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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思韩（John E.Wills，Jr.）
在欧美的中国研究中，“海洋中国”（maritime China）至少19世纪晚期大变局以前的“海洋中国”始终不受重视。其他地区的中国研究虽表现各异，却也大致如此。日本汉学久困于汗牛充栋的江南文献之中，大陆学界笼罩在清朝“大中国”（Greater China）继承者的政治需要之下；台湾甚至只要国民党政权仍不忘神州，就几乎以大陆的城市命名台北各街道。不过当下台湾勃勃知识盛景中出现的这一系列盛会、杰作
及其他成果，彰显对“海洋中国”的兴趣。但这种兴趣一直又与复杂的台湾人身份认同缠绕不清。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另一种做中国人的方式，如改用李塔娜（Li Tana）讨论越南南部的措辞“不做中国人”，则至少拒绝某些“中国人”概念中霸权的政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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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亦同中国打破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层面的“闭关锁国”（isolation）紧密相连，引人入胜。值得注意的是，“闭关锁国”（isolation）一词在欧洲诸语中似乎秉有一海洋的隐喻，而在汉语中重要的实指和隐喻则似乎都是长城。这种变革虽然走向不明，但必将形塑21世纪的世界。台湾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但其发展的过程既错综复杂，又充满矛盾。
对历史学者来说，打破“闭关锁国”就要求我们应将所有的中国研究，无论海洋还是陆地，都放诸全球视野里进行比较。笔者拟先从比较的视野和长期的连续性两方面讨论中国的大陆性（continentality），然后再回到海洋问题。如此大费周章，敬请读者谅解。
中国很早就形成幅员辽阔的大陆政权，活跃的海上交往却相对较晚，甚至比其引起统治者与精英们在公开讨论中的特别关注还要晚。我们先来比较明清帝国和近代早期世界的其他帝国，特别是奥斯曼土耳其、萨法维波斯和莫卧儿印度。在如此广袤的版图内以相对适度的政府税收、中央军队规模和官僚群体稳固国内秩序，明清帝国的成功模式令人惊讶。有一重要的对比。明清帝国很少将权力下放至民族—宗教群体，而莫卧儿印度赋予印度教种姓集团内部自治，奥斯曼著名的米勒特（Millet）制给予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甚至罗马天主教徒群体自治权；萨法维波斯则有掌握经济命脉的亚美尼亚人群体。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清朝对长久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做了一系列适度且重要的调整，某些可能朝着上述其他帝国的民族—宗教授权制方向迈进。亦请容许笔者再次离题，采用拙著《名山》（ Mountain of Fame ）中的概述方式，讨论某些大家可能在中国史概论课讲义中碰到的主题。我们需要试着思考一个在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下不常提出的世界史问题：为何中国会在如斯漫长的历史中始终如此辽阔？
上溯至公元前6世纪～前3世纪，即璀璨的战国群雄时代，冲突、发展和文化创造迸发。随着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该时代终结。自此，中国历史便形成长期统一广袤疆域的特征。当其疆域向外尤其是往南和西南扩张时，边地的精英自愿接受中央的管辖。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人就遭遇来自北方边境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他们必须常常依靠城墙展开联合防御。最近研究显示，这是同一“北方文化”（northern culture）背景的两个相反方向沉淀（precipitations）的结果。 [2] 还有治水问题。黄河一旦泛滥改道，对两岸努力耕作的农民而言不啻灭顶之灾。公元前2世纪～前1世纪，中华帝国的各级官府已在协调建造黄河下游的堤坝。因此，一旦联合、协调失败，就可能导致北族入侵或洪水滔天。
这些大陆的生态因素只能部分解释华北的长期统一，却根本无法回答华中、华南及西南特别是海南、台湾长久且成功的统合。这些地方水利的问题常常已就地解决，其地域文化与华北迥异，方言更有天壤之别。在此，我们必须用比较的视野观察北方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它们打通了（北方）同南方精英、平民融合之路。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一种将人群划分为“我们”与“他们”的强烈倾向。当你遇见“他们”中的一员，总是保持警惕，甚或率先攻击。塞尔维亚人（Serbs）和克罗地亚人（Croats）即是一例。你不会希望你的女儿下嫁给“他们”中的一员。事实上，在这种部族制下，表亲婚配通常是人们的首选。这种“竞争性的企业团结精神”（competitive corporate solidarities）体系可追溯至城邦林立的古希腊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到1648年在欧洲成形、1815年后扩及全世界的多国体制。相形之下，我们向上穷追中国人的亲属（kinship）构成，就会发现它早已实行异族通婚与父系制度。同一父系的人，后来同姓甚至明确无血缘关系的同姓都不能婚配。因此每一桩婚姻都牵涉到“外人”，而不由血缘预定。在今天世界的许多地方及1850年以前的世界各地，婚姻都被理解为两个家庭的联合，是基于可靠的条件而非年轻冲动的荷尔蒙。一个潜在的中国女婿可能需要证明自己，不断展现品质，甚至婚后亦如此。
可以说，这种家庭与亲属背景滋养了尧舜禹三代传说中的政治文化。他们每次都不是依据血缘，而是在证明堪当大任之后继位。舜是在尧将二女嫁给他之后家庭和睦，才通过最终考验的。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亲属关系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基础，使得其没有走向希腊城邦式的“竞争性的企业团结精神”，反而形成了开放的一对一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许多人又是层级关系。这种关系在所有复杂的组织中都至关重要，但中国人特别深谙此道。如果一个人在中国社会中不考量关系，他将寸步难行。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一种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君臣之道。中国丰富的历史故事中，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不是君主而是忠臣。他们保家卫国，惩贪除暴，冒死直谏。孔子便是这样的忠臣，并为万世忠臣之师。孔子身处春秋之世，深怀报国之心。即使如此，当政治腐败时，他便与门人弟子四处游历，寻找愿行王道的君主。
这一政治文化主题对中国大一统的延续非常重要。早在战国时期，强主就可依靠从广袤国土上选出大量的贤能之士充当后备官员，亦可直接任命其做官，治理当地。秦及汉初，帝国许多地方精英甚至边地的蛮王夷长，都为官位的道德魅力和物质奖励所吸引；同一北方文化圈的游牧王公和长江谷地具有独特巫觋文化的楚国精英，皆被中央政治秩序所吸纳。君臣之道因时而变，一如欧洲传统中公民与团结的习语。笔者在《名山》一书中对其有些涉及。或许正是因为郑成功“不君不臣”，行动异乎寻常，其最终结果是失败。还值得指出的是，在清朝取得大陆上的最后胜利时，中国西南的云南民族精英正被纳入统治秩序之中，而云南或广东的有志之士则发现已难以抗拒科举入仕。因此，我们这里提及的政治精英都着眼于保护社会系统正常运转所需的文化与价值。他们与官僚体系合作，提升官僚体系，进行事务改革，如救荒、防洪等。而那些平时极少参与政治的普通百姓，可能渴望的只是有一子能通过科举，其他更多的则通过辛勤而精巧地务农、做工、经商过上好日子。他们也是大胆的先锋，挺进西南的深山甚至到台湾，充当矿工和种植美洲新作物的农民。
丰富的满、汉和西文档案能帮助我们理解清朝在大陆的巨大成就。1670年陪同葡萄牙使节前往北京的一名葡籍耶稣会士撰写的报告称，时年17岁的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跟活泼好奇的年轻人一样，对使团中一名陪侍葡人的非洲奴隶特别着迷。笔者认为，皇帝及其廷臣在这次接见中极可能使用满语而非汉语，可惜史料无征。皇祖母孝庄太后虽隐居幕后，却对朝政影响甚大。她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后裔。她与入关前的满洲皇帝皇太极的婚姻是蒙古贵族进入满族人统治的清朝上层的关键一步。当时藏传佛教已深入蒙古人的生活，孝庄太后就有一张手佩佛珠的肖像画。大约自1690年，清朝在镇压部分敌对的蒙古部落时发现，要全面掌控草原，他们不仅需要派兵在拉萨驻防，监督西藏事务，特别是达赖与班禅的转世，而且也需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城镇驻军。
也就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罗斯流放者、宗教异见者、哥萨克人、酗酒的牧师和其他的流氓以惊人的速度越过西伯利亚来到草原北部，从当地人手中诈取这一时期许多欧洲王室画像中常见的白貂皮和紫貂皮。这一世界性历史事件导致：第一，蒙古人身处夹缝中，清朝与沙俄达成较长时期的和解，双方都不与其结盟，只给他们留下清帝国内含混不清的身份和对昔日征服世界时光的追忆；第二，北京有效治理的领土一直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边界，甚至包括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滨海行省。这些在大陆上取得的惊人成就对清朝皇帝的自我形象和战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大风和沙尘自北方刮来之时，人们甚至能在北京感受到那一方向的力量。但最能触动笔者的是那遥远的1979年。当时随魏斐德（Fred Wakeman）率领的明清史学家代表团访问承德避暑山庄时，见到两座拉萨布达拉宫式的藏传寺庙和江南风格的园林。清朝非常自信地与辽阔疆域内的士大夫展开合作，如乾隆朝名臣陈弘谋即来自边远的广西桂林。但在其他的边境，清帝国并不得心应手。如陷入无意义的征缅之役，又错误地在1788年发动安南之役。当然，他们在直面海上不断变化的世界时会十分警惕与不安。如此我们理所应当地转向海洋问题（他们会说，终于回到正题了！）。
如何处理所有这些不得不面对的外交、海洋和其他问题呢？首先试着从“外交”这一名词开始。我们发现早期中国尤其是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出有趣的、发达的可与近代西方相类似的国际关系。但自大秦一统之后，中华政治文化圈内竞争的各政权间的关系一直变动不居，部分是因为许多精英士大夫并不总是忠于一国一地，时常择木而栖。而在秦汉帝国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文化结构中，“内”和“外”就像阴阳观念里的许多对一样被视为互补的一对。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其新出的杰作《早期中国的空间结构》中展现了一个深刻的辩证模式：从人体的界限（boundary）皮肤到宇宙的视界，每一层面，中国思想家既坚持界限的重要性，又强调通过适当的关系跨过它们，内外的秩序因此和谐相容。 [3] “内”“外”必须以适当的形式相接，不然就没有婚姻和子嗣。当然财产还是需要界限，比如，士大夫家就要从共同空间中给女性划出一块作私寝地。秦及其身后统一的汉帝国，“内”如此宽广，以致“外”在大多数精英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中所占甚少。自此中国历史便形成长期统一广袤疆域的特征。而当其疆域向外尤其是往南和西南扩张时，边地的精英自愿纳入中央的统治结构。这种巨大的“内”倾向结果造成在大多数中国精英的经验中，“外”非常“远”且不常想到。与之鲜明对比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治术核心是外交和国家间的竞争。中国乡村、市镇或城市的寻常百姓都可能看见说话古怪、穿着古怪的外来人，但这些怪人几乎来自“内”部，都是皇帝的臣民。
“外”当然也多种多样。俄国沙皇，安南、朝鲜国王及滇缅山区错综的种族与空间政治（ethnic and spatial politics）勾画出陆地边界的“外”，我们这里暂不讨论。跨海交往与陆地边界的相接有怎样的不同？海湾、海峡从字面上来讲，是人类可以驾船越过却“不能久居”（but not live permanently）之处。也不像陆地边界，如中国的华南边界或1700年前诸族杂居的东北，人群与文化可以跨越其间，混合并形成连续统一体。当你到达一段新的海岸时，你可能会在一个贸易和权力中心停泊。它同你的始发港和中途港的差异以及你的外人身份都显而易见。当然，海洋可以相通。海路运输大宗货物，通常要比陆路快捷、便宜。一个不断重现的可能是，从1500年穆斯林逃离基督教化的西班牙，到1975年越南人前往泰国，再到今天非洲人甘冒生命危险尝试抵达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船民是移民活动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另一个不断重现的可能是，经水路运送大量武装完备、补给充足的人员去建立前哨或殖民地。某些人群对此就比其他人更有兴趣。
希腊人对此就比中国人更有兴趣。由此我们可以开始比较南海与地中海。地中海在欧美史学著作中是一个高度连通的海洋典型，其沿海陆地的历史紧密相连。我们要展开比较，还需引入其他高度连通的海洋案例，比如，曾是穆斯林海洋世界的印度洋和奴隶、蔗糖贸易时代的南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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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在这一讨论中能成为主角，主要得益于其在欧洲的地理位置和北美的欧洲史研究。它在欧洲史研究中有几个首选的、必不可少的主题：一是希腊与波斯、埃及的关系；二是罗马与希腊文化的关系；三是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成功的海权政体全面掌控地中海沿岸的卓绝成就；四是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提出的争议性新论题，即地中海被兴起的穆斯林势力占领南岸后出现巨大分裂与贸易衰落。而欧美历史学家对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所描绘的16世纪地中海无与伦比的图景的着迷，更是如何夸张都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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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日益庞杂的历史学越来越多地利用现代民族志研究，关注生态问题。我们非常有幸看到一本极其透彻且充满雄心的这类研究著作，即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和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的《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
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如果研究南海的同行想认真对待比较海洋史，笔者建议他们买下此书，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当然，要读完并不轻松，它有500多页的正文、100页的参考论著和96页的参考文献。
该书行文活泼有力，不时勇武好斗，“是揭露这些错误观念的时候了”。
几乎每一页对其他的重要研究有独到而明断的概述。在其勾画的地中海的海陆景观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地相距很近，但水土差异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是同一种“地中海气候”，但降水变化无常，这极其重要：人们可以利用多样的自然资源而非单一的农作物或家畜“兼种、储存和再分配”，从而降低食物灾难性损失带来的风险。结果看到的地中海是一很小规模的“微通”（microconnectivity）景观：人们的生产活动多样化，有时参与贸易或其他长距离的再分配，但通常仅有少量盈余；几乎所有的航线是港口到港口、海岬至海岬，全海域常常能够看见陆地，漫长的航海季除冬季外都能通航，能够利用本地风向的变化在任意两点间自由来往。研究南海的学者可以思考些适合从“微通”开始的主题和区域。如越南中部同其山区及海南、珠三角、新加坡-廖内或爪哇北岸的联系。也肯定想知道是否将来拥有资源，或是资助田野调查、绘图的资源，做出与已有的地中海研究相媲美的成果。他们应该注意到某些关键的差异。在笔者看来，最明显的就是“季风铁律”（iron logic of the monsoons）。每个季节，人们只能朝一个方向做长途航行，来回一趟几乎要花费一年的时间。从华中到日本，从海南岛到越南中部及越过暹罗湾的几条长途航线看不到陆地。越南和菲律宾之间长长的海域也非常危险，不能东西横渡。
布罗代尔的名著对这场讨论的影响虽然有些间接，却非常巨大。这从两部东南亚海洋史的经典著作丹尼斯·龙巴尔（Denys Lombard）的《十字路口的爪哇》（ Le Carrefour Javanais ）和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可以略见一斑。还有不少学者如普塔克（Roderich Ptak）、桑杰·萨布拉曼洋（Sanjay Subrahmanyam）和台湾的张彬村都致力于描绘东南亚的海洋互动及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商人、移民、产品和市场。遗憾的是，龙巴尔在1998年筹划召开的一场会议前去世。不过，其他撰述者大力拓展了这些论题。 [6] 希瑟·萨瑟兰（Heather Sutherland）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出色的文献综述，对将布罗代尔模型应用到东南亚研究上的局限做了分析。 [7] 再回到笔者在上文概述的地中海与南海的差异并同其他的海洋区域作比较上。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季风类型（monsoon regimes），如在联系紧密的东非、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次大陆。但比较之后，地中海仍是特例，它是你可以在一漫长的航海季中朝任一方向航行的一片海域（the Mediterranean remains the exception，a sea you can cross both ways in all directions through a long sailing season）。这基本上是热带季风类型与温带季风类型的比较。若将比较延伸到热带大西洋与温带大西洋应当也很容易，但笔者尚未着手。
倘若南海不是另外一个地中海，那它是什么？笔者将使用编年大事记来展开讨论。但能将南海与其他热带季风类型海域比较到何种程度，尚不确定。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自汉初，今广东、越南北部的港口与印度洋、地中海就有相当多的贸易联系。对近代之前中国影响最深远的外来冲击来自佛教。来华定居的外国僧人和经海、陆二道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的记载，都是中国佛教不朽的遗产。最著名的当属414年由海路归国的法显 [8] 和陆路归国的玄奘。虽然玄奘是经陆路往返，但其著作在中国沿海地区也很知名。1688年乘英国船只前往马德拉斯的一些中国人极可能读过它，或由读过的人为他们做航行前的简报。他们访问的坎奇普兰（Kanchipuram）正是玄奘在著作中提及在次大陆到过的最南端。 [9] 沈丹森（Tansen Sen）最近出版了一本精彩的从长时段全面阐述中印关系史的专著。他指出，双方高僧大德的活动和对印度经文遗迹的探寻是中印贸易的重要原动力；而当密宗和其他大乘支派给中国佛教立起自己的圣地、经文和遗迹时，佛教驱动的贸易便向香料、香木和其他消费品的贸易转型。 [10]
自公元9世纪起，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士大夫开始对抗佛教无孔不入的传播。印度与东南亚的海上交往越来越少地由佛教朝圣者、经书与遗物的交流所维持，越来越多地被中国活跃的消费经济——香料、苏木、珍珠的进口所主导。大约在1250年，就有小股的中国商人定居在印度港口，其更大规模和影响力的群体则散布在东南亚的贸易中心。 [11] 但我们所知非常零碎，只有少量存世的中文文献能透露些许信息。苏基朗·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休·克拉克（Hugh Clark）、贾志扬（John Chaffee）、普塔克及其他人的重要研究成果为我们绘出了宋元时期泉州这一世界大港和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 [12]
笔者再举出一两条零散的史料，将其整合起来勾画1100年左右东南亚华人的面貌。最广为人知的一条史料或许就是伟大的伊本·白图泰描述中国船只的段落。他说10艘或更多的中国船在1330年代航行至今南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另一条史料说的是位于今泰米尔纳德邦海岸的纳加帕蒂南的中国塔楼。1790年代荷兰画家乔治·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画过其废墟，它一直到1850年代才颓坏不存。这一建筑1268年的中文题铭便保存在汪大渊著名的《岛夷志略》中。 [13] 有一则古老的传说讲到，14世纪中叶暹罗阿瑜陀耶王朝的建立者拥有部分中国血统。此外还有纵横于苏门答腊的巨港（Balenbang）、后被郑和消灭的陈祖义海上势力。 [14]
笔者曾通过爬梳明朝档案，研究过1380年代明朝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关系。下面请允许我摘引其中的几条注文。1386年，占城王遣王子宝部颂诗那日勿出使南京，向明廷献象54只。
次年1387年，又遣使臣辛加咄献象51只。
大象只有享用充足的水源和植物才能长途跋涉，但是敌国安南横亘在占城与明朝之间，所以这些大象必定需要船甚至大船运输。加上为食物与饲养者提供的空间，我们只能估定一艘近200英尺长的中国远洋大帆船最多容载4只大象。以此类推，运载这54只象需要14艘大船。它们虽然不及人们想象的郑和宝船那般庞大，但也必定坚固。占城硬木森林资源丰富，而中国的造船术也已经传入并与当地的技术和船型长期融合。我们由此可以设想，占城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与中国移民群体在占城的存在及其深度介入海洋贸易和使团管理之间是否有关联？这一群体至少在宋末就已出现。留下的证据材料虽然稀少，却使人印象深刻。《宋史·占城传》云：“别置文吏五十余员，有郎中、员外、秀才之称，分掌资储宝货等事，亦无资奉，但给龟鱼充食及免调役而已。”
宋朝文官头衔的使用及“资储宝货”管理人员的专门化强烈暗示：正是华人移民组成的专业文官体系在负责占城的对外贸易。这比广为人知的华人移民进入马六甲和暹罗的朝贡使团、管理暹罗朝贡贸易的“华人帕康”（Chinese Phraklang）分别约早200年、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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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对元代南海的描述：“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
有关中国在1000～1400年和1400～1800年变迁性质的讨论，学界的解释正发生着某些重要的转变。 [16] 一看到像杭州或泉州那样的大城市生活与宋代精英士大夫的实证精神、世俗气质，我们就会忍不住由此开始尝试探讨12世纪的中国。但要注意，我们描绘的图景必须平衡并兼顾许多因战乱或战争掠夺而贫困不堪的地区。这种不均的繁荣一直为短祚的蒙元帝国（1279～1368年）所延续，但遭元明易代的可怕战争所严重破坏。明太祖亲自主持，在他对残酷的权力现实的兴趣与士大夫维护文化正统、阶级统治的使命之间达成一脆弱的共识后，制定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全面控制社会的规划。这个规划很快让位于宫廷/阉人/军人与士大夫之间混乱的政争。但明朝的统治搭好了帝国内和平的架构。地方士绅身处其中可以努力恢复农村经济，而不用遭遇宋朝那样的地区不平衡与政府干预。随着产品的专门化，区域之间的贸易接踵而来。到1500年，中国再度在工艺品生产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大规模贸易又急需大笔白银，以致1600年前后数十年，中国成为日本与新世界银矿不断增加供应的白银的主要输入地。 [17]
这些对外关系特别是海洋关系转变的后果是非常矛盾的。明初贸易的衰退和真假倭寇的肆虐导致严禁所有中国帆船出海从事大规模贸易。只有与朝贡使团相关的外国人在中国港口才受到欢迎。这是防守的政治需要与本土主义、官僚主义的理想化相结合造成的一均衡态势。其结果便是永乐帝在位期间（1402～1424年），朝廷花费巨帑派人四处远航，招诱外国统治者遣使纳贡。一些使者还留下内容丰富的行记。 [18] 最著名的当属郑和下西洋，数年前其曾因孟席斯（Gavin Menzies）那本充满臆测的书得到广泛的关注。 [19] 所有这些活动都有赖于内廷/宦官掌握朝政，但为士大夫深忌，因此到仁宗朝士大夫上台后便消失殆尽。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大都被销毁，这也给孟席斯等留下想象的空间。而保存下来的几份绝佳的私人记录则提醒我们，那么多敏锐的观察和翔实的记载湮没无踪。 [20]
有关1425～1550年间中国的海上交往，我们所知的并不可靠。明代严禁海外贸易的海禁政策应渊源有自。不过，这种贸易大体属私人贸易，产生的税收虽然乐意输往朝廷，可到达港的知识却不愿广泛分享。海禁无疑使这一情形更加恶化。来自中国港口的贸易虽未停止，却都是不合法、不公开的。一些中国商人采取在爪哇、暹罗或马来半岛入乡随俗，管理当地统治者的朝贡贸易等方式继续经商，但当他们伴随使节回到中国时就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与知识。因此，与地中海的人群不同，中国人既没有建立海外的华人殖民地，也很少撰写、出版有关这些遥远海岸的书籍。
一系列“代表性团体的海上转型”（contingent offshore transformation）塑造了1550～1800年的东亚海域，创造了“一广阔的无政府空间，无国家的海上华人日益繁多”（a wide stateless space in which the stateless maritime Chinese flourished）。闻风而至的是超国家（para-statal）的东印度公司和印度、英国、亚美尼亚及巴斯等地的私商。这些私商虽然亦是公然的无政府的，但终究从大英帝国的有效动员中获益良多。海洋中国与地中海二者季风规律的差异由此变得引人注目。如果你当时是一名在九州或爪哇做生意的中国海商，那么在季风转向之前都不能返回中国。在每一阶段，我们必须平衡兼顾海洋空间的固有逻辑与政治的偶然事件及变动的后果。1550年左右，针对明朝严厉的剿倭措施，倭寇展开反扑。但倭寇的反扑很可能因不能在一年中随时往返而遭削弱。中国和琉球的贸易在16世纪末大幅下降，直到1609年琉球被萨摩藩征服、彻底丧失国家独立及其自主的海洋中心的地位为止。日本政府支持的朱印船贸易和丰臣秀吉愚蠢发动的侵朝之役，也随着日本人的败退而结束。试想一下：如果有日本人的积极参与，18～19世纪东亚海域的面貌就可能完全改观。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我们也能看到，一个立足福建沿海或台湾、“政治自主的海洋中国的代表团体的失败”（the contingent failure of a politically autonomous maritime China），即郑氏政权的兴衰。 [21] 魏长乐（Charles Wheeler）正在进行的研究显示，1680年代至1690年代长崎、广州与会安之间的商人和僧侣构成了一个明遗民网络。笔者认为，将来有可能将此网络同在厦门、普陀山的郑氏余部联系起来。可惜这项工作至今尚未开展。除了笔者下面将要提到的一个不甚明朗的外，他们都未拥有真正的政治自治。
直到18世纪，明遗民的习俗与意识形态仍可在东南亚见到。在暹罗，中国移民巧妙地管理着国王介入的对外贸易，包括同前往北京向清廷朝贡的使团相关的朝贡贸易。在今越南中南部的阮朝，流亡的明遗民在海外贸易管理和湄公河三角洲农业开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湄公河三角洲西端的河仙是一个大型的自治、有文化的华人据点，也是东南亚海域中最接近真正殖民地的华人“殖民地”。樱井由躬雄指出，河仙自治权的丧失不仅因为暹罗、越南两国的内乱，还因为河仙的广州人、雷州人同大城（Ayutthya）、尖竹汶（Chantaburi）的潮州人之间的敌对。 [22] 即便有家乡的盟友尝试支援同胞，保卫殖民地，也会立刻碰到季风铁律。清帝国的君臣并不像某些人曾想象的那般一概敌视海外移民，但中文史料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掌握的东南亚知识大都三缄其口。 [23] 清朝统治者们与海外华人彼此互不信任。最后一个对比便是有关书写“海外是什么”（what’s beyond the seas）的伟大传统。西方从希罗多德一直往下延续，到笔者最近通读的17世纪荷兰人的著述。通读后发现，他们在广州、厦门的商馆、仓库中掌握保存的东南亚知识极其深厚，但能够付梓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将继续进行这种讨论，笔者也希望改进本文使用的一些比较和对比。当前许多精干的专家团队亦正汲汲于此，如日本东京的樱井由躬雄及其学生，新的“九州—琉球”网站和项目
；台湾的曹永和、张彬村及其他学者；欧洲的普塔克及其网络；荷兰莱顿的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和TANAP（Towards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学生及其他；乔治·布莱恩·索萨（George Bryan Souza）；范岱克（Paul van Dyke）；新加坡的安东尼·瑞德、韦杰夫及其他人。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故去的前贤：查尔斯·博克塞（Charles Boxer）、岩生成一、丹尼斯·龙巴尔及陈荆和
。海上华人擅长建立关系。互联网世界是一个跨国的世界，也是一种建立关系的利器。笔者的电子邮箱地址是jwills@usc.edu，敬请保持联系。
Abstract： For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Studies of China，maritime China，at least before the great crisis of the late 1800s，has been a marginal topic. This also has been true different ways of Japanese Sinology，mainland Chinese studies and Taiwan. The studies of maritime China need to place everything we study about China，maritime and continental，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begins by placing the continentality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long temporal continuity. Then sketch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nection across an ocean and on a land frontier，and some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iron logic of the monsoons.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historiography，the Mediterranean is the type case of an ocean of such high connectivity that the histories of the lands on its shores are strongly inter-linked. The picture of the Mediterranean was a landscape of micro-connectivity at very small scales as people diversified their productive activities，which sometimes were articulated into trade and other forms of redistribution over long distances，but usually in small increments；most Mediterranean sailing was from harbor to harbor，headland to headland，an amazing high proportion of the whole sea is in sight land，and over a long sailing season，all except the winter months，it was possible to make use of local wind variations to sail between any two points in either direction. But in the South China Sea，you can make long voyages only in one direction in any season；a round trip takes most of a year；there are several long runs out of sight of land and so on. Finally，tries to contribute to this discussion by some chronological summary. It shows that unlike the Mediterranean，the Chinese planted no Chinese colonies and wrote little for publication about those far shores.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Mediterranean；maritime China；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the continentality of China；micro-connectivity；the iron logic of the monsoons
（执行编辑：徐素琴）
[1] Li Tana， Nguyen Cochin China：Southern Vietn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thaca：Cornell Southeast Asia Studies Publications，1998，p.156；越南人比中国人还难接受多元认同的观念。
[2] 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3] 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arly China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4] 据说北京有些“军事评论员”据美国在加勒比海的霸权类推，想用“中国的加勒比海”谈论南海。这提醒我们在将这些讨论引入当代事务时要三思而后行，见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bara，“China’s Caribbe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XXVI，No. 1，Winter-Spring 2006，pp. 79-92。
[5]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及其后多种版本。对此精辟的评论见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Blackwell，2000，pp. 36-44。有关文本和认知的解释，尤其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解释，见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eds. Histories：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New York：New Press，1995，pp.83-88，349-370，526-537。
[6] Claude Guillot，Denys Lombard，and Roderich Ptak，e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China Sea：Miscellaneous Notes ，Wiesbaden：Harrassowitz，1998，特别是吉约（Guillot）和普塔克的前言；Sanjay Subrahmanyam，“Notes on Circulation and Asymmetry in Two Mediterraneans，c. 1400-1800，” pp. 21-43；张彬村：《宋代闽南海贸习俗的形成》，pp. 143-155；Ptak，“Ming Maritime Trade to Southeast Asia，1368-1567：Visions of A ‘System’，” pp.157-191. 亦见Ptak “Quanzhou：At the Northern Edge of a Southeast Asian ‘Mediterranean’？” in Angela Schottenhammer，ed.， The Emporiurn of the World ，pp. 395-428。
[7] Heather Sutherland，“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alogy，”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4，No. 1（2003），pp. 1-20.
[8] James Legge，tr.，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 in India and Ceylon（A.D. 399-414）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n Discipline ，Oxford：Clarendon Press，1886，reprinted 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5.
[9] Wills， 1688，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W.W. Norton and London：Granta，2001，pp. 287；译者注：即《大唐西域记》卷十提到的“达罗毗荼国”。
[10] Tansen Sen， 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 ，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特别是其中的第3、4章。
[11] Tansen Sen， 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 ，Honolulu：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pp.197-243。
[12] Billy So， 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Cambridge 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Angela Schottenhammer，ed.， 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Maritime Quanzhou，1000-1400 ，Leiden，Boston，Köln：Brill，2000.
[13] Tansen Sen， Buddhism，Diplomacy，and Trade：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600-1400 ，pp. 231；Do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Calcutta：Sahitya Samsad，1971；Max de Brujin and Remco Raben，eds.， The World of Jan Brandes，1743-1850：Drawings by a Dutch Traveler in Batavia，Ceylon，and Southern Africa ，Amsterdam：Rijksmuseum and Waanders Publishers，2004，pp. 353-354；译者注：此塔事迹载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土塔”条，中华书局，1981，第285～287页。
[14] Chang Pin-ts’un，“The First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Roderich Ptak and Dietmar Rothermund，eds.， Emporia Commodities and Entrepreneurs in Asian Maritime Trade，c.1400-1750 ，Beiträge zur Südasienforschung，Südasien-Institut，Universität Heidelberg，No. 141，Stuttgart；Franz Steiner，1992，pp. 13-28.
[15] Dhiravat na Pombejra，“Princes，Pretenders，and the Chinese Phraklang：An Analysis of Dutch Evidence Concerning Siamese Court Politics，1699-1734，” in Leonard Blussé and Femme Ganstra，eds. 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ategory of Asian History ，Aldershot UK and Broolfield VT，1998，pp.107-130.
[16] 见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7] Dennis O. Flynn， World Silver and Monetary History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Aldershot Hants and Brookfield VT：Ashgate/Variourm，1996；关于这些白银流入的解释是学者们争论不已的话题。
[18] Morris Rossabi，“Two Ming Envoys to Central Asia，” T’oung Pao ，Vol. 62，No. 3（1976），pp.1-34；Rossabi，“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ü fan-kuo chih ，” Ming Studies ，17（Fall 1983），pp.49-59.
[19] Gavin Menzies， 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New York and London：Bantam，2002；对此中肯可靠的概述，可参见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The Treasure Fleet of Dragon Throne，1405-1433 ，New York and London：Simon&Schuster，1994；Edward L. Dreyer， Zheng He：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1405-1433 ，New York：Pearson Longman，2006。
[20] 例见J.V.G. Mills，tr.， Ma Huan：Ying-Yai Sheng-Lan：“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 ，London：Hakluyt，1970；Bankok White Lotus，1997。
[21] Wills，“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Wills， 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aperback，1981，pp.204-238；Lynn A.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1644-1662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54-166.
[22] Yumio Sakurai and Takako Kitagawa，“Ha Tien or Banteay Meas in the Time of the Fall of Ayutthaya，” in Kennon Brezeale，ed.， From Japan to Arabia：Ayutthaya’s Maritime Relations with Asia ，Bangkok：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extbook Project，1999，pp. 150-220；Sakurai，“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Pioneers on the Water Frontier of Indochina，” in Nola Cooke and Li Tana，eds.， Water Frontier：Commerc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1750-1850 ，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and Lanham and London：Rowman & Littlefield，2004，pp. 35-52.
[23] 即便对专家而言，相关目录与观点评述直到最近才有较为明晰的呈现，见Wills，ed.， Eclipsed Entrepo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Taiwan and Central Vietnam，1500-1800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VT：Ashgate，2002；Wills，“Qing Relations with Annam and Siam，1680-1810，”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Taipei，December，2004；有关中越关系历史与现状的非凡杰作，可参见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and 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