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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牛津

“那牛津大学怎么样?”牛津大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比起它带给我的启发,更多的是让我有机会能在一个静美的环境中学习和思考。正如英国人所说,去牛津必须要确定一个专业或“就读某个学科”。我选择的是地理学,鉴于我是名浪漫的哲学爱好者,这个选择或许令人匪夷所思。但十六岁的我知道,哲学虽极具吸引力,但太抽象了。我不想在我临终时只拥有疑惑和不确定。我需要经验事实的保障,我觉得没有任何研究领域比地理学更接地气、更务实。因为自始至终,该学科的研究核心一直都是这个问题——人们在哪里生存以及为什么人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生存。我将以与民生有关的经济元素为研究起点,然后转到非经济领域的欲望与渴求,进而研究人类作为个体及在共同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不幸的是,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牛津大学的人文地理学相当无趣。我强迫自己尽可能学习,并运用在克兰布鲁克学校掌握的地理知识来学习无聊的课程。同时,牛津并不要求学生上课,也不要求学生参加考试,学生只需参加三年后的毕业考试,它鼓励学生们广泛阅读,上各种学科的公开课。最重要的是,学生在各种小型聚会上彻夜交谈。不知不觉,我获得了全面的人文教育,虽然不太正规。

我在牛津的那几年(1948—1951),牛津正经历宗教复兴。然而就此事而言,“宗教复兴”与“宗教”这两个词颇令人误解。如今他们呼吁,要坚持原教旨主义精神,主张逐字阅读《圣经》,笃信福音主义推崇的家庭价值观。那时牛津的宗教复兴完全在另一个层面——虔诚且学术。我们不仅从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1874—1936)、刘易斯(C. S. Lewis,1888—1965)和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等基督教作家那里获取灵感,还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等非宗教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得到启发。我们的问题并不新鲜。比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自杀很荒谬吗?会有来世吗?除了平淡的刻板印象,生命还能被如何想象?人类的善如何彰显?在确保团队合作和生存的需要之外,善还有什么重要作用吗?也许在最后,我们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如何过好仅有的一生?”正如那些认真的年轻人所问的一样。

在美国的学校里,并不开设有关解决此类问题的课程。中学没有哲学课,大学和学院才有,但通常是一些哲学思想概论,或是另一个极端——哲学的高技术课题。美国的公立学校禁止开设宗教课程,但对以下的宗教习俗考察除外:玉米舞、祖先崇拜、逾越节、圣礼餐等。因此,宗教演变为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并且毫无超然的迹象,即超出习俗的道德或超出生物社会的人类生活。 vbGMUF9AtUwLpv501Mw9PHaJFfIVFRvK6tPwsAxzlEgs9VAM24XeItzEd8mujY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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