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高骈（822～887年）有着非凡的人生却不得善终，在唐朝灭亡前二十年惨遭杀害。其军旅生涯在多方面是研究唐末中国转变的典型个案。高骈是中越两国军事史、政治史、思想史上杰出的人物。他不单是中古时期交趾城和成都城的建造者，而且在唐朝边境修建了大规模的防御及交通工事。他一方面是魅力超凡的军事、政治领袖，好谋术；另一方面是学问广博的诗人，兴趣广泛，尤其沉迷道教，富才情。他的诗能引领大家进入他的思想和情感，了解这位经历丰富的人物在其人生关键时刻的所思所感。他在加速唐朝灭亡和越南自主政权的建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这使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2] 高骈在安南、四川建造的工程奇观以及他为那个时代带来和平繁荣的种种贡献，都被认为是得到神启。因被当地视作恩人，他在世时便已成为宗教祭祀的对象。另外，高骈在其幕府内亦网罗了一批卓越的文人，如搜集神仙奇谲故事、撰写《传奇》的裴铏（825？～880？年）和新罗杰出文人崔致远（857～951年）。这些皆大大提升其名望。
高骈，幽州（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人，先世原为居于中国、高句丽边境的渤海高氏。他出生于军人家庭，祖父高崇文是有唐一代的名将高官。晚唐懿宗（859～873年在位）朝和僖宗（873～888年在位）朝，高骈数次被派往唐朝边境要塞任刺史、都护、节度使等军政要职。作为当时最成功及有干才的大将，高骈也是当时朝廷政治中心的重要人物，咸通十四年（873）被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燕国公，其后在讨伐唐朝晚期最大的威胁——黄巢起义（875～884年）中亦扮演关键角色。但广明年间（880～881年），身任淮南节度使的高骈却坐守扬州，拥兵拒战，没有阻挡黄巢及其部众顺利渡江，以致洛阳和长安两都失守，僖宗逃至成都。
高骈之拒战，令人意外。此举为他自乾符六年（879）起割据淮南作准备。至此，高骈便从忠唐干城，转变为被史笔谴责的叛唐逆臣。
这也造成中国以外的地缘政治反响：原附庸于唐朝的邻近地区相继脱离中原王朝而独立。可以说，后来僻处唐朝南方海隅的安南都护府的终结和北越自主王朝的建立，也是高骈叛唐的延续。
在讨伐黄巢前，高骈的军功战绩主要是咸通年间（860～874年）驱逐南诏的入侵，夺回西川、安南等原唐朝治下的西南、南方边境诸地。 [3]
从中国文官武将留下的第一手记述中可大致了解到，“南方”向来被认为是中远离中原、长期陷入争战的边塞地区。对南方各族的系统记述出自9世纪安南经略使蔡袭（？～863年）的幕臣樊绰（约860～873年任职）所撰的《蛮书》。樊绰观察敏锐，尤其擅长使用分类法。他以一位民族志学者的眼光记录南诏的风俗习惯、衣饰、性别角色、居住条件和饮食文化，为唐军提供诸多勾结南诏侵唐的“蛮族”情报。
南诏王国位于今云南省，其渊源可追至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的古滇青铜文化，隋朝（581～618年）时已属中国的势力范围。至13世纪的元朝，直接归朝廷管辖。居住在南诏的皆是少数民族，向来在汉人的记述中被蔑称为“南蛮”。这包括赫蒙族及其他统称为苗族的民族，还有藏缅语族人，如白族等。在唐代的记述中，他们分为乌蛮和白蛮。白蛮早自汉朝时已在语言和文化上相对汉化；而乌蛮则是后来迁徙过来的藏缅语族后裔。
开元二十八年（740），蒙舍诏领袖皮罗阁在云南洱海地区建立夹于唐朝（618～907年）和吐蕃王朝（618～866年）之间的南诏国。后自公元750年开始，乘吐蕃兴起与唐朝疲于应付“安史之乱”（755～763年）之际，南诏向外扩张势力。公元8世纪60年代初，南诏向西南推进，其势力经缅甸达至孟加拉湾。而其与唐朝的冲突则早在7世纪已有零星记载。唐贞元年间（785～805），大将韦皋（殁于805年）在蜀地与吐蕃、南诏联军数次交战。大和三年至四年（829～830）间的冬季，南诏入寇富饶的四川盆地，后虽很快平定，但这次颇具破坏力的入侵遗祸甚大。
大中八年（854），峰州（今越南富寿省东南部和河西省西北部）高原一些部落首领向南诏靠拢，这使唐朝与南诏的战火烧至安南。事实上，当时南诏正联合其他大理洱海地区的民族巩固其势力。他们招募一些不服大唐统治的边境民族首领入寇安南、邕管等地。
而峰州正位于安南都护府管辖重心的交州西北，故战略上控制高原地区及其边境民族的重任便落至峰州。
大中至咸通之际（859～860年），南诏3万军队入侵安南都护府，威胁到肥沃的红河流域地区及中国通往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商路。咸通元年（860），交州（今越南北部）安南都护府被攻陷及洗劫的消息震动远在长安的唐廷。咸通三年（862）二月，南诏复寇安南，十一月，南诏更联合5万群蛮攻安南。
就在上述两次南诏入寇安南之际，唐安南经略使蔡袭差使幕僚樊绰对南诏进行了一次微妙的外交活动和情报收集工作。在樊绰的记述中，他在咸通三年（862）三月，奉蔡袭手示密令同一小队护卫，深入贼帅营寨；四天后，樊绰入贼重围，与三名杨姓乌蛮将领会面，但因双方无法信任，谈判以失败告终。樊绰返唐营后，南诏另有图谋的预感挥之不去。次年，樊绰的忧虑成真，烽烟再起。咸通四年（863）二月七日，交趾城被围14天后，都护府再次陷落，蔡袭力战而死。樊绰右腕中箭，仍携蔡袭印，并很可能连同其《蛮书》手稿浮水渡红河逃生。
余下的唐朝残军退至水边，因见最后的船只撤走，遂返回战场杀敌，全军覆亡。
安南战事的结果尤以交趾之役，对唐人来说感触强烈，特别是对那些有乡邻阵亡于咸通四年（863）交趾围城的唐人。咸通六年（865），诗人、士子皮日休（约834～约883年）赴京应考科举，途经咸通三年（862）有2000乡人被征召入伍并派驻交趾的许昌城（属许州，在今河南省），恰逢两年前交趾全军覆亡的消息传回许昌，就着当时情境，他写了一首深刻的诗，哀悼将士的阵亡及国家的耻辱。 [4]
咸通四年（863）之劫后，交趾被南诏军占据，其附近城郊一带也被入侵的高原民族劫掠。安南人被逐出原居地，不得不向退守的唐军求助，为“解放”安南带来新曙光。同年夏天，唐朝政府决定废安南都护府，在海门镇设立行交州。
海门镇是当时北部湾内距离唐帝国大陆最近的港口，位于今合浦县南流江（流经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下游。它在汉朝时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海门拥有自唐朝海运物资到安南的战略位置，且未被南诏入侵，相对安全，适合作为撤退唐军及难民的避难所。
后因行交州复置都护府，海门镇更是成为策动反攻南诏的后勤基地。大量粮草自福建及广州用大型船只经水路及海路运来。
最后，唐军收复交州，恢复唐帝国对南方的控制。而这次大破南诏的远征，正是由高骈指挥的。
高骈原在西北边境秦州任防御使，后鉴于其防卫有功，加上“南蛮”于咸通五年（864）四月入寇邕管，唐懿宗便令高骈率5000禁军，并会集途经诸道之师赴邕管。
邕管是位于邕州的行政、军事重镇，主要管辖今广西、贵州边境的蛮夷地区。邕江及贯通广州的水路，使邕管成为唐军发兵安南及补给物资的中转站。咸通二年（861）秋，南诏首次攻破交趾后，曾夺取及劫掠此地。
[5]
高骈于咸通五年（864）奉召至邕管，同时被拜为安南都护
，为对付南诏入侵作准备。咸通六年（865）盛夏，他率小股军队抵达海门，海门亦成为其治兵及部署南征之地。
高骈在准备投入这一场新战役时，写过一首诗《赴安南却寄台司》表达其领军所感：从塞北至南方，他行军万里，以抵御突发的寇边；当他带着一种面对新战争的预感遥望南方时，又唤起了不久前在西北边塞参战的记忆。在这首边塞诗中，高骈提及的两地皆位于唐朝边疆的偏远地区：天山在亚洲中部，横越整个新疆；凤林关更是唐朝与吐蕃兵家必争的边地。
曾驱万马上天山，
风去云回顷刻间。
今日海门南面事，
莫教还似凤林关。
但高骈赶至海门后，很快便意识到当地官员之间缺乏合作，甚至互相倾轧，以致有碍治军。监军李维周尤忌高骈，他催促高骈先领5000士卒进军，随后从海门应援。
高骈答允先行。
出海用兵前，高骈将出征军队交托神明保护。事实上，不管是为个人或唐军，王孙与官员皆为这次重要的航海出征向南海神寻求保护。祀奉南海神的庙宇沿南海而建，其样式多是参照6世纪建于珠江口，庇佑船只从广州出海及归航的著名的南海神庙。
在高骈《南海神祠》一诗中，可窥见诗人在这次收复交州的重要出航时的情感：
沧溟八千里，今日畏波涛。
此日征南将，安然渡万艘。 [6]
北部湾在夏季时台风盛行，沿岸水域暗流、礁石密布，常为强风、大浪、海中生物所侵，令人畏惧。高骈及其先头部队在今海防港附近登陆后，便向红河三角洲的南定（今越南南定省）进发。
[7]
李维周希望除去高骈，故在此关键时刻，按兵不发。最后咸通六年（865）九月，据《资治通鉴》记载：“骈至南定。峰州蛮众近五万，方获田。骈掩击，大破之。”
自咸通四年（863）交趾城被陷开始，这些入寇的山中民族掠夺三角洲一带肥沃的土地长达两年半之久。此事之后发展如何？高骈再次在史籍中出现已是咸通七年（866）初。故估计在咸通六年（865）的整个冬天，高骈及其5000军队在没有海门的援兵及粮草供应下，阻截交趾城与南诏的通信，并为攻击原安南都护府做出部署。
咸通七年（866）六月，高骈攻打南诏军，连打好几场胜仗。但高骈的政敌李维周藏匿其获胜的消息，拦截经海门上奏的捷书。
唐懿宗数月未收到战报，便在高骈围攻交趾城时将其撤职。同年十月，南诏困蹙，眼看交趾即将攻下；可在此关键时刻，高骈却收到朝廷公文，指其替任者正与李维周在海门出发。高骈将军事交由代理掌理，自领百人北归，派亲信直接向朝廷报捷。最终懿宗得奏，大悦，令高骈复镇安南。在海门得获朝廷新旨的高骈重返战场，恢复积极的攻势，后终将交趾城攻下。高骈不单斩杀蛮将，而且斩敌首3万级，以一种暴烈的行动宣示唐军战胜入寇的南诏。南诏余军遁逃。至此，如史家司马光所论，因高骈的介入，安南地区自大中八年（854）起持续10多年的边患终告平息。
咸通七年（866）十月，高骈向朝廷呈奏诸蛮寇尽告平息。
他又写诗《南征叙怀》以记录当时战胜和哀悼的矛盾感受：作为将士，他一方面果断地恢复安南都护府的军事管理，以报君主赏识之恩；另一方面争战双方凶猛的杀戮还记忆犹新，他热切地期待从艰苦的战场回归中原：
万里驱兵过海门，
此生今日报君恩。
回期直待烽烟静，
不遣征衣有泪痕。
十一月，唐懿宗因交趾一役获胜，大赦天下，诏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域，勿复进攻南诏；并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
“静海军”之名及高骈的新职，使人联想到汉朝获封伏波将军的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海”“波”二字让人联想到与海有关的南方战役及四海的蛮夷。
[8]
遵照谕诏，高骈任静海军节度使后，最先复建交趾城（今越南河内市），并加强其防卫。交趾城为更本土化，在历史及传说中采用过好几个不同的以中国风水、建筑专有名词甚至地方行政单位为根据的地名。浓山附近一个以“龙肚”命名的城镇，是后来李朝（1009～1225年）都城所在地。这名字显示都城位于红河南岸一条支流中的风水圣地。9世纪时，城绕浓山而建。后来“龙肚”更名为“苏历”，以纪念晋朝（265～420年）当地一位有功绩的官员。8世纪时，“苏历”之名已被借用来称呼红河流域一条绕城的支流苏沥江。到9世纪，这条向北的曲流淤塞成湖，即今天的西湖。 [9]
在建筑专有名词方面，“子城”（内城）是指武德四年（621）的旧城。7世纪时，曾多次被攻掠。大历二年（767），旧城被苏沥江北岸修筑的一道矮长土墙——“罗城”（外城）所取代。“子城”和“罗城”之名不仅代表红河两岸的防卫工程，还反映数世纪以来唐朝都护府在不同阶段的防卫工程。
元和三年（808），唐名将张舟修建22尺高的外城城墙，南方开正门，东、西各开一侧门，门各有更楼，上置鼓、角以做示警之用，并造左右十营（《安南志略》认为当据《唐会要》，作“十宫”）驻军。
这便是“大罗城”。
宝历元年（825），安南都护李元喜因受当地叛军的攻击，短暂弃守苏沥江南岸的大罗城，移都护府至江北岸；但他似乎在年底前又将都护府迁回大罗城。
这段小插曲为后来高骈建交趾城添上了神秘气息：虽然李元喜依风水移镇都护府，使江神苏历晋升为城隍神，但另有相者预言新城规模虽然不大，却是50年后一位“姓高者”所造大城的前身。
大中十二年（858），安南都护王式进一步完善大罗城，树高栅、浚城壕，以强化南岸大罗城的防御。
但正如前文所述，该城在数年后（863年）为南诏所陷，这也促成高骈的南征战役。咸通七至八年（866～867）之际，在收复交趾城后，高骈原地重建以保卫复置的安南都护府。
高骈占得此城以红河作为天然的护城河，适合将来一位君主在此建都。
[10]
显而易见，高骈筑造的交趾城正占据着现代越南政治宗教创建神话的核心部分，更有人认为他将中国风水引入越南。
不过，在越南编纂和流传的大量托名高骈的风水手稿均为杜撰。
高骈新建的城池规格如何？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咸通七年（866）十一月”条下的简述，罗城周3000步，即约1.5万尺或5000米。
《越史略》载，罗城周19805尺或6602米，比《资治通鉴》所述要长；另还有更详尽的数字、尺寸和建筑式样：外围墙26尺或8.67米高，地基26尺宽；四面胸墙5.5尺高，城门6道、门楼5座，更楼55座、楼梯34层，水管道3条；围墙外筑有一道15尺（5米）高、底部30尺（10米）宽、周长21258尺（7086米）的河堤，以保护整座城池及数千计的新建民居免受洪灾之袭。
高骈新筑的交趾城不仅保留大罗城之名，而且将原城隍神苏历提升为“都府城隍神君”。
后来，苏历崇拜落户于白马庙（白马寺，今存河内商业区）。高骈的风水选址及建设工程基本上决定了今河内的水貌地形。后大罗城在19世纪被命名为“河内”，乃因其东瞰红河、北接西湖、西南临苏沥江。
[11]
这时，调任南方已5年的高骈写了一首《安南送曹别敕归朝》，表达其愈益强烈的渴望回归中原的情感：
云水苍茫日欲收，
野烟深处鹧鸪愁。
知君万里朝天去，
为说征南已五秋。
[12]
如历任安南都护一样，高骈迫切需要解决都护府物资补给的问题。咸通八年（867）三月，即平南诏后5个月，高骈奏告懿宗，请求改善交州的海路交通：“（安南高骈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险，巨石梗涂，令工人开凿讫，漕船无滞者。降诏褒之。”
连接白藤江口至海门并贯穿北部湾沿海的海运，是当时唯一运输大批粮食和赋税的线路。水运亦方便交趾经海门转运物资：透过河网和灵渠，可抵邕州、广州及扬州；若用海运，则可达广州、福州港口及相关贸易网络。
不过，交州至海门的沿海海运在北部湾北岸有一主要障碍。交州自下龙湾（在今越南广宁省）至海门途中，在靠近今广西防城港段有一江山半岛突入北部湾。江山半岛南端遍布岩石、礁石，名曰白龙尾，向海中伸展，形成一条充满危险暗礁和障碍的弧圈，并另有强潮、激流、烈风、巨浪，唐代文献也生动记载了这一带的险况。
为了避免环航江山半岛的危险，自汉代便已修建运河穿越半岛，连接东西两湾，缩短航线超过40公里。此即天威径的前身。
全赖高骈，天威径最终能在唐代凿通运营。
为了确保其开凿天威径之功为后世所知，高骈的从事裴铏写下《天威径新凿海派碑》。此碑咸通十一年（870）立在运河旁，直至13世纪末仍有文献提及此碑尚存。
现原碑已经佚失，但碑文仍保存在《安南志略》中。
裴铏在碑文开头首先写到面对江山半岛和北部湾的风浪、礁石时之恐惧：
巨浸无涯，接天茫茫。狂飙卷蹙，骇浪屹起。若流〔玉〕堆而走雪岫，瞬息万里皑皑然。纵天英（吴）
之神威，亦不能抑遏其势。长鲸忧其蹭蹬，巨鳌困其摆阖。水族之伟者尚不能安，况横越之舳舰，焉能利涉耶？即摧樯裂帆，覆溺而不可拯。有之乎？
《新唐书·高骈传》记其能治汉代马援所不能治之径。
裴铏在这碑文中提及一出人意料的对比：汉代马援虽做出巨大牺牲，但因雷击山顶，落石滚滚，破坏其开凿的工作，最后被迫放弃；相反，高骈功成，则是因为雷霆恰好打碎阻碍路径的巨石，这亦是“天威径”得名所自。《天威径新凿海派碑》记载唐代有3名安南都护曾尝试开通水路，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一名就是上文言及元和三年（808）完善交趾城的张舟。现潭蓬运河（即天威径）中有一处刻有“元和三年作”，或许就是纪念当年张舟的开凿。不过，天威径最后的凿通要到60年后。咸通九年（868）季春，高骈在摄长史林讽和湖南军都将余存古的帮助下，率领士兵、水手千人开凿天威径。今潭蓬运河中段西南壁中有一处“新湖南军”并落有“咸通九年三月七日”日期的石刻
，说明湖南军士是疏凿天威径的主力。据《天威径新凿海派碑》记载：“自咸通九年四月五日起手，操持锹锸，丰备资粮，锐斧刚錾，刊山琢石……”
从一开始，裴铏已表示高骈为交趾水运“召术征谋”，这也能得到《旧唐书》的证实：
（高骈）一战而蛮卒遁去，收复交州郡邑。又以广州馈运艰涩，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
10世纪笔记《北梦琐言》有较明确的提示，但仍给读者留下悬念：“（高骈）乃召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或言骈以术假雷电以开之，未知其详。”
裴铏在《天威径新凿海派碑》中想传达高骈能役使自然之力以助天威径的凿成。另一段来自高骈幕府的记述（吴降的《录异》），也提供相同的解说：“（高骈）后使电母雷公，凿外域朝天之路；山灵水若，偃大洋沃日之波。”
据说高骈好神灵祭祀和仪式。因长年征战，足迹遍及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地区，在这些地区，他都很重视当地的守护神和信众群体。除南海神外，海门地区特别重视雷神（雷公）崇拜。雷神崇拜在唐代时从中原传至北部湾沿岸，并与安南高地少数民族的祭祀活动融合，成为发展迅猛的复合信仰。例如，其特征包括为崇拜役风致雨的龙神而在身上文刻的独特纹饰，使用能祷雨、声势雄伟的铜鼓和法器。雷霆的崇拜尤以雷州（字面意为“雷之州”）为中心。雷州位于面朝海南岛的半岛上，春夏之季雷暴延绵不断，至秋冬时，传说雷公以猪彘之形隐伏地下。而当地黎族人相传是雷公所摄蛇卵所生的后裔。8世纪的《广异记》亦记有雷公与鲸大战于琼州海峡的故事。
雷公庙也以“连鼓”“雷车”配享雷神，以状滚滚雷响。
[13]
作为一名来自北方中原地区的官员，高骈如此参与地方神灵崇拜活动和仪式，在当时是颇不寻常的。事实上，在偏远地区就任的唐代地方官员多否定地方崇拜，甚至积极加以打压。然而，高骈却是例外。他对各种信仰兼容并蓄，并以异常的宗教爱好而闻名，甚至招引非议。他的从事裴铏不单信奉道教，而且对地方信仰深感兴趣。裴氏《传奇》中有一则关于雷公的内容怪异的故事。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号称“雷乡”的海康村有一乡人名为陈鸾凤，为人正义，不惧鬼神。他训斥雷公在大旱中不能致雨，白受香火，故不单火烧雷公庙，还在田野中用刀挑战及攻击雷公。最后雷公堕地，露出其猪状的原形。自此以后，雷公被迫按时致雨。
回到《天威径新凿海派碑》。裴铏记载天威径自咸通九年四月五日起手开凿，一个月后，工程遇到难以解决的障碍，最后却得到雷电之助：
逾月之间，似欲闪济，但中间两处，值巨石崭崭焉。缭亘数丈，劲硬如铁，势不可减。凿下刃卷，斧施柄折。役者相顾，气沮手柔，莫能施其巧矣。至五月二十六日当昼，忽狂云兴，怒风作，窥林若瞑，视掌如瞽。俄轰雷磷电，自励石之所，大震数百里，役者皆股栗胆动，掩聪蔽视。移时而〔视〕，四境方廓。众奔验视，其艰难之石，倏而碎矣。或有磊磊者、落落者，约人而不能举〔者〕，俱为雷之攫挐掷于两峰耳。
碑文接着详述工程后来又两次受阻于坚不可摧的岩石，但如第一次般，都被雷电击碎。
有趣的是，裴铏提到在高骈之前，唐朝曾数度以“迭燎沃酰”的方法开通天威径，但都以失败告终。在唐代中国以及古代地中海地区，人们盛行先为巨石加热，再泼浇醋或水裂石，这亦是以火药爆破岩石的早期技术。 [14] 裴铏批评道，只懂跟随前人失败的步伐，就白费气力；只有高骈得“雷电”之助，获得重大的成功。然而我们在此要问，高骈确有使用火药达致如此惊人的效果吗？
磷火闪烁、巨声震响、岩石爆裂，以致役者有目瞪口呆的反应，当然可解读为应用了火药。尽管没有参考裴铏的碑文，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李约瑟也在1986年推测第一则能产生化学爆炸的配方约出现在850年，成分包括硝石、硫黄、木炭，再配合足够比例的硝酸，能发生从爆燃至爆炸的反应。晚唐至五代初，火药已用于军事方面如发射炮弹。事实上，火药首次用于军事的时间据载是919年。李约瑟注意到高骈的幕僚中有修道炼丹者，他们可能主导了当时的火药试验。大约与高骈同时期的丹经《真元妙道要略》告诫炼丹者曰：“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
乾符五年至六年（878～879）间，即开凿天威径后十年，高骈就任淮南节度使。他镇守淮扬期间，曾救下一名被判死刑的术士。因术士展示医术，高骈不单赦免其延火至数千户的罪，还礼为上客。 [15]
高骈重用炼丹者及各式各样的修道者，《宋史》甚至记其撰有《性箴金液颂》一卷。
作为一名身负异能、心性好奇的领袖，他一方面要处理开凿天威径、战争与战略部署等事务，另一方面又拥有道教理论、炼丹术等专门技术，这使得其不可避免地站在中国火药爆破技术发展的最前端。
此外，火药与道教雷法的关联，亦是让人怀疑其使用火药开凿天威径的另一原因。上文已提及北部湾地区雷神崇拜普遍，因此在征讨“南蛮”中使用雷法以及（或者）火药，便不足为奇。研究道教雷法的鲍菊隐（Judith Boltz）在参考相类的记述后，非常适切地提出：“在杜光庭和洪迈所记有关以雷电平息‘南蛮’的故事中，是否有涉及使用火药的可能？” [16] 使用火药的新技术不仅重要而且其应用亦需保密，尤其在安南战役中。这或可解释为何有关天威径雷击石的谣传四起，这可能是由高骈的幕僚刻意鼓动，以保持神秘。
火药是由炼丹者发明的。在他们的思维中，仪式与实验密不可分。前文也曾提及高骈在震碎巨石前向雷电之神祭祀及行仪。
既然如此，有关火药原用于节庆娱乐烟火的主张，恐怕要修正。火药应是在9世纪首先应用于开凿和土木工程，至10世纪更是应用于火炮、火箭等军事武器。
最后，裴铏意味深长地在文末以高骈建雷祠作结。此外，高氏还架虹桥，铺水槽，构高亭，创别馆，立道堂僧署。
咸通九年（868），在天威径九月十五日正式完工前，高骈希望返京的愿望终达闻于朝。当年八月，他被召回长安为右金吾大将军。高骈取道新凿成的天威径返京，他在这次旅途中又写了一首告别诗，标志着他在安南的任务完结：
豺狼坑尽却朝天，
战马休嘶瘴岭烟。
归路崄巇今坦荡，
一条千里直如弦。
南征战役完结后，高骈立刻回朝，自此他的形象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唐朝与安南两地开始分道扬镳。在唐朝衰落与权力争夺的这段时期，高骈作为政治家及军事领袖，因其个人命运及被冠上如神话般的光环，使他不可避免卷入有关忠义、正统及地方割据的争议之中。同时，道教一方面是唐朝推崇的国教；另一方面又广泛地被叛逆者所利用，以道教仪式与传说来争取政治的合法性。 [17] 高骈崇奉道教，自然更激化了其或为逆臣或为枭雄的争论。
起初，高骈追求令人敬重的军旅生涯，接受边区的军职，捍卫早已千疮百孔的唐帝国。咸通十年（869），高骈在京师担任右金吾大将军半年后，被委为天平军节度使。僖宗乾符元年（874）冬，他成功克定辖地内乱后，又移镇西川，再次与南诏对战。南诏这个好战的国家再次发动对唐朝西南边境的攻击。他们侵袭今四川地区，并围攻成都。乾符二年至五年（875～878），高骈任剑南西川节度。他再次展现军事才干，多次与南诏展开激烈争战，并修复成都城，规模较交趾城有过之而无不及。乾符五年至六年（878～879）之际，朝廷又先后迁高骈为荆南及镇海军节度使、诸道兵马都统，以对付声势日渐壮大的黄巢起义军。乾符六年（879），他又迁至淮南节度副大使，掌管江淮，对付攻夺广州、拥兵转战中原的黄巢。广明年间至中和初年（880～882），高骈任诸道行营都统，并兼任盐铁转运使，统领镇压黄巢的军队，主管唐朝中南部地区的财赋。直至光启三年（887）高骈被杀，他仍统治扬州地区，并渐渐割据一方。高骈对淮南有效的民事和经济管理，为黄巢旧部杨行密（852～905，883年起在高骈手下任刺史）于五代时期在该地建立吴国（902～937）奠定基础。 [18] 又因广明年间（880～881）对黄巢模棱两可的军事立场，高骈被指控叛国。高骈与其道教谋士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虽然后来他得悉这些人图谋不轨，并撤销对他们的任命，但最终仍导致他在由此引发的一场权力之争中被杀。 [19] 有关高骈在这段时期的文献记载非常丰富，包括朝廷和个人档案、史官记述、非正式议论文章、诗歌、文人的证言等，毫无疑问，这些资料反映了不同的立场；而这些不同的表述全都加诸这一在重要时刻处于历史舞台中心，同时天才横溢、强势且具争议的角色身上。
已有研究详细论述安南是如何走向完全独立的，其中尤以日本和美国学者的成果最为丰硕。 [20] 乾符六年（879），黄巢攻克岭南后，原驻安南的唐军只能屈服于起义军，并强迫最后一位唐朝委派的管治者下台。自此到天祐四年（907）唐朝正式覆亡，再也没有尝试恢复对安南的管治。 [21]
在整个越南独立的过程中，高骈管治安南发挥着关键作用。历史上高骈死后便消失于安南的正史记录中。我们不清楚新崛起的安南统治者对唐朝内部政治有多了解，但是有抱负的地方领袖肯定会抓住唐朝对地方控制减弱的机会。这样说来，安南的精英无异于邻近的岭南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地方领袖，尤其是高骈曾相继管治的四川、淮南地区。势力均衡的转变有助于地方割据政权的出现，这不单指中国本土和大越国，还有一些东南亚地区，如蒲甘、素可泰和吴哥王朝。安南与北方的独立政权一样，也是希望找到让其合法脱离中国管治的独立的自我意识。换言之，即是一个创立的神话。被越南正史湮没无闻的高骈，正好为这些神话提供一个独立国家创始人的形象。“高王”这一虚构人物于是被塑造出来，高骈便荒谬地从一个来自中国的管治者转化为将来越南王朝的先驱者。
这看似矛盾的转化，其实源于有关越南独立的三种易产生歧义而又互有重合的政治观点。第一种观点将安南短暂地恢复为唐朝附庸国，将高骈视为将红河三角洲从南诏灾难性的占据中解放出来者。第二种观点本来就存在于高骈是否延续唐朝统治的矛盾之中，尽管他曾对唐朝的捍卫和地方的和平与繁荣做出重大的贡献。第三种观点源自越南独立后，新的统治者希望从以前附庸唐朝的历史中找到创建新王朝的神话依据，以确立其政权的合法性。我们的结语将集中讨论最后一点。在越南，高骈被描绘为仿照中国模式的地方王朝创立者，故被塑造为文化英雄、援助者、预言者和地方守护神。
在中国的王朝创立神话中，清除天然屏障、治水和开通道路皆是文化英雄的标志，其中最极致的参照便是大禹，他破开陕西华山山脉。这一富有英雄色彩的行为代表着地方政府文明教化的影响，有利于商品交流与和平繁荣。中越传统向来将高骈置于比马援还受推崇的位置。
[22]
事实上，15世纪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就将高骈比作治水的大禹。
越南总是将高骈纪念为援助者，纪念其襄助越南在十年动乱后恢复和平，重建河内的防卫和居所，并清除沿海航运的障碍，使越南在商贸中获益。另外，高骈在越南的神话中被认为是第一位风水相地者，他的建置配合自然地貌，如交趾城坐于浓山，并以红河和苏沥江为护城河。当李太祖（李公蕴）1010年在当地建立李朝时，他也参考“高王”的建都，“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踞之势……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
高骈虽然对安南来说只是一个短暂而具有争议的人物，但仍不能避免在世时被神化，以守护者、援助者的形象被奉为地方崇拜的对象。吴降在《录异》中借用《诗经·大雅·既醉》之句云：“至于洞獠海蛮，莫不醉恩饱义，远投圣阙，请建生祠。”
同样的，崔致远在一首七言绝句《生祠》中强调安南人对高骈有奇异的情感，故于其在世时已立生祠纪念他：
古来难化是蛮夷，
交趾何人得去思。
万代圣朝青史上，
独传溪洞立生祠。
Abstract： Gao Pian（822-887），the architect of the medieval citadel of Hanoi，is a larger-than-life figure in the military，political，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Vietnam. A charismatic commander，inclined to the Daoist arts of strategy，he was a man of wide learning and curiosity，a distinguished poet，and an outstanding civil and military engineer. As the last governor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General of Annan，he greatly improved navigation along the maritime trade and supply routes between North Vietnam and Southern China.
Keywords： Gao Pian；Chinese Protectorate General of Annan；Vietnam；citadel of Hanoi
（执行编辑：罗燚英）
[1]
作者系法国远东学院道教史讲座教授，兼任香港联络中心主任。译者梁斯韵系法国远东学院香港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2015年在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饶宗颐讲座”系列之四的讲演文稿，原稿为英文。
[2] 这里采用了Keith Weller Taylor的表述，见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3] 参见Charles Backus，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35-158；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第135～228页。
[4] 皮日休：《三羞诗三首并序》，《全唐诗》卷六○八，中华书局，1980，第7015页；孙光宪：《北梦琐言》，林艾园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8～9页。另参见Appendix N.，“P’i Jih-hsiu and the Nan-chao War，” In 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p.344-348.
[5] Charles Backus，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p.136.
[6] 高骈：《南海神祠》，《全唐诗》卷五百九十八，第6918页。此诗英文翻译见Edward H.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105。
[7] Henri Maspero，“Le Protectorat général d’Annam sous les T’ang（I），”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0（1910）：566-569；“Protectorat Général（II），” 670.
[8] 参见Max Kaltenmark，“Le dompteur des flots，” Han Hiue/ Bulletin du Centre d’études Sinologiques de Pékin 3，no.1-2（1948）：1。
[9] Philippe Papin， Histoire de Hanoi ，Paris：Fayard，2001，pp.25-30.
[10] Philippe Papin，“Géographie et Politique dans le Viêt-Nam Ancie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7（2000）：621-622.
[11] Philippe Papin， Histoire de Hanoi ，pp.27-30；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250.
[12] 高骈：《安南送曹别敕归朝》，《全唐诗》卷五百九十八，第6922页；英译文可见Edward H.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p.241。
[13] 有关高骈与雷州的雷霆崇拜，请参Max Kaltenmark，“Ledompteur des Flots，” pp.22-36；H.Schafer， The 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pp.105-106；王承文《晚唐高骈开凿安南“天威遥”运河事迹释证——以裴铏所撰〈天威遥碑〉为中心的考察》，第636～638页。
[14] Joseph Needham et al.，“Military Technology：The Gunpowder epic，” i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5，part 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534-535.
[15] 王仁裕：《玉堂闲话》，转引自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九，第1679页。关于王仁裕及其《玉堂闲话》的研究，请参Glen Dudbridge， A Portrait of Five Dynasties China：From the Memoirs of Wang Renyu（880-956）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6] Judith M.Boltz，“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 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edited by Patricia B.Ebrey and Peter N.Gregor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1993，pp.286，301 n.169.
[17] 请参Franciscus Verellen，“Liturgy and Sovereignty：The Role of Taoist Ritual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hu kingdom（906-925），” Asia Major 3rd ser.2.1（1989）：59-78.
[18] 周藤吉之：《唐末淮南高駢の藩鎮體制と黃巣徒黨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新羅末の崔致遠の著〈桂苑筆耕集〉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第68卷第3、4号，1987，第191～199页。关于南唐（937～975年）的前身即杨行密所建的吴国，参见Johannes L.Kurz， China’s Southern Tang Dynasty，937-976 ，London：Routledge，2011，pp.1-22。
[19] Miyakawa Hisayuki，“Legate Kao P’ien and a Taoist Magician Lü Yung-chih in the Time of Huang Ch’ao’s Rebellion，” Acta Asiatica 27（1974）：75-99.
[20] 参见山本達郎《安南が獨立國を形成したる過程の研究》，《東洋文化硏究所紀要》第1册，1943，第57～146页。另参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pp.250-301。
[21] Ken Gardiner， Vietnam and Southern Han （I），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23（1981）：70-77.
[22] Philippe Papin， Histoire de Hanoi ，pp.35-36.另见Keith Weller Taylor，“Southern Remembrance of Cao Bien，” in Philippe Papin and John Kleinen（eds.）， Liber Amicorum：Mélanges Offerts au Professeur Phan Huy Lê ，Hanoi：Nhà xuất bàn Thanh Niên，p.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