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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我得到一本书，书名为《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此书是一个名叫瓦莱
的神父由拉丁语翻译成法语的，参照的是修士让·马比荣
的版本（巴黎苏尔斯修道院出版社，一八四二年）。书中附注的历史资料甚少，不过声称是忠实地脱胎于十四世纪的一份手稿，这手稿则是十七世纪一位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梅尔克修道院发现的，这对于圣本笃会的历史研究卓有贡献。这一学术上的trouvaille
（按时间顺序这是我的第三个发现）令我喜出望外。当时，我正在布拉格等待我的一位密友。六天后，苏联军队侵入那座不幸的城市。我好不容易抵达奥地利的边境城市林茨，从那里前往维也纳，跟我所等待的人会合，并与他一起沿多瑙河溯流而上。
我读着梅尔克的阿德索讲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如临其境，着迷而兴奋；我沉醉其中，几乎是一气呵成把它翻译成意大利语，用了好几本约索夫·吉尔贝Papeterie
出品的大开本笔记本，那种笔记本用柔软的鹅毛笔书写特别惬意。就这样，在翻译此书期间，我们来到梅尔克附近。那座数个世纪几经修缮的异常漂亮的修道院仍屹立在一处河湾的山冈上。也许读者已经猜到了，在修道院的藏书馆里，我没有找到阿德索手稿的任何踪迹。
那是一个悲剧性的夜晚。在抵达萨尔茨堡之前，在蒙德湖畔的一个小旅馆里，与我结伴同行的人突然消失不见，并带走了瓦莱的那个译本。我与那人搭伴的旅行也就此中断。我并非觉得他有恶意，而是不明白他结束我们关系的方式为什么那么蹊跷和abrupto
。这样，我就仅剩下自己亲手翻译的笔记本译稿，以及一颗无比惆怅的心。
几个月后，在巴黎，我决心把考证该书的研究进行到底。幸而，从法译本摘下来的不多的信息中，有关故事出处的参考资料及书目倒特别详细而准确：
Vetera analecta
，或称《古代著作和各类小册子汇编》，包括诗歌、书信、公文、碑文等；另外，有让·马比荣的一些旅德笔记，以及一些批注和学术论文（马比荣是圣本笃会和圣毛罗修士会的司祭和修士）；还有介绍马比荣修士生平的书和某些小册子的新版本，其中有关于献给杰出的红衣主教博纳的《圣餐使用的未发酵和发酵面包的论述》。此外，还有西班牙主教埃尔德丰索有关同样论题的手册，以及罗马的埃乌塞比奥写给法国泰奥菲洛的关于《对不知名圣人的崇拜》的书信（经国王特许，于一七二一年由巴黎雷维斯科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位于米歇尔大桥附近）。
我很快就在圣热纳维耶芙藏书馆找到了《古书集锦》。不过，令我十分惊诧的是，我找到的这个版本有两处细节与资料记载不符：首先是出版社不符，应该是蒙塔朗出版社，ad Ripam P.P. Augustinianorum（prope Pontem S.Michaelis）
；其次是日期不符，晚了两年。毋庸赘言，这些轶事显然丝毫没有涉及阿德索，或者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手稿——相反，谁都可以验证，这只不过是一部中篇和短篇故事集，其中有数百页是瓦莱神父翻译的。我求教了几位研究中世纪的著名学者，如尊贵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艾蒂安·吉尔松
。显然，我在圣热纳维耶芙藏书馆里见到的《古书集锦》是个孤本。在屹立于帕西近郊的苏尔斯修道院的一次短暂逗留，以及与朋友阿尼·莱尼斯特修士的一番谈话，使我深信从来没有什么瓦莱神父用修道院的印刷机（再说当时并不存在）印行过什么书籍。看来，法国学者在提供参考资料的时候是疏忽大意了。不过，这件个案也太超乎常理，着实令人悲观，我开始怀疑所获得的书是一本假托之作。如今，瓦莱的译本是难以寻觅了（因为某种原因，至少我是不敢去找那个把我的书拿走的人，把书再要回来）。剩下的只有我的笔记，如今对那些笔记我也要打问号了。
人的躯体疲惫不堪，或精神极度兴奋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魔幻般梦魇的时刻，会在幻觉中见到过去曾经相识的人（en me retraçant ces détails，j'en suis à me demander s'ils sont réels，ou bien si je les ai rêvés
）。后来，我从有关比夸神父的那本可爱的小书
中得知，在幻觉中还可能会见到未写的书。
若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新情况，对于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故事究竟从何而来，我将会在这里提出疑问。后来，打消我疑问的是我的一个发现。一九七〇年的一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里安特大街（离声名显赫的“探戈庭院”不远）的一家小旧书店里，我在书架上好奇地翻寻时，无意间看到了米洛·汤斯华写的一本名为《观镜下棋》的小书，那是卡斯蒂利亚
的版本。《观镜下棋》一书，我已经在我的《〈启示录〉及其附录》一书中征引过（是间接引用），同时还评论了作者最新的著作《〈启示录〉的兜售者》。这本《观镜下棋》是如今业已难寻原著的格鲁吉亚语的译本（第比利斯，一九三四年），而就在书中我颇感意外地读到了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丰富的引证，不过其原始资料并不是出自马比荣编注瓦莱翻译的版本，而是出自一位名叫阿塔纳斯·珂雪
的神父的著作（然而是他的哪本著作呢）。后来，有一位学者（不便提名）向我保证说（他对书的目录倒背如流），这位伟大的耶稣会教友从未提及梅尔克的阿德索修士。可是米洛·汤斯华的《观镜下棋》就呈现在我眼前，并且它所涉及的情节与瓦莱所译书中绝对相同（尤其是对于迷宫的描述令人确信无疑）。不管后来贝尼亚尼诺·普拉齐多
如何写这事，瓦莱神父确实存在过。那么，梅尔克的阿德索当然也不例外。
我得出的结论是，阿德索的回忆似乎如实反映了他所经历的事件的真相：那些事件隐含着许多奥秘，作者的来历神秘莫测；慎言的阿德索对于他所留宿的那座修道院的方位，虽然执意缄默，但可以推测是庞坡萨和孔克之间的一个不确定的地带，按照合理的推测，修道院很可能是矗立在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法国之间的亚平宁山脉的山脊上（似乎是在雷利奇
和图尔比亚
之间）。至于所描述的事件，应该是发生在一三二七年十一月末，可作者写此书的时间却不能肯定。我们可以推算一下，他说自己在一三二七年是个见习僧，当他提笔写回忆录时行将就木，那么手稿可能是在十四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年之间完成的。
这位德国僧侣十四世纪末写成的拉丁语手稿于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后，由瓦莱神父译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出版，我从法译本译成意大利语。几经思索，能说服我将这样一本原作难寻的译著付梓的理由甚少。
首先，采用什么文体定稿呢？我得摒弃参照当时的意大利文体的想法，那样是绝对不行的：不仅仅是因为阿德索是用拉丁语写的，而且从法译本的行文来看，很显然，他的文化（或者说那种对他有影响的修道院的文化）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年代。很明显，这是好几百年的知识和习俗的积淀，它们与中世纪后期的拉丁语传统相关联。阿德索像是一位未曾受到通俗拉丁语冲击的僧侣。他接受的是基督教初期教会领袖的经典书籍所传授的思想，这与他所叙述的藏书馆珍藏的书籍密切相连。从他使用的语言和书中的旁征博引来看，他所讲述的故事（除了十四世纪的参考资料，以及阿德索自己也无比困惑地记录下来的那些往往是道听途说的事情之外）很可能在十二或十三世纪就已经有了。
另外，瓦莱在把阿德索的拉丁语翻译成人们称之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时，随意引进了不少并非中世纪时期的东西，这不仅仅表现在文体上。比如，书中人物有时候谈论到药草的性能，明显是因袭了那本被认作献给大阿尔伯特
的秘密之书，那本书在几世纪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无数次的修改和重写。阿德索肯定知道这本书，事实上，他从中引用的几段，无论是帕拉切尔苏的药方，还是肯定是都铎时代的阿尔伯特的一个版本的明显修改，几乎与原文一字不差。另一方面，后来我查证到，瓦莱翻译（？）阿德索的手稿时，巴黎当时正流传着《大阿尔伯特》和《小阿尔伯特》
十八世纪的版本。
最后，我在翻译时保留了瓦莱神父本人认为不宜翻译的拉丁语片断。也许他是为了保留当时的语言氛围，但他又没有确切的理由，除非他有表明手稿出处的意图。也许是我误解了。我删除了不必要的段落，不过还保留了一些。我担心自己会像拙劣的作家那样，在刻画一个法国人物时，竟然让他说出：“parbleu！”“la femme，ah！La femme！”
总而言之，我疑虑重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有勇气下决心出版，就好像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手稿是真实的资料。这么说吧：这是挚爱之举，或者是使我自己摆脱诸多旧时顽念的一种方式。
我翻译时并没有考虑现实。在我发现瓦莱神父的译本的那个年代，人们都深信写作只需着眼于现实，写作是为了改变世界。相隔十年、二十年之后，如今，写作是文人（回归到文人最高的尊严）的慰藉，他们可以纯粹因钟情于写作而写作。这样，现在我感到自己可以自由地讲述，可以单纯出于对精妙绝伦的品位的追求而翻译梅尔克的阿德索的故事。当我发现他的故事背景在时间上是那么遥不可及（如今我苏醒过来，理智地发觉，沉睡中的所有梦魇已荡然无存）时，我更感到宽松和欣慰。这样，它与我们的时代毫无关联，也与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自信毫不相干。
因为它是有关书籍的故事，而不是日常生活的琐事，阅读它可以引导我们进入角色，像大模仿家坎普滕的托马斯
那样扮演角色：“In omnibus requiem quaesivi，et nusquam inveni nisi in angulo cum libro.”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