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伯克利

在我接受下一阶段教育，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有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事实上，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去伯克利的路上。随着火车穿过大平原及山间沙漠，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开阔。我被景色的清澈、简单与开阔所吸引。虽然当时并不了解，但我现在明白，那些辽阔的自然景观满足了我内心深处的生理需求。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座城市（这座理想的宇宙之城）使我想要歌唱，而那些迷人的乡村、多彩的民俗却没让我有这种冲动。尽管这听来可能奇怪，但我不仅更加振奋，而且比起在小镇或乡村，我在城市生活得反而更安心了。

我最终在伯克利发现了人文地理学的知性魅力，这是我原本在牛津所期望却一直没有发现的。卡尔·索尔（Carl Sauer，1887—1975）于1923年成立了伯克利大学地理系，即便在将要退休时，他依然是地理发展的明灯。在研讨会上，他鼓励研究生思考“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上所扮演的角色”。索尔对于人类的管理工作持悲观态度，在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中，他看到了更多权力的滥用而非妙用。因此他很少夸赞城市，也很少提及，只是在文化地理课上对其有所批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热爱简单的民族，热爱他们的文化和习俗，以及他们养护地球的方式。

我发现自己十分好奇。我十分钦佩索尔广博的才智，但无法完全理解他对于民族的热爱以及浪漫的自然观，即便仅仅是因为他自己过着城市人的高级生活。我在写给他的学期论文里，以记忆中的旧金山为例，对城市大加赞美，并且表明了对城市进步的信心。换句话说，我在二十一岁，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有意违背了这位大人物的观点和价值观。我的职业生涯因此结束了吗？并非如此，索尔给了我一个A，毫无疑问，他被我的勇敢所打动，他鼓励学生变得勇敢。

第三件事发生于我在伯克利学习期间，但不是源自地理系，甚至也不是源于这所大学，而是来自整个社会。我研究生学习的尾声（1951—1957），恰逢美国民权运动初期。即使作为孩子，我也反对强权统治世界的观念。当我在悉尼克兰布鲁克学校最早与基督教不期而遇时，仅仅因为它说是爱而非强力使得斗转星移，便吸引了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每一个理想的年轻人一样，我完全拥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但与同龄人不同，即使在充满关怀的社会里，我也始终敏锐地意识到依旧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能对过去的不公平，或是现如今因生物学和出身缘故而产生的不平等现象起到什么作用？我现在意识到，作为人文主义者，自己的问题是把个体看得太重，而轻视了群体。对我来讲，毫无疑问，个体的才能和机遇差异很大。 udo2fPnbqOG6OfG2gn8uDr86QGZcouZr30AAbG0mLLzsEqi+nuPF5AEwj3xYeD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