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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牛津大学怎么样？”牛津大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比起它带给我的启发，更多的是让我有机会能在一个静美的环境中学习和思考。正如英国人所说，去牛津必须要确定一个专业或“就读某个学科”。我选择的是地理学，鉴于我是名浪漫的哲学爱好者，这个选择或许令人匪夷所思。但十六岁的我知道，哲学虽极具吸引力，但太抽象了。我不想在我临终时只拥有疑惑和不确定。我需要经验事实的保障，我觉得没有任何研究领域比地理学更接地气、更务实。因为自始至终，该学科的研究核心一直都是这个问题——人们在哪里生存以及为什么人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生存。我将以与民生有关的经济元素为研究起点，然后转到非经济领域的欲望与渴求，进而研究人类作为个体及在共同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不幸的是，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牛津大学的人文地理学相当无趣。我强迫自己尽可能学习，并运用在克兰布鲁克学校掌握的地理知识来学习无聊的课程。同时，牛津并不要求学生上课，也不要求学生参加考试，学生只需参加三年后的毕业考试，它鼓励学生们广泛阅读，上各种学科的公开课。最重要的是，学生在各种小型聚会上彻夜交谈。不知不觉，我获得了全面的人文教育，虽然不太正规。
我在牛津的那几年（1948—1951），牛津正经历宗教复兴。然而就此事而言，“宗教复兴”与“宗教”这两个词颇令人误解。如今他们呼吁，要坚持原教旨主义精神，主张逐字阅读《圣经》，笃信福音主义推崇的家庭价值观。那时牛津的宗教复兴完全在另一个层面——虔诚且学术。我们不仅从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1874—1936）、刘易斯（C. S. Lewis，1888—1965）和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等基督教作家那里获取灵感，还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等非宗教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得到启发。我们的问题并不新鲜。比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自杀很荒谬吗？会有来世吗？除了平淡的刻板印象，生命还能被如何想象？人类的善如何彰显？在确保团队合作和生存的需要之外，善还有什么重要作用吗？也许在最后，我们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如何过好仅有的一生？”正如那些认真的年轻人所问的一样。
在美国的学校里，并不开设有关解决此类问题的课程。中学没有哲学课，大学和学院才有，但通常是一些哲学思想概论，或是另一个极端——哲学的高技术课题。美国的公立学校禁止开设宗教课程，但对以下的宗教习俗考察除外：玉米舞、祖先崇拜、逾越节、圣礼餐等。因此，宗教演变为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并且毫无超然的迹象，即超出习俗的道德或超出生物社会的人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