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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伯克利

在我接受下一阶段教育,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有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事实上,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去伯克利的路上。随着火车穿过大平原及山间沙漠,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开阔。我被景色的清澈、简单与开阔所吸引。虽然当时并不了解,但我现在明白,那些辽阔的自然景观满足了我内心深处的生理需求。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座城市(这座理想的宇宙之城)使我想要歌唱,而那些迷人的乡村、多彩的民俗却没让我有这种冲动。尽管这听来可能奇怪,但我不仅更加振奋,而且比起在小镇或乡村,我在城市生活得反而更安心了。

我最终在伯克利发现了人文地理学的知性魅力,这是我原本在牛津所期望却一直没有发现的。卡尔·索尔(Carl Sauer,1887—1975)于1923年成立了伯克利大学地理系,即便在将要退休时,他依然是地理发展的明灯。在研讨会上,他鼓励研究生思考“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上所扮演的角色”。索尔对于人类的管理工作持悲观态度,在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中,他看到了更多权力的滥用而非妙用。因此他很少夸赞城市,也很少提及,只是在文化地理课上对其有所批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热爱简单的民族,热爱他们的文化和习俗,以及他们养护地球的方式。

我发现自己十分好奇。我十分钦佩索尔广博的才智,但无法完全理解他对于民族的热爱以及浪漫的自然观,即便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过着城市人的高级生活。我在写给他的学期论文里,以记忆中的旧金山为例,对城市大加赞美,并且表明了对城市进步的信心。换句话说,我在二十一岁,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有意违背了这位大人物的观点和价值观。我的职业生涯因此结束了吗?并非如此,索尔给了我一个A,毫无疑问,他被我的勇敢所打动,他鼓励学生变得勇敢。

第三件事发生于我在伯克利学习期间,但不是源自地理系,甚至也不是源于这所大学,而是来自整个社会。我研究生学习的尾声(1951—1957),恰逢美国民权运动初期。即使作为孩子,我也反对强权统治世界的观念。当我在悉尼克兰布鲁克学校最早与基督教不期而遇时,仅仅因为它说是爱而非强力使得斗转星移,便吸引了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每一个理想的年轻人一样,我完全拥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但与同龄人不同,即使在充满关怀的社会里,我也始终敏锐地意识到依旧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能对过去的不公平,或是现如今因生物学和出身缘故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起到什么作用?我现在意识到,作为人文主义者,自己的问题是把个体看得太重,而轻视了群体。对我来讲,毫无疑问,个体的才能和机遇差异很大。 i5tSUQ3/405zkoEu9UCspXvOJgttmtdp7+wmayW3UM5dMpwH76Xkqsbh1mJXHK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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