王朝的首次崩溃，而它“止步于18世纪末出现的两大强国面前：吞武里及曼谷王朝时期的暹罗与西山朝及阮朝时期的越南”。
18世纪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日本铜、银供应的减少都有意鼓励中国最直接的对外贸易，从而刺激了华南边境的富矿地区迎来开采高峰。在朝廷有意招募和就业本身的吸引下，大量矿工迁入云南。据报告，到1800年云南一地就有50万名矿工。即便当时人们头脑中有点中华帝国边界的概念，也无法抑制其对更远矿藏的渴望。在今缅甸、老挝、越南等国的北部群山中埋藏着与云南相似的铜、铅、铁和银矿。18世纪更大量的华人矿工涌向这些边界地区，必要时还同当地或该国的当权者订立合同。最佳案例可能就是缅甸下属掸邦的包德温大银矿，打理它的大都是华人。
在越南黎郑政权的北部边境或者说越南北部，尤其是今天的太原省，遗有大量18世纪开采的铜矿和银矿。虽然1717年郑氏出台一道法令，试图根据矿井规模将每座矿井的华人矿工限制在100人、200人和300人3种规模之内，但到18世纪中叶，仅太原省一省铜矿上的广东人就超过2万人。至1760年代，随着大片耕地在早前的饥荒和重赋下荒芜，来自农民的税收甚为微薄，郑氏国库一半的收入据说都取自北边的矿井。矿企控制（通常以公司的形式共掌）日渐困难，1767年王廷曾试图将华人矿工逐出越南北部，但徒劳无功。虽然这一难管的边界地区动荡不已，但在18世纪下半叶，该地两座最大的铜矿每年各自出产280吨、220吨铜，使其成为亚洲产量最高的铜产区之一。 [11]
在更远的南部，在18世纪中叶华人矿工系统开采邦加的锡矿之前，马来半岛及其南部群岛的锡产量少得可怜。邦加锡矿约在1710年发现，但因使用传统的东南亚技术，产出极低。这种情况在1750年左右开始改变，其始于一位当地华人从广东引进签约华工。这些华工使用高超的冲洗技艺迅速地提高了产量，到1760年代，邦加可以平均每年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出口锡1572吨，这可能超过整个东南亚此前30年的总和。 [12] 1771～1774年，仅欧洲商船每年就从东南亚转卖2162吨锡至广州。 [13] 假定有同等数量的锡经中国帆船销往中国或是被印度、东南亚的消费者买走，那么在1770年代，东南亚的锡产量肯定已经超过康沃尔郡，成为世界主要的锡产地。
恰如在邦加岛上发生的那样，华人采矿逐渐完成马来半岛富锡矿田的技术革新，尽管因缺乏安全最初屡屡受挫。早在18世纪初，华人就已从暹罗王手中租得普吉矿田（Junk Ceylon），熔炼马来人、泰国人在此开采的锡矿石。野心勃勃的马来统治者定期引进华人以提高半岛其他地方的既有产量。1770年代，佩拉德苏丹采用一名荷兰人的建议，仿行良好的邦加经验，雇用了华人矿工。雪兰莪州统治者也在1815年左右亦步亦趋。1828年，据说有1000名左右华人在金河乌（今森美兰州）劳作，当年的一场大屠杀迫使他们大量离去。 [14]
19世纪初，马来当局、华人炼工以及马来人、华人混杂的矿工三方之间展开了一场艰难的合作，着手开发遍地林莽的半岛，吸引各种移民前来。据估算，到1835年整个马来半岛的锡年产量为2050吨，1850年左右年产量为3750吨，与邦加大致持平。 [15]
18世纪中期，黄金是吸引中国矿工来到马来半岛东部尤其是西婆罗洲的又一商品。自此之后直至19世纪中期，约6万名中国矿工在西婆罗洲卡普阿斯河北部淘金。他们最有名的组织是公司。在这种带有仪式的兄弟会里，人们依照公认的份额分享资本和劳力。一开始，坤甸和三发的苏丹们邀请华人到河流上游采矿，通过高价卖给工人们大米和其他补给的垄断生意获利。但公司逐渐透过结交当地的土著迪雅克人（包括联姻）、耕作土地及钻空子走私黄金等活动形成自治。19世纪荷兰势力大兴，大多数公司都奉行一套间接管理制度与其和平相处，但最强大的西加里曼丹鹿邑（Montrado）兰芳公司依旧强势，直到1850年代才被收服。
驱动18世纪全球贸易东拓的原因之一便是英国人对茶的迷恋。大约在18世纪中叶，好茶之风弥漫整个英伦。1727年后，随着英国人、荷兰人直航中国港口，大宗商品贸易逐渐增多。英国人对东南亚贸易的诸多新兴趣都是为满足其以发现在广东畅销的贸易商品换回茶叶的需要。胡椒、槟榔、棉花和大米等都在茶的贸易上扮演过交换角色。
胡椒曾是16～17世纪将东南亚带入世界经济的典型经济作物，其后因受殖民者控制基地，随着价格的低落，其种植产量和利润都受到损害，被迫交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独家售卖。1670年代，东南亚的胡椒出口曾达到每年6500吨的峰值，但仍稍逊于后来的1780年代。 [16] 扭转乾坤的便是在后来新兴的自由贸易市场中打拼的中国、美国及亚齐的企业家们。
18世纪中期，华人开始在荷兰、英国势力范围之外东南亚其他经济中心大规模种植胡椒。据说在1760～1790年，文莱华人在“好年景”所获的胡椒年产量可达1200吨。 [17] 1740年代以降，在新加坡以南的廖内群岛种植槟榔、胡椒的华人社区增多；而在丁加奴州及马来半岛东部海岸的各港口，也出现同马来种植工混居的华人小社区。18世纪末，说潮州话的农民着手在暹罗东南角的尖竹汶周边种植胡椒。19世纪初，尖竹汶和柬埔寨濒海地域的胡椒产量上升，且完全销往中国市场。 [18]
在那里，华人用密集人力和高浓度施肥相结合，发展出一套比以前东南亚原胡椒生产更为集约的种植方法。但最壮观的胡椒种植扩张发生在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西海岸。1780年代末，亚齐种植工和美国买主联手在此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其胡椒产量自1795年约800吨增至1824年9000吨，约占世界总供应量的1/2。 [19]
儿茶（甘密）是从苏门达灌木（黑儿茶或棕儿茶）树胶中提取的一种苦涩的刺激物，长久以来都采自野生植物，人们嚼槟榔时偶尔加在一起咀嚼。然而在18世纪，对儿茶的供求暴涨。此种需求最初来自爪哇，当地人人都开始在咀嚼槟榔时加入儿茶。1770年代，爪哇每年进口约700吨这种小块的贵重树胶。 [20] 华人在18世纪发现，也可能从马来人那里习知，儿茶对鞣熟皮革非常有用。1730年代后期，廖内掌权者同华商达成协议引进华工，在保证通常收益的基础上混种儿茶和胡椒。1819年，新加坡甫一开埠，这一产业就已传入，随后传至与新加坡毗连的柔佛。柔佛财政大部分依赖华人种植儿茶和胡椒的地租。19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南部岛屿及柔佛海岸许多茂密的雨林和红树林首遭砍伐，开出的土地种植儿茶和胡椒，砍下的木材则用来熬制儿茶。 [21]
自13世纪甚至更早，东南亚较干燥的地区就广种棉花，输往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中文文献都特别提及缅甸、越南、吕宋及爪哇是棉花产地。而18世纪中国棉花需求的剧增，引发东南亚所有主要产棉区的生产量及出口量大幅攀升。中国棉花进口的海运增长明显，从1768年1375吨增至1773年2866吨。
[22]
但最大的增长点似乎在上缅甸的干旱少雨地区。从那里采购的原棉堆积在实皆（sagaing）市场上，被纺成纱线，卖给来自云南及他处的华商。据估算，到1820年代，陆路商人每年带走的棉花高达6000多吨。
18世纪国际贸易中另一主要农产品是稻米。它也是在华南的需求刺激下，因人口压力与贸易限制放开逐渐拓出的一个巨大市场。1720年代至1730年代中国开放贸易的原因之一便是求购暹罗、吕宋稻米。18世纪中叶，海运大米税收免半的政策鼓励稻米进口，商船至少运来一万担（600吨）稻米。 [23] 暹罗无疑是该政策的最早受益者。而到18世纪下半叶，向华南出口稻米也成为越南南部、吕宋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李塔娜曾指出，18世纪中期，可观的盈余稻米开始在今西贡附近流通，一个华越混融的群体逐渐建立起越南对这一高棉藩属地区的控制。 [24] 自暹罗侵缅至1780年，并无迹象显示暹罗稻米运抵中国。这一缺口恰好为越南南部（和吕宋）的稻米所填补。当1772年西山叛乱切断从西贡到顺化的稻米商路时，湄公河三角洲盈余的稻米转由海运输出。这一资源是统一越南、建立阮朝的阮福映的主要经济优势。他用出口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稻米购回武器。稻米本身并不贵重，却可为利润更高的奢侈品打开新市场。阮福映曾出口稻米至饥馑的暹罗、华南，借此建立起供销网络。1840年前后，新加坡成为西贡稻米的主要销售区。1855年，西贡对新加坡的稻米出口达到价值30万西班牙币的峰值。
不过，最大的单一稻米出口商可能是菲律宾。其中心的吕宋平原是稻米生产最早全商业化的区域之一。因为米商们多避开马尼拉，转向吕宋北部不受管控的小码头出海兴贩，政府监管极为不力。尽管如此，1850年菲律宾出口至中国的稻米仍被认为达到6万吨，价值超过20万西班牙币。 [25] 职是之故，我们应将先行的暹罗大城王朝与后起独立的越南、吕宋看作稻米大规模出口的首驱，正是在它们成功的基础上，湄公河、伊洛瓦底江及湄南河三角洲等地随后开始殖民开发。
上述出口中国的稻米能迅猛增多，还应归功于清朝外贸的逐渐开放与船运能力的大幅提高。1820年代早期，据克劳福德的估算，约有140艘大帆船从事暹罗与华南诸港之间的贸易，总载重量3.5万吨，占暹罗出口总量的2/3。 [26] 这意味着较诸100年前增长了10倍。而在这100年间，阶段增长率在3～20倍之间波动。 [27] 暹中贸易巨幅上涨的情形大多数出现在曼谷王朝头40年，新王朝为广征财赋，在开拓中国贸易方面展现高超的灵活性。
表1是对约翰·克劳福德资料的汇总，揭明新加坡开埠前19世纪早期的帆船贸易模式，涵括自中国航至东南亚各港，暹罗航至中国、东南亚主要地区的贸易状况。
表1 自暹罗、广东、福建诸港出发的南海帆船贸易
注：原表照录，单位为编辑所加。
克劳福德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虽然当时仍是一个多元族群混居的水疆，但西贡已经是越南对外贸易的龙头。他注意到曼谷的华人帆船也前往会安、顺化，“但目前为止最多到”西贡。 [28] 中国开往西贡的帆船虽然比开往越南北部的船只数要少，吨数却多得多。1822年克劳福德到访西贡时，此地已有3000～4000名华人，广东人兴建的庙宇“是我所见过最华丽的建筑”。 [29] 遗憾的是，他并未像对曼谷的华人帆船那般详述西贡的华人帆船，关于后者的信息肯定更少些。1820年代，除明命帝派往新加坡和巴达维亚的皇家船队外，所有西贡的帆船都控制于华人之手。克劳福德倒是提到一艘1822年到访新加坡的西贡华人大帆船的某些细节。这只帆船载重240吨，比多数华人帆船都要大；它是花费4000个西班牙币在“真腊河里”建造的；3位船长、32名船员均按英国标准付薪，曾仅用3天就从昆仑岛航抵马来半岛海岸。 [30]
一份非常实用的、依据马六甲港务局对进港船只记录整理的时间数列正好能定量验证，克劳福德描述的东南亚海域内华人船运的增长可追溯至18世纪末。1761～1785年，到达马六甲港口的船只总数约增长了2倍，从188艘上升至539艘。如以船长的族群划分，这一时期占前两位的是华人（从55名到170名）和马来人（从54名到242名）。若再以帆船的母港细分华人船长驾驭下的帆船，就会发现某些港口华人船运的增长速度远胜马六甲。以马六甲为母港的华人帆船到访次数从1761年30次升为1785年106次，而廖内群岛的华人帆船到访次数从1次增至12次，苏门答腊的西阿克（Siak）则从0次变成12次。
[31]
在河仙陷入郑信王之手之前，此地出发的华人帆船也曾航行至马六甲，1761年2艘，1770年增至5艘。此后，“交趾支那”（可能指西贡）成为中南半岛的主要港口，据说其发至马六甲的帆船1775年4艘，1780年3艘。
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来访船只数量迅速超过马六甲及此前东南亚的所有港口。到1822年，新加坡港口已塞满100多艘欧洲船与1000多艘亚洲船 [32] ，大约是1785年马六甲贸易高峰时的两倍。这一区域接下来的船只增长情况可从表2估出，它包括（东南亚）各地发至新加坡的帆船。
表2 东南亚发至新加坡的大横帆船（SRV）和亚洲普通帆船（Asian）
注：原表照录，单位为编辑所加。
以新加坡为中心的船运在不到20年中吨数激增，正体现东南亚商业繁荣的景气。表2可能主要指出，越南南部港口西贡的“交趾支那”是新加坡华人帆船贸易在东南亚最大的合作伙伴（苏门答腊、廖内群岛的小船主要发往马来群岛）。它在这一时期贸易数额增长3倍之多，恰与东南亚诸国普遍的贸易扩张相同步。
新加坡与暹罗、柬埔寨及越南（英国人仍称其为“交趾支那”）的贸易尤其值得注意。欧洲人固有的成见不公正地认为这些国家都是“幽闭王国”（hermit kingdom）。而事实上，就是在17世纪末，越南的阮氏、郑氏和暹罗也没有关停对外贸易，只是大都将外贸全托给华商，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武装的欧洲舰船对他们图谋不轨。 [33] 而以上所述18世纪后期华人商业的扩张使得这些国家更加积极主动地同邻国交往。特别是吞武里和曼谷两王朝，它们自1767年（郑信王）、1782年（拉玛一世）建立起就各自成功地吸引了华人船运。据克劳福德估算，华人在此造船的费用仅需福建的一半，是广东的一半都不到。 [34] 在曼谷王朝早期亲华的环境下，船主也喜欢这个比广州、厦门还亲善可期的商贸政权。曼谷大约在18至19世纪之交跃升为主要的华人集散中心，取代1680～1740年的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直到1825年左右才被新加坡所替代。依据1820年代早期的观察，克劳福德宣称它是继广州之后亚洲最大的独立港。 [35]
在大城王朝衰亡之前，暹罗的海外贸易已经辐射至马六甲海峡的各中转港。1758～1759年就有10艘暹罗帆船进入巨港， [36] 而之前的1750年、1752年两年都仅有2艘抵达巴达维亚。暹罗很快就从征缅战争中复苏的证明是1770年代后期一年就有11艘暹罗船贩运鱼米至巴达维亚 [37] ，一两艘暹罗帆船到访荷属马六甲，运回印度的布匹、鸦片及欧洲商品，如果我们所见的1785年的数据具有代表性的话。 [38] 1817年，英属槟榔屿开始吸引曼谷的华人船商，但新加坡条件更优。182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暹罗最重要的东南亚港口，自然也是其最具竞争力的对手。往返曼谷与新加坡的帆船尺寸迅速增大。从1829～1830年船均载重127吨上升至1841～1842年的252吨。表2其实掩盖了帆船载重总吨数持续上涨的趋势。如由暹罗出发的帆船载重总吨数从1829～1830年的7500吨涨至1841～1842年的1.24万吨。贸易以暹罗的糖、盐、大米、紫胶和若干中国商品交换英国与印度的布匹、鸦片及其他商品，其价值同时也大致翻了一番。 [39]
19世纪早期统一越南的阮朝诸帝虽然如克劳福德所言，以“通常或真或假地轻视对外贸易”而知名 [40] ，但对新加坡这一国际港口很感兴趣。虽然其出口一直以中国为中心，可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初最早到访的帆船中就有前文论及的那条西贡华人帆船。在新加坡，用越南稻米交换鸦片有利可图。这想必就是1840～1850年代数量大得惊人的百吨左右越人/华人帆船——在新加坡以“拱塔（topes）”闻名——来此所做的主要生意。越南明令禁止鸦片进口，政府一直将其视为走私，但明命帝自从收到1825年他派往新加坡的使团报告后，开始同新加坡进行重要的皇室贸易。然而这位皇帝却通过禁止越南船只携带枪支来阻碍私商贸易。“拱塔”船由此成为暹罗湾海盗的主要目标。皇帝自己经营实质的垄断贸易，出口丝绸、茶叶、犀牛角、糖和大米，进口军装布料、子弹用锡、火枪和鸦片。总之，越南与新加坡的贸易增长迅猛，价值从1820年代约15万个西班牙币升至1840年代晚期约60万个西班牙币，跟暹罗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水平相当。 [41]
正如占婆悠久的历史所彰显的，一方面，就港口和临近中国与世界各地海上贸易主航道的地利而言，今越南南部海岸特别适合商贸；但另一方面，漫长曲折的“山海之势”使得该区域很难从陆地实现统一，且极易受到海盗攻击。可以看出，自从并入越南世界的一部分后，其历史都长期处在海洋地理遗产与政治控制需要的竞争之中。
18世纪末19世纪初，整个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大陆主要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商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南半岛南部水疆（water frontier）不仅是这一时期推动东南亚贸易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且为阮朝肇建横跨整个漫长海岸线的统一政权提供资源。于此如彼，更广阔的区域视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疆界的经济动力。
Abstract： In general，Southeast Asian data remains under represented in the new writing attempting to make sense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longer term. It begins to be possible to discern some of the broader rhymes of 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life，which often show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with those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most helpful for estimating cycles of the commercial economy are the series assembled for four key exports：cloves，pepper，coffee，and sugar over four centuries. These show that the revenue to Southeast Asians from the four long-distance export items went through a sustained period of growth between 1530 and 1630，and a major slump in 1650-1670 followed by a long stagnation until the 1780s. From the 1780s onward for almost a century there was a second and even stronger sustained period of growth during which these four exports grew by an average of over 4.5 percent per year. The paper focuses more on the commodities of greater importance to mainland Southeast Asia，such as Chinese migrants，mining，agricultural exports and shipping，reveals th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marked a major increase in the tempo of commerce throughout Southeast Asia，largely influenced（especially in the mainland）by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e Water Frontier of southern Indochina was a major element in this moment of dynamic Southeast Asian growth and provided the resourc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under the Nguyen of the first unified government over this whole long coastline.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respects，a broader regional perspective can assist us in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dynamics of this frontier.
Keywords： Chinese Trade；Southeast Asian；Economic Expansion；Later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Water Frontier
（执行编辑：王潞）
[1]
作者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译者周鑫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丽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审校者李塔娜（Li Tana）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富乐屯）历史系孙来臣教授、大阪大学文学研究部桃木至朗教授的诸多教益，谨致谢忱。原作Anthony Reid，“Chinese Trade and Southeast Asian 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An Overview，” in Nola Cooke & Li Tana eds.，
Water Frontier：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1750-1880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1-34。
[2] D.G.E.Hall， A History of South East Asia ，3rd，Basingstoke：Macmillan，1968，p.781；译者注：此段译文参考该书中译本，见D.G.E.霍尔：《东南亚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885页。
[3] 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System A.D.1250-1350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96-297.
[4] Victor Lieberman，“Transcending East-West Dichotomies，” in Victor Lieberman ed.， Beyond Binary Histories：Re-imagining Eurasia to c.1830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p.82-90；Anthony Reid，“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24（1990）：iv.
[5] Bulbeck et al.，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Fourteenth Century：Cloves，Pepper，Coffee and Sugar ，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pp.10-15.
[6] 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reprint，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409.
[7] James Lee，“The Legacy of Immi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1250-1850，” Annales de Demographie Historique ，1982，pp.29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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