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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存在心理问题的可能，老师，也不例外。如果老师处理不好自己存在的心理问题，就容易出现“烂苹果效应”。家长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学校如果没有投诉问题老师、及时反应处理的应对机制，烂掉的“苹果”将不可胜数，而这些身心受创的孩子，离开校园后，可能要用一生去弥合曾经受伤的创口。
她姓沈，名莹。她只教过我一年。那年我五岁。在一个水乡小镇，我在一所寺庙改建的小学读一年级，我的老师，姓沈，名莹。
我，已40岁，35年来准确地记得她的名字，并且显然会记住这个名字一生。
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恐怖片场景，有人的恐怖片是狭窄的宾馆洗手间里，雾蒙蒙的镜子上突然出现的面孔，面孔上没有眼睛只有窟窿，一滴滴的血流下来；有人的恐怖片是无尽的旷野和森立的树木，没完没了的奔跑和在黑黢黢中窥视的眼睛；有人的恐怖片是地下室，金属的声音在墙壁上刺耳地划过，一点点靠近。
我的恐怖片是正午，空无一人的操场。阳光炽热，熔金般倒在头上，汗水刺进眼睛，我脚下打着绊，朝着教室狂奔、狂奔，肺剧烈扩张，滚烫的空气灌进喉咙，喉头剧烈疼痛，肺泡快炸了，我却不敢停下飞奔的双腿，因为——铃在响，而我奔跑的尽头是一张我已经无法回忆、一片空白的脸，我不记得她的模样，但她就在那里。
沈老师就在那里。讲台上。带着似有似无的微笑，朝着教室门转过脸来，眼睛睨视。
老式的挂铃，用粗大的青绳拴在校园的一棵老槐树上，校工一扯，又一扯，当当当……
上课了，我要迟到了，迟到了。
哪怕是踏着铃声冲进教室，只要沈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了，就算迟到。
是的。
迟到，即地狱。
沈老师并没有怎么大吼大叫过，她好像很少歇斯底里。她看向班上的孩子们时常常是带着笑的——尤其是看到有“犯错误”的行为发生时，她就笑了。
她的笑，在很多年后，还会像恐怖片一样萦绕着我，就是那种，一个人缓缓朝你转过头来，她本来是绝对不会笑的，却朝你咧嘴一笑。
迟到了的孩子，有一个指定的地方。
教室门背后。
沈老师走过来，一把提溜起我的脖子，应该是拽着衣领提起来的，不过她手法之娴熟，就好像孩子们脖颈里天生长着一个把手，以供拎取。她一把提起我，扔进门边的墙角，紧紧地塞在墙和木门门框之间，再打开教室门，门和墙角形成一个天然的三角形囚笼，把我关在里面。
里面并不黑暗，因为光是可以透过门缝和墙缝照进来的，可我却觉得非常非常黑，而且非常非常窒息。我急促地呼吸着，每一秒都觉得下一秒滚烫的肺泡会被黑暗捏碎。我喘着、喘着，肺并不因为已经停止了奔跑而逐渐平息，而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疼。黑暗捏着它，一下又一下，一下又一下。
沈老师打开门，世界忽然亮了。
我恐惧地朝门里缩了一缩，可是又饱含感激地、乞求却又不敢抱有任何期望地抬头看她。我知道她绝不会大发慈悲，却又期盼能够从这黑暗和窒息中解脱。
而沈老师的可怖之处，就在于不确定。
没有一个孩子知道她接下来会做什么。
她把我拎了出去，戳在讲台边上。我的脚撞在砖地上，很疼。
是示众时间。
全班都在，现在是示众时间。
迟到、贪玩、某次上课睡觉、说小话、没写作业、错字……一条一条的罪状，她以一种如终极裁决般的口吻宣读出来，话语里充满了末日审判般的厌弃和鄙视。
四五十个小孩坐在座位上，没有人发出任何声音。
除了老师发出尖锐的一声冷笑时，个别老师的宠儿附和着发出锐笑。
她一边宣读罪状，一边扒拉推搡着我，问我是否知道自己不可饶恕、罪该万死。
呆呆地，我在一个强有力的手臂下东倒西歪，脑袋甩到这边又甩到那边，脑浆仿佛滚水一样在脑壳里滚来滚去。
我的迟滞和呆板似乎让她更加生气。
她提起我又戳在地上，问全体同学，这样的小孩还配当一个小学生吗？
不配……
这样的学生不应该打倒吗？
应该……
死不悔改，这样的学生要不要关到阴山背后？
要……
底下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她的表情也越来越亢奋。我是低着头的，但不知怎么，我总能看到她白净的脸上带着的笑。
沈老师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她就算揪住人的头发晃动时，薄薄的嘴唇里喷出最恶毒的语气时，眉眼都戾气十足地扭曲在一起时，都还是笑的。她有一缕始终不会离开嘴角的笑，镶嵌在那里。
宣判结束。
她弯下腰，捡起刚才被她打掉在地上的书包，挂在我的脖子上。书包是我妈妈做的，手工比较对付，就是一个双排带子的花挂兜。
她掂了掂书包，随手向前排一个同学一指：“去，捡两块砖头！”
同学迅速地溜出教室，捡回来两块砖，青黑色的。
她把一块砖头塞进书包。我脖子顿时向下一弯。
又一块砖头。布带子顿时勒进了皮肉。
她提起我如提一只小鸡，在全班的寂静里，再次把我塞进墙角，打开门。我再次陷入三角形的“木监狱”里。
不是关一节课。一切视沈老师的心情而定，有时是一节，有时是整个下午直至放学。
最难熬的时间是下课了，她也许已经忘记了“犯人”的存在，而邻班的孩子们都下课了，经过我们教室，他们迅速发现门后关着一个人，我的双脚戳在门底下呢。
“嘻嘻，这里怎么有一个人？”
“像个呆小（方言，傻子）戳在这儿呢。”
“呆小，是个呆小。”
门口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呆小！呆小！呆小！”他们一起起哄。
我勾着头，站在黑影里，门缝里影影绰绰的都是人。我甚至不敢伸手托一下快把脖子勒断的书包。心里唯一的盼望是，老师不要在人这么多的时候打开门放我出去，这样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谁是那个“呆小”。
而通常这是奢望，沈老师会非常乐意在围观的孩子们面前打开门，把我揪出来再度示众。那时候我妈妈常常给我剪一个前额齐眉、后面齐耳的短发，她手艺比较对付，而且为了方便，她会给剪得非常短，于是我看起来就颇有几分呆相。
沈老师会说：“她看起来像不像个阿巴（方言，哑巴）？”
孩子们一阵哄笑：“阿巴、阿巴、阿巴……”
即使在35年后，我回忆起那个刹那，依然如沸水浇头。内心的屈辱比勒进脖子的布条更为疼痛，屈辱是一种终身不愈的创伤，如大麻风一样永远长在额头上。即使已经永久离开了那个小镇，走在人群中也没有人看得到这无形的伤口，我自己却知道，它永远在那里，流着浓稠的液体。
“她就是一班的那个阿巴。”在操场上，也会有人老远指着我说。
“是阿巴还是呆小？”
“都是吧？呆小不都是不会讲话的吗？”
他们会跟在我后面起哄：“阿巴！阿巴！阿巴！”
我扭头喊骂：“你才是阿巴！”
“咦，这个阿巴会讲话呀！”他们立即换口号，“呆小！呆小！呆小！”
沈老师似乎非常憎恨下课后在操场玩耍这个行为。
在她来看，学生就必须规规矩矩坐在桌子后面，下课了也要像木偶一样坐在原座位，不能乱说乱动。今天想来，她可能憎恨的是一切具有与生而来的活力的人和事，而我又是一个天然非常活泼的小孩，所以会成为她最喜欢打击扼杀的目标。
有一次放学了，我和邻班的几个小姑娘在跳皮筋。
皮筋是绿色的，是我攒了好久的硬币，刚刚买的一条透明的、绿色的皮筋，足有四五米长。
忽然听到她在挺远的地方叫我的名字，我吓得愣在当场。
她叫我过去。
我一下就知道，她可能要没收我的皮筋。于是我赶紧拽起地上的皮筋，拿出小刀开始割，边割边拽，是想在她走过来之前，哪怕割下一段先给邻班同学拿走，保存一点，以后可以接上用。
她迅速走近了我们，冷笑一声：“割？割什么割？”
她一把从我手里把皮筋拽走，像拉渔网一样，拽走，全部拽走，割开了掉在地上的那多半截也全部拽走了。
我清晰地记得，已经放学了。放学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玩耍？我们并没有触犯任何一条“禁令”！
前所未有的狂暴的愤怒，让我呆呆站在原地，呆呆地盯着她。
但仅此而已。
不，没有电影里那种孩子疯狂的反击。尽管我是一个家长和邻居眼里公认的脾气暴烈的小孩，也一直被公认为胆大包天。但在一个夺去我最宝贵财产的老师面前，我能反应出来的反抗意识就是呆呆地张着嘴盯着她看。
没有。什么都没有。她拿走了我心爱的皮筋。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第一次意识到不公平，但却像一个被驯服的奴隶一样，毫无任何反抗的意识。看着她拿走了我崭新的、美丽的皮筋，我最大的反抗就是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这个细节被我在成年后多次回味，它使得我对人性的软弱充满了理解和怜悯。
你不是那个孩子，你永远不明白她有多无助、无力、无能……
反抗对身处奴隶之境的人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的。
一个受害人如果没有外援，很难摆脱困境。必须有外界的力量帮助他完成自省和觉知，否则，他无力摆脱困境。——这叫作“习得性无助”。
她的打击行为很有意思，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里讲的一样，会制定一些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企及的目标，等待你犯错，然后，她的一切惩罚都有了一个高度合理化的借口。
比如，下课玩耍是错——然而小孩的天性都是好动的，不可能控制得住。她就会从她在走廊和操场上看到的玩耍的学生中随机挑出惩罚对象。
比如，午睡没有及时醒来，在她走进教室时还在趴着睡，也是大大的忤逆，属于严打行为。
那时所有的孩子中午都要被迫午睡。
我们全体趴在桌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中午睡上一个小时。
我起初是睡不着，颠来倒去睡熟了，一梦黑甜，铃声已响。而一个五岁的孩子，真睡熟了，往往是把她抬走卖了也不会醒，何况铃声。我的同学呢，也大约是不喜欢我，很少有人会在铃声响起时推醒我。
正在睡梦深处，忽然有人叫我名字。
声音并不大。
有人在睡梦中轻轻叫你的名字，你的名字……
我全身骤然一个激灵，大夏天如被冰水淋透，睁开眼睛，恐惧地发现周围一片死寂。而沈老师就站在我课桌边上，嘴角焊死了一样地，噙着一缕笑。
没有及时醒来，老师上课了还在打瞌睡的孩子，要接受“清醒”的惩罚。
站在自己座位上罚站，同时，举起一只手，竹子尾梢一样，笔直笔直地伸向天空。
沈老师开始讲课了，她手里捏着一根教鞭，在讲台上转悠，在过道里转悠，一旦看到谁的胳膊微微下垂，哪怕是弯下来一点点，啪！教鞭抽上去。
一分钟，三分钟，十分钟……
十分钟后，举手——这个平时非常轻松的举动，就成为一种极其可怕的酷刑。
你的胳膊和肩膀开始颤抖，每一块相关的肌肉开始酸疼，酸疼到麻木，麻木后又变成深深的酸疼，酸疼到骨髓里去。
然而，因为对沈老师的恐惧——不，不是怕教鞭抽——而是你就是怕她，怕到你举着手，酸疼得想死，想有人来一刀剁掉你的胳膊，你却仍然不敢放下手。
你最后只剩下唯一的念头：想死，想地球爆炸，想被人用枪突突掉，但是你却不敢放下手。
这一刻，沈老师就是我的上帝，我的神。我愿意拿出全部生命，取悦于她，让她饶恕我，允许我放下胳膊。
后来我长大后每每回忆起这些场景，我完全理解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美国会立法接纳每一个战俘为战斗英雄，并且允许他们在被俘后吐露情报，认定这是合理的。在一种绝对的控制下，在一个人对你的身体拥有绝对支配的权力时，肉体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无尽恐怖，让绝大多数人都会很快崩溃。
如果“罪行”超过“上课了还在睡觉”，上升到“上课说话”“不做作业”这样的“顶级罪行”——沈老师的刑罚也会升到顶级。
颇有创意的刑罚。
我还记得，学校虽然离我家近，但却是小镇上比较差的一所学校。校园由一所古庙改建而成，桌椅更是简陋拼凑的，小朋友所使用的桌子，都是空心的，只有一个桌面，桌面底下两根横档——之所以要描写这么仔细，是因为只有两根横档的桌子，会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刑具”。
沈老师会把最“十恶不赦”的“罪犯”塞到桌子里去——不，不是全部塞进去，是把他的两条腿塞进桌子，然后从他屁股底下把凳子抽走。可怜的“罪犯”必须竭尽全力收缩腹肌，双手扒着桌面，才能保持重心平衡，不至于整个人朝后倒下去，而一旦倒下去，桌子必定会砸在那人的腿上和身上。
只消几分钟，“罪犯”就全身打着哆嗦，汗如雨下，脸憋得通红甚至发紫，双手挣扎着扒拉桌面，试图保持住身体平衡。不只是腹肌，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挣扎以保持身体前倾，不会破坏微弱的平衡而倒下。
从来没有人支撑超过十分钟。
最后的结局都是，“罪犯”绝望地痉挛着，上身绷不住了朝后倒，一屁股摔倒在地，连带桌子一起翻倒，桌子砸在腿上或肚子上。
说实话，我没有被塞过桌肚。也许是因为我出于绝对的恐惧，从来没敢在课上说小话或不做作业。
可是作为战战兢兢站在一边，目睹了全过程的孩子，“受刑人”的痛苦和恐怖，我感同身受。35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被罚的同学双手在桌面上抓挠，指甲发出的刺啦声，通红的脸和眼睛里憋出的眼泪。很多年之后，我看了一部叫《火烧圆明园》的电影，里面有一个顾命大臣被用黄表纸活活闷死的镜头，那抓挠、蜷曲的绝望手指，顿时让我想起那些在课桌上绝望挣扎的小手。
沈老师还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她带着一根针来到课上。一根大号的、过去缝纫棉被用的针。有小孩的手指那么长。
针的尾部拴着一根长长的粗棉线。
阳光从她头顶的明瓦照射下来，针尖闪光。
她举着针，在教室里走动着，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我讲课时，如果有人在底下说话，我就用这——根——针，把他的嘴——缝上。”展示结束，她郑重地把那根针插在教室正中的一根木头柱子里，长长的棉线挂在上面。
四五十个，接近60个小孩，一片死寂，甚至连呼吸声都停止了。
今天想来，这只是一番可笑的威胁，但是，对一群刚刚六七岁和我这种刚刚五岁的小孩来说，它就是真的。
地狱是真的吗？对宗教信徒来说，地狱是真的。心碎是真的吗？对一个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心碎就是真的。而“活活地把你的嘴缝上”——这在一个小孩心里，就是真的。
我在沈老师班上一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这根针的威胁之下。
许多成年人会用自己认为“无关紧要”的玩笑话去戏弄小孩，逼得孩子哭笑不得，甚至以把他们弄到哭为乐。最常见的就是“妈妈不要你了”“这个东西不给你了，我要抢走”“把你卖给人贩子，让你再也见不到妈妈”，最终无一不是以孩子哇哇大哭而告终，我要说，这是成年人一种极其卑劣、极其无知的行为。
在成人的世界里，这是玩笑。在孩子的世界里，这是真实的恐怖。
他们幼小，还不足以分辨玩笑和现实，他们的智力要到12岁后才能逐渐区分这些，他们面临的恐惧和痛苦是真实的，为什么成年人要以把一个孩子的小世界摧毁崩塌为乐？是因为成人自己弱智到没有能力和孩子有效互动吗，还是因为他们心理容器如此狭小，承担不了一个欢乐、活泼、怒放的生命，孩子身上流动的鲜活的能量映照出了他们心中的死一样的绝望？
我独自用了整个青春期消化沈老师给我的一年创伤。毫无疑问，这样的创伤可能会伴随终生。一个老师在孩子的世界里是一个神祇，他拥有激活和毁灭一个孩子心灵的力量，而社会和家庭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我整个一年级，惊惶不安，焦虑无比。
我的书包因为多次被塞砖头，很快就裂开了，带子也断了。妈妈抱怨我不爱惜东西，尤其是在书包里扒拉出砖头渣时，妈妈痛骂我毁东西。她却从来没有问过，我的书包里为什么会有砖头。
沈老师也没有给我们任何人留下严重的外伤。
到我上高中时，有一次在饭桌上，一家人边吃饭边闲聊，父母回忆起了那个我们家曾经短暂住过的小镇，说起了我的学校，我忽然间说出了整个往事。
他们目瞪口呆地听着。即使他们平时很不耐烦听我说学校里的事，整个故事中可怕的残酷，也让他们停住了筷子。
并没有哭，我甚至是带着笑的，偶尔声音会高几下，我把针、砖头、课桌挨个讲了一遍。我住嘴之后好一会儿，妈妈才不安地开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我火了：“拜托，我那时才五岁！五岁的孩子当时懂什么呀？我才五岁你们就送我去上一年级！”
妈妈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你说的这个沈莹，我是认识的。”
那个小镇很小，基本上人人都互相认识。
“我还认识她妈妈呢，”我妈妈说，“她妈妈以前和我同事过，是个老职工了，人很凶的，‘运动’起来是一把干将，为人比较毒。”
“十年动荡的时候，她因为树敌太多，后期被揪出来斗了，啊呀，她当时被人打得很惨很惨的。”
“怎么很惨？”
“哎呀，就是当时流行的那些折磨人的手段，她可能都挨了。什么上老虎凳，坐飞机，挂牌游街，被人揪住头发打得满脸是血呢。”妈妈平淡地说，站起来盛了一碗汤，“别哭了，喝汤喝汤，唉，你也真是的，回来也不告诉我们，不告诉我们。唉。”
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回味这个消息。
在我学习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知识后，我推算沈莹老师的年龄。她成为我的老师时，大约20岁，刚刚80年代初，她的青春期和童年，想来就是在一种被恶意虐待的环境中度过。无论是她的母亲本身的为人，还是大环境的氛围，都足以让她的心灵扭曲。当她对一群更弱者拥有了绝对权力时，她生命中经历的所有黑暗都通过恶行在恣意宣泄吧。被她凌虐过的学生，又有多少如被丧尸咬过一样，终身都带着黑暗和暴力的因子呢？
而这样的病人，又有多少依然在校园和课堂之上，重复着这样的轮回呢？
校园无声。宛若寂静岭。
老师会霸凌学生吗？
实际上，在一个人握有对一群人的巨大权力又没有足够的监督机制时，就有可能催化出极端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是讲“天地君亲师”的，现代应试教育下，家庭和社会对老师的赋权仍然很大，老师在很大空间里能够握有塑造或摧毁一个孩子身心灵的力量，却往往缺乏监督和制约。
在欧美国家，老师的职业操守有极其详细的职业规范和培训，并在教学中落实到每个细微之处。
美国学校里没有班主任之说，中学生们也是学分制，学生并不会固定在一个班级，而是各自抱着书本去寻找自己要上的课。上一节和你一起上课的学生，不见得下一节课还和你一起，也不会有一个跟随你三年之久的班主任。这种形式的不利之处在于，老师可能无法真正了解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有利之处则在于，老师未被授予国王般的权力，也就无法对孩子们进行国王般的统治。
前不久，美国刚刚发生了一起学生投诉教师案。一个数学老师多次在课堂上霸凌她的学生，用了“你这么笨”“你蠢得像猪一样”“你要是不在，我们班的平均分数就提高了”诸如此类的侮辱话语，学生决定反击，用录音笔偷偷录下了这位数学老师连续几周上课时对自己的羞辱。
在学校召开的听证会上，学生播放了录音。
原本认为只是学生和老师之间出现小纠纷的听证会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一脸轻松的数学老师在听到录音时也神色骤变，最后流着眼泪离开了。因为就算她自己，也意识到，光是录音中所证实的部分，就已经足以使她永久失去教师资格，也会失去退休金。原本只是课堂上的随口刻薄，却变成了葬送她的职业生涯的铁证。这个学生机智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捍卫自己的权利。
更多时候，无论中外，绝大多数孩子在面对来自老师的霸凌时，都不知所措，更绝少和家长诉说，只能独自面对，无论消化得了还是消化不了。按照人群中心理异常人数的比例，只要有1%的老师心理异常，对整个教师队伍来说，也是很大的数字，因为这就意味着每年至少有百名以上的学生要面对这些老师。如果老师自己的心理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出现“烂苹果效应
”。学校中如果没有投诉问题老师、及时反应处理的机制，烂掉的“苹果”将不可胜数，而这些身心受创的孩子，离开校园后，可能要用一生去消化这些创伤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