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主力战船“德龙猛”

陈志强 ^[1]

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五条船里，有一条属于皇帝……港湾里停泊着8艘大船……有皇帝的战船“德龙猛”，以及威尼斯的三层桨帆船，以及更多的小船。 ^[2]

这是1453年爆发的拜占廷（又译作“拜占庭”）帝国京都保卫战幸存者留下的记载，明确提到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1449～1453年在位）能够调遣的守城海军舰船情况，其中包括一条主力战船“德龙猛”和若干条小船。有专家指出，当时皇帝总共拥有十条船，其中大部分是轻型快船，只有一条是战船“德龙猛”。 ^[3] 我们姑且不谈从史料和后世研究结论来看，当时拜占廷帝国衰弱到了何种程度，仅就记载中提到的战船而论，“德龙猛”是能够投入战役的主战舰船。

那么，什么是“德龙猛”？它有何强大之处能够使其成为拜占廷帝国海军的主力战船？国际拜占廷学界军事史家曾对它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对于我们揭开其神秘面纱大有帮助。但是，他们通常认为，这种主力战船大多活跃在公元7～11世纪，而后随着拜占廷帝国海军力量衰落而消失。然而，前引史料清晰地证明，直到拜占廷帝国最后一战，皇帝麾下仍有“德龙猛”，可见它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拜占廷帝国衰亡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其一度称霸地中海的威风。本文专门就“德龙猛”略谈一二，就教于同人。

一

“德龙猛”δρóμωνες（dromons）最早出现于公元5世纪的拜占廷帝国海域，7世纪成为拜占廷海军主力战船。据拜占廷史料，这个名称在古代是指适合于东地中海航行的轻便快船，并与更小的船只“哈兰迪亚”χελάνδια（chelandia）和更大的帆船“亚雷埃”γαλέαι（galeai，亦即西地中海流行的大帆船galley）相区别。根据考证，“德龙猛”一词来自古希腊语，原意为“快速”，相当于拉丁语mobilitas，形容作战中行动敏捷，后来引申为“机动灵活”。可能是因为海战中也同样崇尚快速灵活的作战风格，“德龙猛”屡显奇效，因此后来的拜占廷人也将其主力战船称为“德龙猛”。 ^[4]

拜占廷历史文献中常见有关“德龙猛”的记载，目前所知最早提及这个名字的文献，是公元5世纪初前后成书的《历史》。该文献长期被后人认定为匿名作家的作品，但近年来的研究结论确定它出自撒尔迪卡人尤纳比欧斯（Eunapios of Sardis，345/6～414年？）之手。据说他是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的好友，参与过大量帝国政治、军事大事件，因此所著14卷《历史》提供了诸多珍贵历史信息。其中涉及“德龙猛”的部分在该书残卷404年以前，故可推测拜占廷帝国早期即5世纪初就开始使用这种战船了。 ^[5] 但是，文字记述还是难以在人们脑海中形成比较准确的图像，故而后人不得不从4种古籍中找到“德龙猛”的插图。其一是现藏莫斯科历史博物馆的吉鲁多夫·普萨尔特古本，其二是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格里高利“布道词”，其三是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大马士革人约翰的散文。前者可以确定是843～847年完成的文献，而后两者则属于879～882年的作品。最后一种为11世纪拜占廷作家约翰·斯基利奇斯（John Skylitzes）所撰写的《简明编年史》，现藏于马德里国家图书馆。它们提供的插图比较直观形象地描绘了拜占廷“德龙猛”。 ^[6]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 ，7 th -11 th Centnries ，London：Osprey Military，2006，p.4.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uturies ，p.27；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s Novy ca 500-1204 ，Leiden：Brill Acodemic Publisher，2006，p.143.

从图1中可以看出“德龙猛”的几个明显特征。首先从船体的造型上看，船头船尾高高卷起，呈现明显的圆弧形弧线。这一点在此后涉及“德龙猛”的画面中非常突出，并与同一时期的阿拉伯战船“沙兰狄”（shalandi）有明显区别，与古罗马的战船也不同。根据学者考证，这个特征来自古希腊造船风格，也许是东地中海古代船只的流行样式。之所以如此，除了东地中海浅海较多的地理因素外，据分析还与船只的建造方式有直接关系。图2是发现于塞浦路斯岛基雷尼亚（Kyrenia）近海的古希腊沉船，年代测定为公元前4世纪。从该古船遗物残片看，其建造方式是用木板组装船体，而非后世采用的用龙骨支撑船体，这与“德龙猛”的建造方式相同。木板自下向上排列，相互间以榫眼和榫头紧密咬合，榫眼间隔距离为7.5厘米。造船工按照图纸放样，船体木板一直有序排列到船帮位置，再以更结实的木材固定成型。船头船尾的卷曲可能有利于船型的稳固。以榫眼、榫头和木钉连接的船板十分牢固，再以植物纤维填充船体木板之间的缝隙，下水后，经浸泡，木材轻微膨胀，进一步加强了船体的密闭防水性。9世纪以后造船技术的变革逐渐改变了拜占廷“德龙猛”的建造方式，龙骨、肋骨、檩条作为船体支撑物，楔形榫眼和榫头造船工艺也渐渐退出地中海世界。 ^[7]

其次，图1显示“德龙猛”为单桅杆船只，桅杆上挂有大型风帆。关于这种船只的桅杆和船帆，学界争论不休，原因是史料来源的多样性与信息的多样化造成研究结论各不相同。争论集中在“德龙猛”的桅杆数量和船帆的形状等问题上。有人认为，它最多拥有两根桅杆，从来没有三桅“德龙猛”，通常只有一根桅杆或者没有桅杆，个头较小的战船更是如此。 ^[8] 也有的学者认为，三桅杆的“德龙猛”在后期也很常见。 ^[9] 那么“德龙猛”是采用方形帆还是三角帆呢？学者们面对大量文献和艺术品提供的信息，也难以抉择。一个为多数学者接受的意见是，拜占廷“德龙猛”既继承了古代地中海战船传统的方形帆，也采用了后来出现的三角帆，前者以横梁悬挂在主桅杆上，根据需要可以卷起也可以放开。后者则以三角帆的一端悬挂在桅杆顶端，根据风向可以随时调整三角帆的方向，甚至在逆风的情况下也可以借助风力航行，只不过是采取Z字形航线。至于说拜占廷人使用桅杆的时间问题，学者早有定论：帝国海军最初的船只就安装了桅杆。 ^[10] 图3、图4提供的考古遗址墙壁上的涂鸦画作，也都能印证我们这里谈到的几个结论。许多涉及海战的文献还提到，拜占廷海军在投入战场前的一项准备工作是放倒船帆，也就是以此减少敌军的攻击目标，增加“德龙猛”在战场上的灵活性。图5表现了船员放倒桅杆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推测的证据。据此我们还可以推测，参与搏杀的战船大多依靠桨手划桨提供前进或后退的动力。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35.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34.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59.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36.

最后，“德龙猛”的主要动力依靠桨手提供，舵手掌握船只方向。桨手提供的动力在正面肉搏中可能比风帆提供的动力更为重要，同时也可以说，在以运输为主要目的的航行中，风帆的作用大于桨手的作用。拜占廷人继承古代地中海传统技术，大多采用单排桨制，每船50名桨手，分为两列排在战船两侧，桨手之间相隔110厘米，以利于他们充分展开划桨动作，避免相互影响。分列船舷两侧的桨手动作划一，集中发力提高船速。 ^[11] 专家根据大量史料记载，计算出其航速为每小时3节半，相当于6.5公里。 ^[12] 单层桨“德龙猛”的船桨长度为4.66米，它发展成为双层桨船只后（同时意味着桨手数量上升到百人），上层桨手的位置恰好位于下层桨手的上方甲板上。为了解决好两层桨手划动时的碰撞问题，确定上层桨手使用5.178米长的船桨，采用28度入水角划水，而下层桨手则用4.66米船桨，采用11度入水角。 ^[13] 图7和图9为两层桨“德龙猛”，下层桨手隐蔽在甲板之下，图片表现两层桨时有明显区别。图8为单层桨“德龙猛”。学者们认为，拜占廷海军近海作战比较普遍，因此更为机动灵活的单层桨战船较多。 ^[14] 在所有关于“德龙猛”的历史图画中均可见到舵手，与船上桨手相对而坐于船的一端者。读者可能产生的问题在于，如何判断画面中“德龙猛”的方向？通常而言，“德龙猛”继承古代罗马战船船头装置“冲撞角”的传统，但是专家认为，由于“德龙猛”船体比罗马帝国时代战船小，因此其冲撞角也相对较小。另外，从画面判断舵手的直观因素还有一点，即船舵的方向与船桨方向不同。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uturies ，p.22.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30.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42.

“德龙猛”为木质船体，因此为防护敌方船只攻击可能造成的损伤，拜占廷海军采取多种防护措施。从图像中可见，一些船体侧面有盾牌防护，有文献记载称，某些船体用浸透海水的厚重湿布做防护。“德龙猛”的这一特点是与其进攻性设计思路密切相关的。专家推测，采用厚重湿布的防护措施是拜占廷军队在海战中大规模使用“希腊火”以后采用的，并认为这是拜占廷战船的一大优势。 ^[15] 图6可以清楚展现，拜占廷“德龙猛”上的一位将士向敌人船只施放“希腊火”的场景。所谓“希腊火”又被拜占廷人称为“液体火焰”ύγρóν πύρ，英文为liquid flame，是7世纪下半叶拜占廷人在抵抗阿拉伯海军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发明的火器。 ^[16] 据史料记载，“希腊火”是由佳利尼科斯（Callinicos）发明的。此人曾在叙利亚从事建筑业，在寻找和研究建筑用防水材料时对炼丹术发生了浓厚兴趣，并进行过长期的“化学”研究，因此，逐渐掌握了火药的配制方法。阿拉伯军队侵占叙利亚后，他随逃难的人群撤往首都，在途经小亚细亚地区时发现了当地出产的一种黑色黏稠油脂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这种油脂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石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希腊火”是一种以石油为主体，混合了易燃树脂和硫黄等物质的黏稠油脂。它容易点燃，但不具备爆炸力，因此便于携带和运输。其性状如油，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和燃烧，而且容易附着于物体表面。士兵们通常使用管状铜制喷射器将它向敌人喷洒，然后射出带火的弓箭将它点燃。也有的专家认为，“希腊火”喷射时便已经点燃。拜占廷海军派遣轻便“德龙猛”引诱敌军大船出击，在诱敌过程中将大量“希腊火”洒在水面上，点燃后借助风力烧毁敌船。喷射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大体类似于今天常见的儿童水枪，只是体积更大，喷口更粗，便于大量喷洒黏稠的“希腊火”。事实上，自从在拜占廷帝国的高加索和亚美尼亚地区发现石油以后，就有相当数量的石油被运往君士坦丁堡，对于它的可燃性人们也早已熟悉。佳利尼科斯的新贡献在于将相当比例的易燃物质加入石油，使得它的可燃性变为易燃性，成为新式武器“希腊火”。 ^[17] 由于原料充足，拜占廷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希腊火”。拜占廷守城部队和海军就是依靠这种新式武器一度占据了海战优势。 还有的专家通过对多种古代战船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德龙猛”与古罗马战船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船端的“冲撞角”。拜占廷人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将过去安装在吃水线以下的“冲撞角”改到了水面以上船端部位。换言之，拜占廷“德龙猛”的船体攻击武器设计思路做出了重大调整。这反映“德龙猛”的战术攻击对象从破坏敌人船只的船体转移到打击其桨手，以便使敌船丧失动力和战斗力。 ^[18] 读者可以从图5和图10（或图11）的对照中看清这一变化，前者是古罗马战船的基本形状，后者则是“德龙猛”的通常样式。从战船攻击性角度看，“德龙猛”更强调速度和灵活性，而不重视力量型的“肉搏”。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ovy ca 500-1204 ，p.144.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49.

综上所述，依据历史文献和古籍插图可知，拜占廷主力战船“德龙猛”是一种木船，采用地中海世界传统的船桨和船帆等技术为动力，具有吃水浅、船体轻、机动灵活等特点，配合拜占廷各城市强大的城防工事和“希腊火”等新式武器，有效维护了其海上权益。学者根据多种史料推测，其船体长度最小时也超过40米，船体中部最宽处达到5.5米，可以搭乘约100人，而最大的“德龙猛”可搭载230人，甚至更多。 ^[19] 还有的学者准确计算了“德龙猛”的乘员数量，认为其最低数字为108人，其中包括桨手、战斗人员和指挥者。那么，这种小巧灵便的“德龙猛”是否真的成为拜占廷海军的主力战船了呢？答案还需要从文献史料中查找。

二

拜占廷作家提及“德龙猛”的史料在公元6世纪以后迅速增多。公元6世纪的拜占廷作家马赛林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在其《编年纪事》中就曾提道：“在意大利港口中聚集着数不清的军事用途的德龙猛战船。” ^[20] 有专家考证，这段文字写作的准确年代是公元518年，显然，这个时期的拜占廷海军已经组建了成规模的“德龙猛”舰队。 ^[21] 同样是在6世纪，《查士丁尼法典》规定，“德龙猛编队也应提前做好准备和各项后勤保障”。 ^[22] 我们知道，这里引用的作家马赛林努斯·戈麦斯是个西地中海人，长期在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留学，并滞留在京城寻求仕途发展。后来他成为查士丁尼青年时代的好友，当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登基后，他也随同发达，受封爵位，名列贵族，成为皇帝的座上客。他的记载和《查士丁尼法典》互为印证，表明6世纪的拜占廷海军就以“德龙猛”为主力战船了。

如果读者对上引史料还心存疑虑，对大量“德龙猛”编队是否组成了主力舰队不能得出肯定性答案的话，当时的另一位作家约翰（John Lydos，490～565年）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他在用希腊文完成的作品《官志》中明确写道：“拉文纳港湾中，这些小船在德龙猛舰队间传达命令”，在此του δρóμωνας一词是用来修饰“舰队”的定语。 ^[23] 查此公为拜占廷帝国小亚细亚省区人士，在查士丁尼一世治下为官40年，卸任后15年间专心致力于著书立说，多为客观记载查士丁尼时代王朝政事。他关于“德龙猛”的表述进一步证明了上引两条史料的可靠性。

拜占廷编年史作家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s，490～574年）也在其作品中先后多次记载了拜占廷海军在备战中建造“德龙猛”战船的情况。 ^[24] 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拜占廷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普罗柯比（Prokopios，？～565年），他在其著名的《战史》中比较详细的谈到了“德龙猛”：

他们还有比较大型的战船准备投入海战，数量达到了92艘，它们都是装有防护甲板的单层桨船只，以便防止乘坐在船上的人员可能暴露在敌人的飞箭流石攻击下。这种战船被当时人称作德龙猛，因为它们能够达到很高的时速。 ^[25]

普罗柯比曾长期担任查士丁尼朝中最重要的将领贝利撒留（Belisarios，505～565年）的秘书和法律顾问，亲身参加了作品所涉及的多次战争。后来奉诏调回朝廷，在皇帝身边专事写作，留有多部传世史书。其作品仿效古典希腊史家风格，描写生动细致。专家们特别重视普罗柯比在这里的记述，因为这种被确定称呼为“德龙猛”的战船在其描述468年的北非海战中并未提及，而是使用了ναύς和πλοίον这两个名称，显然是其他种类的战船。论者甚至认为，正是在查士丁尼通过东征西讨扩张帝国时期的频繁海战中，新式战船（或改进型战船）“德龙猛”以其机动灵活的特点迅速占据了拜占廷海军主力战船的位置。 ^[26] “德龙猛”研究专家普尔耶认为，此时期拜占廷主力战船重大的变革主要集中在防护甲板、船首冲撞角和船帆三个方面。

7世纪以后，提及“德龙猛”的史料就更多了。例如，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ktos of Simokattes，580～641年）所写的《历史》中有两处涉及“德龙猛”战船：其一是记载拜占廷帝国北方前线将军（即拜占廷军队前线指挥官）普利斯科斯，于595年在贝尔格莱德地方使用大批“德龙猛”快船出击侵入多瑙河防区的阿瓦尔人；其二是记载皇帝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于590年乘坐“德龙猛”从西林布里亚疾驶前往京城伊拉克略亚港。在描述中，作者多次描写“德龙猛”使用πεντηκοντóρω，即“50名桨手”。 ^[27] 这个记载与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的相关推测是吻合的，因为这一标准多次出现在后世的文献中。无论是皇帝利奥六世（Leo VI，886～912年在位）的《兵法》，还是10世纪的其他史料，都一再谈到“德龙猛”的桨手通常在50人到54人之间，即每排桨手在25人到27人之间。专家甚至认为，这个桨手数量成为造船的定制，拜占廷人坚持使用到13世纪。在此期间，更大型号的多层桨帆船“德龙猛”，可能也是在这一定制基础上的发展的。 ^[28]

又如11世纪拜占廷作家约翰·斯基利奇斯所撰写的《简明编年史》，是拜占廷史料中最集中使用插图来提供拜占廷“德龙猛”信息的作品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拜占廷海军的鼎盛状况。虽然这位作者的生平无从考证，但是学者们推测他曾担任朝廷重臣，其作品引用的材料和转引的前代作品都透露他的特殊身份，因为该书最后一部分是他本人对亲历事件的记载和评论。在他推崇的军事将领中，卡塔喀隆（Katakalon Kekaumenos，？～1057年）备受青睐，其一生战绩几乎被记录在案。在其各项丰功伟绩中，他于941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海战中大败基辅罗斯大公海军，成功保卫君士坦丁堡，得到了约翰浓墨重彩的描写。图10描绘的就是这场战役，拜占廷“德龙猛”凭借其船首装置的“冲撞角”击溃罗斯舰船，敌军桨手纷纷落水，赤身裸体漂浮在水面上，而失去动力的敌船也丧失了战斗力。 ^[29]

这里，我们要特别展示皇帝利奥六世的《兵法》。《兵法》又译为《战术》，是利奥六世诸多传世作品之一，成书于905年（或906年）。他在该作品前言中申明，为了有效对抗阿拉伯军事入侵，有必要系统地阐明拜占廷陆军和海军事务，包括将领、士兵、作战计划、装备、战法、武器、军需等。本文选取《兵法》中有关海军主力战船“德龙猛”的规定，以飨读者。“朕愿言及未在古代兵法手册中找到的海战问题。朕已读过相关奏折，也从我们海军‘将军’那里了解了些许现下的经验，无论他们取得了什么胜利或者遭受了什么失败，朕都选取一些案例……对目前众所周知的德龙猛战船做如下简明规定”。“你们必需装备适于海战中打击敌人舰船的德龙猛，在作战中抵抗和进攻敌人，你们必须使你们战船的装备能够在各方面击败敌军”。“德龙猛的建造既不应过于沉重或在征途中航行迟缓，也不应太轻便或过于脆弱经不住海浪而破损，或被对方攻击而沉没。应对德龙猛采用适当工艺，以使它既不在征途上行动迟缓，也不会在风浪中和敌人攻击下破损，保持坚固”。“应该充分供应与定型的德龙猛所有装备相同的复制部件，例如，船舵、船桨、桨架、船桨圆形密封圈、枕木、船帆、船坞、桅杆，和其他造船工艺认为需要的东西。德龙猛还应拥有多余的船用木料，亦即甲板木料、船帮木料，以及麻刀、沥青和液体沥青。桨手中应有一人是配备了全套工具的修船工匠，工具包括扁斧、木转、木锯和其他相关工具”。“最重要的是，船上应有一名‘掷火者’坐在船头，通常应用青铜喷口喷射火焰焚烧敌人。在‘掷火者’上方应加装防护甲板，防护堡本身以木板打造，海军将士可在其上站立，与敌船塔楼上发动攻击的敌军搏杀，或者从防护堡上对敌人全船抛掷武器进行攻击”。“此外，他们还应建造所说的木质堡垒，在最大型号德龙猛桅杆处的船中央周围以木板建造，军士将从这里向敌船中部抛掷打磨过的石弹或沉重的铁块，它们底部应具有刀剑形边缘，以便将士们能利用其重量砸穿敌船，或者砸碎那些躲藏在甲板下的敌人，或者他们能够取得其他意外的战果，不是放火烧掉敌船就是杀死船上的敌人。每条德龙猛应足够长，以便很好地安置两层桨手座位，一层在下一层在上”。“每层桨位至少应有25对桨手能够活动的座位，总共50个桨手，或有25对桨位在下，同样25对桨位在上，每对桨手应各就各位，一个在左，另一个在右。所有的桨手本身都应该是战士，包括上下两层，总共100人。除了这些船员，还应有德龙猛船长和执掌军旗的旗手，以及两名负责掌控德龙猛战船的舵手，他们被称作‘舵手’，还另有一人作为预备船长。船首最后排的两个桨手，一人应为‘掷火者’，另一人应为‘抛锚人’，也即向水中抛掷铁锚的人。立于船首的弓箭手应全副武装。船长或舰船指挥的舱室应建在船尾，相互保持距离，应随时保护其安全，防止对方发射的流弹。司令官从指挥室能够总览全局，并对德龙猛发出必要的指令”。“还应为你们建造其他更大的德龙猛，具有200人的空间，可能更多或者更少，完全依据对敌作战时的需要而定。其中50人应在下层桨位服役，150人应在上层服役，所有船员都应全副武装，并与敌人搏斗”。“同样，你们还应建造更小更快的德龙猛，即人所共知的小船或单体船，你们应使用这种快速轻便的船作为前哨船只，或者用来完成其他基本任务”。“你们应建造其他供给船只，运输马匹和辎重，它们应装载所有将士们的装备军需，以使德龙猛战船不必负担太重；特别是在战斗中，需要小船提供武器或其他物资，从事分发物资的任务”。 ^[30] 上引大段史料是有关拜占廷“德龙猛”战船最详尽的文字记载，从中可见“德龙猛”的各方面信息，包括这种战船的建造原则、基本的建造流程、重要部件的制造、造船的基本材料、使用的方法、船员的配置、桨手的人数、桨位的安排、作战中的基本战术、船员的保护、战船的指挥、其他配套“德龙猛”小船的任务等。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后人由此了解到“德龙猛”的建造方式是首先按照规定尺寸制作统一样式的部件复制品而后整体组装。这些信息也印证了本文第一节中对“德龙猛”多种特征的描述。

也许正是利奥六世所在的马其顿王朝的强大实力，促进了以“德龙猛”为主力战船的拜占廷海军建设，并凭借其海上力量发动了多次海战，不仅在东地中海，而且在多瑙河和黑海及其出口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取得了许多胜利。大教长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 Mystikos，852～925年）在其致皇帝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 I Lekapenos，920～944年在位）的信中，就对海战胜利表示祝贺。 ^[31] 塞奥发尼斯也在其作品中描述了拜占廷海军于960年远征克里特、袭击穆斯林的海战。 ^[32] 还有一些史料记载了911～912年、920～921年，以及949年拜占廷海军对克里特的多次远征，其快船成功发动了对克里特穆斯林的袭击。 ^[33] 大量文献史料提供的证据证明了拜占廷海军主力战船“德龙猛”一度称霸东地中海，只是由于拜占廷帝国在马其顿王朝之后的衰败，导致帝国海军实力的下降，“德龙猛”也逐渐失去了辉煌。但是，作为拜占廷人重要的水上作战武器，它仍然长期存在，直到拜占廷帝国灭亡的最后一战。

三

“德龙猛”成为拜占廷海军主力战船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拜占廷帝国实力的强弱和东地中海特殊的环境，特别是海况，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发挥“德龙猛”的特点，采取何种方式有利于利用自身优势维护帝国海上权益，这些都是拜占廷海军以“德龙猛”为主力战船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拜占廷帝国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324～337年在位）开启新都君士坦丁堡以后，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称霸地中海的传统。但是在此后数百年期间，入侵欧洲的日耳曼部落各路人马逐渐侵蚀和挑战帝国对地中海的控制权。直到查士丁尼一世发动大规模战争重新控制西地中海地区后，拜占廷帝国再度夺取地中海制海权。贝利撒留统率的海军舰队攻灭汪达尔王国，夺取其首都迦太基后，拜占廷舰队便重登地中海霸主地位，从君士坦丁堡和东地中海各海军基地出航的海军舰队发挥着维持地中海秩序的“巡警”作用。到7世纪中期时，地中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动，斯拉夫海盗日益猖獗，阿拉伯海军加入伊斯兰教哈里发海军扩张行动中，拜占廷海权因此遭到严重挑战，为此帝国重建强大舰队，旨在全面保卫广大的沿海地区城乡居民和通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航线。

正是在重建帝国海军舰队政策的推动下，“德龙猛”才以其轻便快捷和机动灵活的特点成为主力战船的。拜占廷帝国地处东地中海，该区域以浅海为主。由于帝国海军采取防御性战略，其主要作战目标不是古罗马时代的远海征服，而是近海巡航，前者需要大型运兵战船，而后者需要大量较小型的“德龙猛”。在7、8世纪拜占廷帝国进行全面“军区制”改革中，由帝国中央政府统一辖制的帝国海军也悄然转变为地方军区“将军”指挥下的小舰队。“德龙猛”在新的海军编制内更有利于发挥自身的优势，一方面其建造更符合各地军区的实力，另一方面其特征更符合各地军区的作战任务。伊苏利亚王朝的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及其继任者先后组建了几个海上军区，如732年设置的基维尔海奥特军区（Kiburrhaiotai）、843年设置的爱琴海军区（Aegean Sea）和899年设置的萨莫斯军区（Samos），皇家海军舰队规模缩小，仅负责拱卫首都君士坦丁堡海域。如果帝国海军发动远征战事，则各军区要派出舰船和将士参与军事行动。史料明确记载的几次重大海战都是由中央和军区地方舰队联合作战的，如941年歼灭基辅罗斯舰队、961年克里特袭击战、965年塞浦路斯海战。 ^[34]

东地中海的海况特别有利于“德龙猛”战船的行动。根据欧洲史前史专家的研究，地中海在新仙女木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冰川气候之后，气温迅速上升，冰盖和冰川融化促使海平面升高，形成了地中海盆地沿海大量浅海地区，特别是拜占廷中心区海域的爱琴海和黑海一带，海水逐渐淹没了平原，造成该地区大面积的浅海床和岛礁。该海域21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深度仅570米，数千个大小岛屿星罗棋布，航海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陆地。 这种海洋环境特别有利于“德龙猛”这类轻型船只航行，因为它船体轻，吃水浅，便于灵活地在岛礁之间穿行，尤其不会轻易发生触礁沉船事故。诚如奥赫里德大主教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ktos of Ohrid，1050～1108年）所说，船员们都“用船桨触碰着干涸的土地”，试探着防止船只搁浅。 ^[35] 这种帆桨快船的速度在6～8节之间，特别是在7世纪引入三角帆技术后更加灵活便捷。地中海每年4月到10月之间盛行北风，而其余时间盛行南风。船员掌握了季风和基本的气象知识即可在岛屿间航行。

近海航行和轻型船只还要求船员熟知航线地标与各个港口基地，因为正确的航行路线可以减少无谓的消耗，而小型轻便的“德龙猛”不能随船携带大量远航所需物资，特别是淡水，需要在“岛对岛”的航行中及时补充船员的给养。在顺风航行中，航程可以大大加快，但在逆风航行中，航行的时间就大大增加。拜占廷帝国重视重要航线沿途港湾、基地建设，与古罗马时代强调邮驿系统建设一样，只不过一个在海上，一个在陆上。难怪《兵法》对舰队指挥官和船长的要求中，特别提出他们必须具备天文和气象知识：

首先，海军部队“将军”必须具有海上经验，了解舰队编制排列，知道如何捕捉和预先发现空气中的细微变化与海风变化，通过观察群星出现的变化和群星中的迹象，通过发现太阳和月亮出现的征兆，预知海况。你们还必须具有季节变化的准确知识，这样在身处其中时，你们才能确保航行安全，并在海上风暴中正确行事。 ^[36]

朝廷重臣尼基佛鲁斯（Nikephoros Ouranos，？～1007年）也认为除了指挥官应该具有足够的航海知识外，他们还应该注意雇用一批熟知航线状况和沿途地理的导航员：

“将军”应该随身伴有具有航行海区精确知识和经验的海员；他们知道吹动船帆的风向和来自陆地的大风。他们应了解藏在海面下的礁石，知道哪里没有深水航线，熟知船只（航行时）沿岸的陆地和附近的岛屿，更了解众多的港湾码头，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他们应知道沿途的国家和淡水供应；因为有很多人因为缺乏航海和海区知识及经验而丧命，大风则经常打翻和吹散船只，把它们刮到了其他地方。“将军”不仅应拥有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些导航员，而且每条船上都应带上具有这些知识的人，以便在我们需要时提出建议。 ^[37]

拜占廷海军舰队地方化的结果是削弱了中央所统辖的海军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军区舰队随着军区制在11世纪以后的迅速瓦解而缩小，有的军区建制太小而无力建造“德龙猛”舰队。于是中央政府重新收回海军统一指挥权，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总司令部，控制海军建设的财政和水兵招募。帝国舰队虽然继续巡游在沿海各地，加强各港口和基地的保护，拱卫进出首都的航线，但是其总体实力大为下降。皇帝约翰二世（John II，Komnenos，1118～1143年在位）开始增加用于海军建设的额外税收，并纳入国库体系，根据财力安排建造战船的规模和“德龙猛”的大小。随着拜占廷帝国整体实力的下降，帝国舰队日益缩小，不得不推行与西地中海各城市共和国结盟的政策，借助迅速崛起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共和国的舰队，勉强维护其东地中海权益。可以说，到12世纪后期，拜占廷帝国衰落的加速直接伤及其海军实力，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廷海军残余舰船大多参与了朝廷及其贵族们紧急撤离的行动。 ^[38]

拜占廷帝国末代的帕列奥列格王朝创立者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VIII，Palaiologos，1259～1282年在位）为抵抗拉丁人复辟势力的海上进攻，一度紧急重新组建了一支拜占廷舰队，其建制和技术均继承原有的传统，“德龙猛”这种现成的成熟经验必然在其恢复海军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帝国实力的衰败愈发严重，国库也无力支撑舰船建造和维修的庞大开支，于是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Andronikos II，Palaiologos，1282～1328年在位）下令解散海军，遣散舰队，取消了帝国海军。此后到约翰六世皇帝（John VI，Kantakouzenos，1237～1354年在位）时期帝国海军曾一度恢复，还建造了一支小型舰队，但帝国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小舰队便由更小的“德龙猛”组成，其中部分资金还来自这个篡据皇位的大贵族的私人家产。在拜占廷帝国最后的岁月里，帝国海军虽然已经消失，但“德龙猛”的技术传统还保留着，直到末代皇帝孤军守城，其麾下仍有它的身影。

正如本文开章明义指出的那样，国际拜占廷学界专家大多认为，末代拜占廷王朝已经不再使用这类战船了，因为到11世纪拜占廷帝国开始衰败后，“德龙猛”即退出了历史舞台。事实上，我们不能设想它突然遭到弃用，因为帝国总体实力下降及帝国的最终衰亡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在这数百年间，这种一度成为拜占廷海军主力战船的“德龙猛”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也有其逐渐消亡的过程。在解读末代拜占廷人坚守都城、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攻击的文献中，我们就能找到诸多证据。例如，加科莫·特达尔迪（Florentine Giacomo Tedaldi）这位佛罗伦萨商人，是最后逃出废都的战役幸存者之一，他就认为在守城一方的138条船中，皇帝有3条，其中就包括“德龙猛”。 ^[39]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另一位幸存者威尼斯人尼科洛·巴尔巴洛（Nicolo Barbaro）的印证，只不过后者认为皇帝只有一条船。 ^[40] 还有一位1453年拜占廷京都保卫战的幸存者莱奥纳多（Leonard of Chios）也证实上述说法，认为皇帝有一条战船。这位天主教教廷官员虽然对拜占廷人充满了偏见和蔑视，但是其在城破后第77天致教宗尼古拉五世（Nicolas V，1397～1455年）的信中，还是记载了围城战详细的军事部署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信息。 ^[41]

总之，拜占廷海军主力战船“德龙猛”曾长期活跃在地中海上，凭借其轻便灵活的特征，有效地在地中海特殊的海况环境中，维护帝国经济、政治和军事权益，在长达数百年间，成为拜占廷帝国称霸地中海特别是东地中海的主要海军利器。“德龙猛”在拜占廷帝国发展中极大地发挥其自身优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拜占廷人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技术传统，并根据它适合东地中海地理环境的特点，恰当地调整其配置和编制，使之有效地为帝国近海防御总策略服务。

On the Byzantine Battleship δρóμωνες

Chen Zhiqiang

Abstract： The battleship δρóμωνες ha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Byzantine navy actions for maintain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specally on its eastern part. This battleship was constructed by the Byzantines with the traditional skill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with some innovations on the sail，weapon，Greek fire，and so on. The δρóμωνες could enjoy its agility and light advantage on the shallow sea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during the long time from the 5th to the 15th centuries，when the navy of Italian maritime states such as Genoa，Venice and Pisa rised abruptly，and they replaced the Byzantine supremacy on the sea.

Keywords： Byzantine navy；battleship； δρóμωνες

（执行编辑：江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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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14ZDB061）的阶段性成果。

[2] 杜卡斯（Michael Ducas）是皇族亲戚，早年便任热那亚政府秘书。围城战期间，他成为教会合并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与彻底执行亲西方路线的皇帝关系密切，一直参与抵抗土耳其军事进攻的策划和指挥。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逃到莱斯伯岛（Lesbos）。他撰写的《拜占廷史》（ Byzantine History ）涉及围城战的部分大约有10章，是反映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少数史料之一，其目击者的亲身感受和对战局的生动解读使它一直成为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Doukas’s 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istoria Turco-Byzantina” by Harry J.Magoulias，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pp.213-214.

[3] S.Runce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1453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pp.83-85.

[4] 当时人记载也说到这一点，“人们称其为德龙猛，是因为它‘跑得快’；希腊语把‘快跑’叫作德龙猛δρóμων”。Isidore of Seville， Isidri Hispalensis Episcopi Etymologiarum Sive Originum Libri XX ，ed. by W.M.Lindsay，Oxford，1911，XIX.i.14. Pryor 126.

[5] Eunapios of Sardis，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asorus，Priscus，and Malchus ，ed. by R.Blockley，Liverpool，1981-1983.

[6] 这几个拜占廷文献分别为：Khludov Psalter，in Moscow，Historiacal Museum，MS.129 D，fol.88r；Gregory of Nazianzus，The Sermons，in Paris，Bibliotheque Nationale，MS.Gr.510，esp. fol.367v；St.John Damascus，The Sacra Parallela，in Paris，Bibliotheque Nationale，MS.Gr.923，fol.207；John Skylitzes’ Synopsis Historian ，in Madrid，Biblioteca National，vitr.26-2； Ioannis Scylitzae Synopsis Histiarum ，by John Wortley，Manitoba：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2000.

[7]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ovy ca 500-1204 ，p.147.

[8]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uturies ，p.43.

[9] Alexander P.Kazhdan，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662.

[10]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500-1204 ，p.157.

[11]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p.41-42.

[12] J.H.Pryor，“Type of Ships and Their Performance Capabilities，” in Travel in the Byzantine World ，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 Ltd.，2002，p.50.

[13] Angus Konstam， Byzantine Warship vs Arab Warship，7th-11th Centuries ，pp.41-42.

[14]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500-1204 ，pp.128-133.

[15] Alexander P.Kazhdan，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662.

[16] Alexander P.Kazhdan，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873.

[17] J.R.Partington，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 ，Cambridge：W.Heffer，1960.

[18]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ovy ca500-1204 ，p.144.

[19] Alexander P.Kazhdan，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662.

[20] Marcellinus， 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Sydney：Australio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95，pp.20-30.

[21]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p.124.

[22] Justiniian， Corpus Iuris Civilis ，trans. by S.Scott，Cincinnati，1932，CI，I.27.2.§2；Tohn.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500-1204 ，p.124.

[23] Ioannes Lydus，On Powers or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State ，ed. and trans. by A.C.Bandy，Philadelphia：Amer Philosophical Society，1984，pt.II，§14（p.106）.

[24] John Malalas， Chronographia ，trans. by Jeffreys et al.，Melbourne，1986，［9］.10（p.166）.

[25] Prokopios， History of the Wars ，ed. and trans. by H.B.Dewing，London，1914-1940，III.Xi.15-16（vol.2，p.104）.

[26] T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ovy ca 500-1204，pp.126-127.

[27] Theophylaktos Simokattes， Historiae ，trans. 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y，Oxford，1986，7.10.3（p.262）.

[28]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ovy ca 500-1204，pp.133-134.

[29] John Skylitzes， Synopsis historian ，in Madrid，Biblioteca National，vitr.26-2，fol.130r， Ioannis Scylitzae Synopsis Histiarum ，by John Wortley，Manitoba：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2000.

[30] Leo VI， Taktika，Περί Θσλασσομαχ’ιας ，MS.B 119-sup.［gr.139］，（pp.180-181）；Dain，A. ed. Naumachica Partim Adhuc Inedita ，Paris，1943；John H. 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pp.485-489.

[31] Nicholas I.， Letters ，ed. By R.J.H.Jenkins and L.G.Westerink，Washington，1973，95，II，10-14（p.362）.

[32] Theophanes， Theophanes Continuatus，Ioannes Cameniata，Symeon magister，Georgius monachus ，ed. by I.Bekker，Bonn，1838，IV.34（p.196）.

[33] 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avy ca 500-1204 ，pp.190-191.

[34] Alexander P.Kazhdan，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1444.

[35] Theophylaktos of Ohrid， Οι Δεκαπέντε Μαρτóρες της Τιβεριουπέλης ，Θεσσαλονίκη，Ζήτρος，2008，2：139.28-29.

[36] Leo VI， Taktika，Taktika，ΠερίΘσλασσομαχ’ιας ，MS.B 119-sup.［gr.139］，（p.180）.Dain，A. ed.， Naumachica Partim Adhuc Inedita ，Paris，1943；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ovy ca 500-1204 ，p.485.

[37] Nikephoros Ouranos， Taktika ，ed. by J.Meursius，Florence，1741-1763；John H.Pryor and Elizabeth M.Jeffreys， The Age of the Dromon：The Byzantine Novy ca 500-1204 ，pp.57-58.

[38] Alexander P.Kazhdan，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p.1444.

[39] J.R.Melville Jone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Adolf M.Hakkert-Publisher，1972，p.3.

[40] 这位外科医生一直在城内救治伤员，城破之际乘乱逃亡。他的日记逐日记载最后一战的细节。Nicolo Barbaro， 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1453 ，trans. by J.R.Jones，New York：Exposition Press，1969，pp.29-30.

[41] Vatican ms.Lat.4137（档案号）.J.P.Migne， Patrologia Graeca 159 ，cols 923-943；F.Sansovino， Historia Universale dell’Origine et Imperio de Turchi ，Book III，pp.304-313，col.927；转引自J.R.Melville Jone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Adolf M.Hakkert-Publisher，1972，p.21. KPj4BNFGwf+AbEWYUVh+5JH+Tv2NB3C6aDrp2L1pJKQq141ZRvJUI/8m41BtGb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